现代性与大屠杀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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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作者简介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26- ）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他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同时也在柏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阐释学与社会科学》（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1991）、《后现代性其不满》（1997）、《全球化：人类后果》（1998）。
原文摘录
在盲人谷，独眼人就是国王。在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世界里，非理性的冒险家就是独裁者。 如米格拉姆所说，只有当你得到了一个权威…它自由地行动，除了受害者的抗议之外不用抵抗任何压力，这样你才会对权威有最纯粹的回应。当然在真实生活当中，你被混合很多相互抵偿的对抗性压力当中。米格拉姆肯定想用“真实生活”来指代处于民主社会当中且外在于总体制度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生活。从米格拉姆整套实验中得出的一个最突出结论就是，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纳粹必须首先消除了政治多元主义的残余才着手实施像大屠杀这样的计划，在这之中普通人预料之中的做出不道德与无人性行径的倾向已经肯定被计算为必需的也是可得到的一一资源当中。在苏联，也只有当已经根除了社会自治的残余以及对它有影响的政治多元主义之后，才迫不及待地开始系统地消灭系统中真正公认的敌人。除非多元主义已经在全球社会的范围内被消灭，否则带有犯意图、需要确保其成员在实施明显不道德的行动时具有持之不懈地服从意识的组织，就得去建造密不透风的人为障碍，将其成员与各色标准、观点所带来的“软化”影响隔绝开来。而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书评
这本来是一篇作业，现在也就直接复制粘贴，带着浓厚的学院风，而且写得也不咋样，不过自认虽然啰嗦了一点，对文章的思路梳理地还是挺清楚的，大家且凑合着看呗。
鲍曼以严谨的笔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文明，就其内在的机制而言，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潜能，所谓大屠杀，便是这种潜能的一次展示。鲍曼所提及的，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对于道德的压制，这不仅有大屠杀作为例证，更有米格拉姆的实验作为证据，我们实在无法否认。还有所谓现代防卫体系，的确如鲍曼所说，把所有暴力手段都集中到了国家的手中。所以，这种可怕的潜能是一个事实，哪怕我们一生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潜能的存在。鲍曼的反思直接抵达了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本质，并且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本质。关于思想层面的现代性，我们早就破除了对它的迷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科学的万能和完美社会的构想，对于理性我们也早已走出了崇拜的状态。但是，对于制度层面的现代性，我们还没有从迷信中走出来，事实上它还处在上升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力量深信不疑。所谓现代的制度，不过是针对前现代的制度而言，这种制度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财富，但绝不代表它是完美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便是祛除这种制度迷信中重要的一步，他向我们指出，现代性的制度也有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一旦爆发将具有更加悲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上讲，鲍曼可以被列入那些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他扩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的视线从现代性之中解放出来，就像启蒙思想家把我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一样。
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考察了现代性的诸多要素在犹太人大屠杀之中的作用，并以此来反思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隐患。我在前几日读完该书，深有感慨，在此且对书的内容做一个梳理，并和各位交流一下我的感受。
