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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國哲學家、教育家，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如果說皮爾士創立了實用主義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實用主義的真理觀，那麼，杜威則建造了實用主義的理論大廈。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學、藝術、宗教倫理、政治、教育、社會學、歷史學和經濟學諸方面，使實用主義成為美國特有的文化現象。

約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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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859年10月20日
逝世	1952年6月1日
國籍	美國
別名	John Dewey
職業	哲學家，教育家
知名於	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

目錄

1、 人物生平

2 、個人思想

3、 主要著作

4、 人物影響

人物生平

約翰·杜威在1859年10月20日出生，這一年也是英國進化論的提倡者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發表其《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巨著的一年。杜威誕生在一個中產社會階級的雜貨商家中。他的家鄉在新英格蘭的維蒙特州的伯林頓（Burlington）。這個地方向來習於自治，崇尚自由，篤信民主制度，這些可以說是新英格蘭殖民區的傳統精神。

杜威小的時候有點害羞，並不是很聰明的小孩，不過他很喜歡看書。他在中學畢業之後，就進入當地的維蒙特大學就讀。大學的時候，杜威修過希臘文、拉丁文、解析幾何及微積分，大三開始涉獵自然科學的課程，大四時，他才更廣泛地接觸到人類智能的領域。

1879年，杜威畢業於佛蒙特大學，開始了他一直想要從事的教

職工作，並且繼續研讀哲學史。

1882年，杜威首次發表論文，這三篇論文被刊登在全國唯一哲學學術論文的雜誌上，對他