《现代性与大屠杀》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导论为第一部分，对以往研究大屠杀的视角提出质疑，并且提出自己对于大屠杀和现代性的理解。第二部分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对大屠杀各个环节之中现代性所起作用的具体分析。第三部分则是第六、七章，分析大屠杀所揭示的现代社会机制的隐患——对道德的压制，作者还借此指出了传统社会学之道德学说的缺陷，他试图重建道德理论。至于第八章，可以算作后论，它和文章主体论述的关系已经不大。 第一部分 在《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之中，鲍曼首先对以往的大屠杀研究做出了批评。他认为这些研究不外是两种方法，要么把大屠杀看作仅仅和犹太人相关，看作反犹主义的集中爆发；要么是把大屠杀看作人类罪恶秉性的一次发作，是偏离了文明的结果。而这两种做法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免除了现代性的责任，免除了大多数人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因此失去了严肃思考现代性的机会。社会学研究尤其如此，它遵循着社会学的固有模式，对大屠杀的研究迟迟不能深入，这种模式的思想是：“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鲍曼认为这更多地是出于社会学的预设，而不是根据事实。事实上，对于大屠杀的研究，充分暴露了传统社会学的缺陷，鲍曼也要借此契机，为社会学引进一些革命性的观念。 鲍曼认为，大屠杀不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相反，它们的关系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大屠杀，正是对现代社会潜在可能性的一种检验。因此，他极力批判那种“病因学神话”，即认为所有的过错都是“不够文明”，之前对于大屠杀的解释也是这种神话的表现。实际上，正是所谓的“文明”让大屠杀成为了区别于人类历史众多屠杀的独一无二的现象。鲍曼首先举官僚体系，他认为纳粹的计划之所以从“清洗”、“放逐”犹太人转变为“灭绝”犹太人，是官僚体系一步步推动的结果。选择肉体消灭是官僚体系的理性面对环境变化所采取的选择。而官僚体制，正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我们所称为“文明”的东西。接下来，鲍曼分析大屠杀中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产生的社会原因，这和现代性也是紧密相连的，具体内容后面还有详述。总之，文明化进程存在这具有破坏潜能的一面，这种潜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性化的趋势带来了道德的缄默，从而失去了限制恶行的力量，而大屠杀便是这种潜能爆发的体现。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具体论述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关系，在这里，大屠杀被分成三个有机的部分：纳粹种族灭绝的观念、灭绝的现代实施方法以及受害者的合作，鲍曼分别论述了现代性在这三个部分里所扮演的角色。
种族灭绝观念的产生 首先是现代性在纳粹种族灭绝观念形成之中的作用，也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鲍曼认为现代性内在于形成这个观念的几个重要元素之中，它们是种族主义、科学的实践、完美社会的计划以及现代实施方法。 关于种族主义，这里的种族主义指的是专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在叙述种族主义观念之前，鲍曼花了近一章的篇幅来论述“犹太人”概念在欧洲的变迁，一方面这里的种族主义就是针对犹太人而言的，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渊源很深，概念的变化很复杂。鲍曼所着重强调的一点是犹太人的“粘性”，或者说是“犹太人”概念的不协调性。这种“粘性”来自犹太人大迁徙所具有的历史时间的绝对跨度，他们很早就进入欧洲，但分布很零散，且难以融入欧洲社会，这就形成了一种“内部的外人”观念。另一方面，犹太教是基督教的发源之处，但犹太人却不信仰基督，甚至侮辱基督教，这又是精神世界里“内部的外人”。所以，欧洲人感觉犹太人这个概念具有不协调性，他把几种本应该分离的含义集中与一身，这种不协调性使所有想要“划分界限”的力量失败，它是一种威胁秩序的形象。不过，在前现代它还没有冲击到欧洲人的世界，因为当时的国家是各个部分相互分离的，犹太人被顺利地隔离在固定的区域。 在现代性上升的过程中，犹太人概念的不协调性增加了现代的层面，这就形成了一种更强大的“元不协调性”。犹太人在这一过程中从事商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本是贵族的仆人，现在地位上升，混淆了等级的界限。另外，犹太人信仰自由主义，但他们处在国家和社会的虚空之中，想要获取公民权必须依靠国家强权，这又造成了自由和强权的混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无民族的民族”，他们势力分散，处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空白带上。以上都是犹太人概念在现代化过程之中获取的不协调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协调在现代社会之中真正成为问题。由于本身的这种“粘性”，犹太人成为一个“三棱镜”群体，即不同的人对于他们有差异巨大的认识，随着现代化展开，国家和社会的中心化，这些认识被汇合到一处，从而造成了认知的失调。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就有一种强烈的想要划分界限的冲动，但是犹太人不能公然被隔离，现代国家拒绝把隔离合法化，并且，犹太人在通过现代生活和信仰的转变迅速转化为欧洲人。欧洲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界限，这是种族主义一大来源。另一方面，犹太人由于和资本的密切联系被卷入到前现代和现代的冲突之中，反现代主义的力量被导向犹太人，他们一度成为资本主义的化身。对于旧社会之中被现代性压制者而言，犹太人被认为是现代破坏前现代的中心。前现代虽然之后被现代镇压，但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以对犹太人的焦虑保存了下来。因此，反犹主义还带有一层前现代和现代对抗的色彩，这又是种族主义诞生的一大动力。 但是，如上所述，犹太人的“元不协调性”让划分界限的努力十分困难，新的界限必须超越教化潜力的界限，到达自然规律的层面。所谓种族主义应运而生，它的哲学本质是：“人就是他行动之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根据这套哲学，犹太人被认为天性是低劣的，一条界限在犹太人和欧洲人之间划分开来。在种族主义形成的这个过程之中，现代性增加了犹太人的“粘性”，也加深了欧洲人对于犹太人的焦虑，它让种族主义成为一种需要。另一方面，反犹太的种族主义和反现代情绪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它被选来作为后者表达自身的载体，这又说明种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派生物，现代性让种族主义成为可能。所以，鲍曼总结道：“种族主义是在前现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现代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武器”。 种族主义之外，催生灭绝计划的还有纳粹完美社会的设计，即所谓“千年德意志帝国”。在这一设计之中，“种族血统”是关键环节，它要求保证种族的健康和血统的纯正。响应这些要求，科学家们认为可以“通过系统选择并消灭不健康因素以促进健康血统的传播”来“改善我们后人的体质”，这样一种信念以及方法被纳粹运用到实践之中，他们创建了很多“安乐死所”，处理那些对于种族健康不利的“无价值生命”。出于人们的反对，“安乐死所”很快被撤销，不过他们随后继续得到了使用——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同样被认为是“无价值的人”，因为他们是一个反种族的群体，他们不仅腐蚀特定民族的认同，还侵蚀其自身的种族秩序。在清洗犹太人的观念里，种族主义、医学实践、完美社会的计划走到了一起，种族主义和医学作为理论的支撑，医学实践作为方法和手段，完美社会作为最终目标。种族主义我们已经谈过，它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医学实践和完美社会的计划同样如此，他们有比种族主义更鲜明的现代性，他们内在于现代性的世界观之中。科学不用多说，它认为人类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现在不过是把视角转向人类社会，在清洗犹太人中，它发展到了这最终的一步。而所谓完美计划，它是人类对于社会的理性、积极的管理态度到达极致的表现。这里的医学实践和完美计划，都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内容走向极端的情况。 种族主义、科学和完美社会计划，这几个要素所具有的深刻的现代性，使得“反犹主义的灭绝计划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但是，“种族主义即使和现代思想的技术倾向结合起来，也不足以完成大屠杀这个壮举”，它还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个时候还只有一种模糊的观念，即要把犹太人从德国驱逐出去，肉体消灭犹太人作为一种选择还没有浮出水面，即使是驱逐，具体怎么驱逐出去，犹太人如何集中，如何运输，驱逐到什么地方，这些都没有落实。只有等到官僚体系开始运转，驱逐计划才一步步发展到肉体消灭。也就是说，虽然清洗的观念一开始产生于种族主义、科学和完美社会计划，但灭绝犹太人作为一个计划，还是由官僚体系来逐渐完善的，所以，灭绝计划在具体操作上和现代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第四章得到了详细的阐述。
灭绝的现代实施方法 第四章以探讨大屠杀与前现代屠杀相比的独特性开始。鲍曼认为，大屠杀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现代烙印，它缺少自生自发性、具有理性的设计、作为一个完美计划的因素，“就像按现代方式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大屠杀使它的前现代等价物黯然失色”。事实上，大屠杀还有另外一种独特性，就是对于现代世界的独特性，产生大屠杀的各种要素都在现代性之中，但是它们的结合是偶然的，这就造成了大屠杀相对于现代其它事件的独特性。鲍曼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精神最一致、最无拘无束的体现，它没有受到社会多元化的限制。但是，大屠杀除了这种独特性，还有它的常态性，即促成大屠杀的因素中有一些是现代性最基本的东西，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在这些具有常态性的构成因素之中，鲍曼围绕着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在下文展开论述。这种行为模式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劳动等级与功能划分和官僚体系对象的非人化，这两种特性合力，拉开了执行者和对象的心理和身体距离，使手段和目的的道德评价脱节，让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最终让对象成为一个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量度。所以，这种行为模式包含了种族灭绝所需的所有技术要素，并且，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之中的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技能，也在于它的不足。这种体系本身对于道德的压制让大屠杀顺利避过了执行者本身的道德谴责，让它成为屠杀的高效工具。事实上，鲍曼认为，“大屠杀在观念与实施之间的空白被官僚体系填满，它以自己的形象造成了大屠杀”。 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一体系对道德的践踏，现代性本身并没有阻止恶行的工具。官僚体系自不必说，它无法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而所谓现代防卫体系，只是表面看起来和平，这种表面和平的代价是所有暴力手段集中于国家，一旦国家偏离正规，民众根本无力抵抗。被寄予厚望的科学也无法阻止暴行，它是道德中立的，一定程度上是反道德的，它在大屠杀之中甚至还充当了帮凶的角色。此外，旁观者们的冷漠证明“文明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与集体屠杀令人惊异的和平与协调共处的能力”。所以，最后的结论是，“（现代）文明无法保证他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真正能限制这种暴行的东西在现代性之外，那就是社会的多元化，它可以有效防止政治国家的过度膨胀，纳粹之所以顺利执行了种族灭绝，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国家之外其他力量的缺乏，这让现代性得以发挥自己全部的可怕潜能。面对现代性的这种潜能，鲍曼不禁反问道，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限制暴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社会多元化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为灭绝计划效劳的机构今天仍在运转而鲜有改变，是道德盲目发生的原因，今天更加强化。在这里，他表达了对现代社会深深的忧虑。
受害者的理性 大屠杀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环节便是受害者的反应，如果受害者们奋起抵抗，那种族屠杀就不成其为屠杀，可能会演变成德国和犹太人的武装暴力冲突。但事实是，犹太人没有抵抗，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在配合着屠杀的行动，情况为何如此，鲍曼给出了答案：理性。官僚体系利用了犹太人的理性，通过精心的、一环套一环的设计，犹太人的理性被导向自我灭绝。犹太人的理性成为了官僚体系可资利用的资源，大大减少了屠杀工作所需的消耗。鲍曼给我们还原了官僚体系这一精心的设计，也展示了所谓理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计划首先从封锁受害者开始，这是进一步行动的基础。官僚机构实现了完全的专门化，即专门针对犹太人；反犹主义的宣传把犹太人从公众心目之中驱逐出去；在法律上精确定义犹太人。在这些措施之下，犹太人被彻底孤立，完全在纳粹机构的支配之下，这是官僚机构得以利用犹太人理性的重要条件。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信息不透明，犹太人不知道纳粹正在实行的是一个种族灭绝的计划，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相信自己获得解救的可能，这为理性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此外，在每一个阶段，纳粹都给了犹太人选择的机会，而不是直接的硬性规定，这给理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在这三个前提之上，犹太人的理性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首先，纳粹政府规定具有特殊贡献的犹太人可以获得赦免，犹太人便纷纷托关系以图得到解救，很多犹太人确实得到了解救，于是犹太人趋之若鹜。这种做法的另一面是，承认获得解救的特权，也就等于承认了屠杀犹太人这一总体计划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在随后逐渐增强。并且，为了获得赦免，每一个犹太人或者群体都坚持自身的独特性，这极大削弱了犹太人的团结，大规模的反抗被消融于无形之中。 其次，作为犹太人中的社会精英，纳粹并没有消灭他们，而是把他们任命为所在地区犹太人的领导人，即所谓委员会，他们在当地享有很大的权力，不过处于纳粹的完全控制之下。这一个群体一开始同意犹太人区的计划，让犹太人顺利被隔离；他们组织犹太人给德国军队做工；他们负责管理屠杀的准备工作；他们最终也走向毁灭。这些行为皆是出于理性，接受犹太人区是为了逃离充满敌意的环境和犹太人自我管理；为军队做工是为了希求纳粹的怜悯；准备屠杀是因为纳粹“否则杀死所有人”的威胁。但是他们的理性成为了纳粹利用的工具，他们也成了屠杀同胞的帮凶。 最后，纳粹还充分动用每个人自我保全的理性。纳粹通过减少食物供给和高频的屠杀，制造了犹太人区里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让犹太人经常面对这样的极端挑战：“要么死，要么让别人死”，在这种挑战之中理性内在的道德冷漠被推向了极致。而这种理性，同样为纳粹的屠杀提供了便利。 回头再看整个过程，犹太人的每一步莫不是出于理性，但为什么最后却把自己导向了灭亡？因为主导着他们的是一个非理性的力量，在一个非理性的环境之下，理性注定将是失败的。鲍曼指出，行动者之理性和行动之理性，二者需要一致才能导出好的结果，而二者的一致取决于行动的场景，场景取决于当时的规则和资源，而这两者均不为行动所控制。在大屠杀的例子之中，就是官僚机构完全控制了规则和资源，最终让行动者的理性变成荒谬。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是现代官僚充分利用对象之理性的范例，如果不是因为禁忌，它完全可以进入管理学的教科书。所以，不光是官僚体系本身存在着缺陷，在现代性的理性话语之下，官僚体系和对象的互动模式同样是危险的，在大屠杀之中，管理体系和受害者的理性全都成为了纳粹的工具，受害者根本无力抵抗如此强大的理性机器，最终走向毁灭。 以上完成了对大屠杀各个环节的分析，种族灭绝的观念、现代的实施方法、受害者的理性，这些因素莫不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所以，大屠杀和现代性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现代性的观念和制度体系，大屠杀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屠杀的规模也不会到达如此程度，更不会是以如此高效的方式来完成。大屠杀不是对现代性的一次偏离，它的基本元素内在于现代性之中，它是现代性所具有的可怕潜能的一次彻底的展示。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则是对大屠杀之中一些现代性因素的反思。大屠杀的现代实施方法这个方面给鲍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和我们今天也有极大的联系，他的分析反思也主要在于这里。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鲍曼也在反思社会学这个学科，分析它在研究大屠杀之中暴露的问题，他也想借此机会来某一个方面重建社会学理论。在第六章，鲍曼通过对米格拉姆实验的分析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残酷与一定社会互动模式的关系比与个性的关联更大”。也就是说，现代性的体制，这里主要指官僚体系，它的组织本身的结构，促进了人类残酷的释放，并且造成了实际的悲剧后果。人类的邪恶天性是一个“沉睡者”，而现代性的体制安排则唤醒了这个“沉睡者”，并且成为它作恶的有力工具。这种体制最大的缺陷，在鲍曼看来，就是对道德的压制，他在这里结合米格拉姆的实验对这一现象有详细的分析，涉及到很多地社会学术语和方法，这里不再展开。 接下来的第七章关注的同样是这个问题，即社会体制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鲍曼批判了传统社会学把道德看作社会衍生物的观点，这种学说在解释大屠杀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大屠杀说明了道德外在于社会体制的可能。鲍曼因此认为，社会化的进程不在于生产道德能力，而在于操纵道德能力，道德的起源不应该在社会中寻找，而应该在社交之中寻找。他从列维纳斯的观点出发，认为道德来自对他人无条件的责任（这种责任来自与他人的接近）它的产生是前社会的，它内在于主体关系的基本结构之中。而作为社会机制，压制道德的手段便是拉大距离，包括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这正是大屠杀之中官僚体系所做的事情。大屠杀完成的条件在于弱化基本的道德驱力，它达成这一条件的方法有：利用行动中介和精细的劳动分工增加执行者和受害者的距离，使技术道德化，利用专家的权威来拉大与受害者的心理距离。这些便是官僚机构顺利实行大屠杀的秘诀，而这些东西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理性趋势之中，它们现在仍存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说，他仍然具有可怕的潜能。这就是鲍曼通过对大屠杀的详细分析想要给我们揭示的现代性的另一面。至于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种可怕的潜能，鲍曼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法，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是一个学者在书桌前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全人类在实践之中的努力，鲍曼所做的在于，向我们警示现代性这种可能的威胁，让我们不致于偏离方向。
评述及感想 在评述鲍曼这本书之前，首先需要厘清书中“现代性”这一概念，它在书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居于全书思想体系的核心。鲍曼并没有直接阐明自己的现代性观念，这可能说明他使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个观念在鲍曼那里具体内容究竟指什么，可以通过本书的内容进行回溯。首先，这个现代性具有思想的层面，关于这种思想的论述是贯穿在全书之中的。在第二部分论述种族灭绝观念的产生，鲍曼便提及了现代性在思想层面的内容。纳粹的医学实践展示出人类认识一切、改造一切的精神，完美的社会计划体现出人类对自身社会积极的管理态度。在论及大屠杀的现代实施方法时，鲍曼强调这个体系高效、理性的精神。而在论述受害者的合作时，鲍曼一直在提及理性。所以这里的现代性，指的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指人类摆脱自然本能的控制而自己管理自己，其向外扩张，便是人类自主管理社会直至人类管理和控制大自然。其次，这里的现代性还有制度的层面，它指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是在理性的原则之下组织起来的，但它自诞生之后对现代性所产生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关于社会组织形态，鲍曼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官僚体系。从开始到最后，鲍曼不断地在强调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他还详细分析了这种体系的特点和缺陷。除了官僚体系之外现代性在制度层面当然还有其他的内容，比如说现代经济体制，但是鲍曼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多的关注。 或许因为鲍曼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对现代性的制度层面更加关注，他认为在整个大屠杀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现代的实施方法，他对现代实施方法的主体——官僚体系进行了剖析，他不断提醒我们这些制度因素还停留在我们身边。不过总体来说，鲍曼这里所说的现代性是一种广义上的现代性，包含了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只不过他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偏重在制度层面。 搞清楚了所谓“现代性”，我们就可以开始评述鲍曼对于大屠杀和现代性的分析。不得不说，从现代性的角度来分析大屠杀，探讨现代性和大屠杀的联系，这是全书原创性最大的来源。正如鲍曼所说，之前的研究把大屠杀看作是一次对文明的偏离，现代文明和大屠杀本质上没有关系，但是鲍曼意识到，大屠杀和现代性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是如此。这种敏锐的意识让鲍曼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大屠杀和现代性相互联系的观念。不过，仅仅是这样一种观念还不够，这种观念前人已经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的阐发，观念需要被扩展成一个体系。现代性和大屠杀的联系究竟在于什么地方，支持这种联系的证据又是什么，总体来说现代性对于大屠杀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问题都是这个体系所要面对的。应该说，鲍曼出色完成了建构体系的任务，他把大屠杀分为三个环节，分析现代性在各个环节中发挥的作用，得出现代性在大屠杀中所应负的责任。重要的是，对于现代性在大屠杀各个环节之中的角色，鲍曼的解读非常透彻，并且有相当扎实的论据支持，这些论据，如鲍曼在前言之中所说，很大一部分来自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鲍曼用了很长的事件来研究专业学者们的成果，这让他的几乎每一个论点都有充足的证据支持。 不过，就我个人观点来说，鲍曼的论证之中还是有一些令人不满的成分，比如说他在论及种族灭绝观念的诞生时。他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犹太人”概念在欧洲的变迁，在论述过程之中他非常多地使用了隐喻的手法：把犹太人看作“粘性”物质，看作边界和秩序的威胁者，不断的强调犹太人概念的“不协调性”。鲍曼想要表达的是，犹太人的这种“粘性”、“不协调性”让人们有一种想要强烈的划分界限的冲动，这是种族主义的一大来源。他想表明，现代性上升的过程让犹太人的“粘性”逐渐增加，这是种族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但是，这种论证的方法太过抽象，真正的说服力其实也有限，读者很难在“粘性”和种族主义之间建立起联系，也无法对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即使这里探讨的是一种思想的变迁，我也觉得隐喻并不是好的论证方法，犹太人和种族主义之间，需要某种更为实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很遗憾，鲍曼没有给出。但是，所谓种族灭绝的观念，它的产生是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而且还是停留在观念层面，没有明确的计划，计划真正展开和实行还要等到官僚体系的加入。从这个程度上来说，种族灭绝的观念在整个大屠杀的全景之中并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所以，鲍曼在这里的一点模糊的论证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体系的力量。作为一个体系来讲，鲍曼的现代性和大屠杀理论是非常细致和严谨的，也是非常具有启发和警醒作用的。 鲍曼以严谨的笔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文明，就其内在的机制而言，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潜能，所谓大屠杀，便是这种潜能的一次展示。鲍曼所提及的，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对于道德的压制，这不仅有大屠杀作为例证，更有米格拉姆的实验作为证据，我们实在无法否认。还有所谓现代防卫体系，的确如鲍曼所说，把所有暴力手段都集中到了国家的手中。所以，这种可怕的潜能是一个事实，哪怕我们一生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潜能的存在。鲍曼的反思直接抵达了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本质，并且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本质。关于思想层面的现代性，我们早就破除了对它的迷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科学的万能和完美社会的构想，对于理性我们也早已走出了崇拜的状态。但是，对于制度层面的现代性，我们还没有从迷信中走出来，事实上它还处在上升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力量深信不疑。所谓现代的制度，不过是针对前现代的制度而言，这种制度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财富，但绝不代表它是完美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便是祛除这种制度迷信中重要的一步，他向我们指出，现代性的制度也有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一旦爆发将具有更加悲剧的后果。从这个角度上讲，鲍曼可以被列入那些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他扩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的视线从现代性之中解放出来，就像启蒙思想家把我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一样。 至于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种可怕的潜能，鲍曼在书中已经指出，社会多元主义是防止这种潜能爆发最可靠的限制力量，民主、自治、文化多元、经济力量，这些都是社会多元主义的内容。如此说来，我们也不必悲观，因为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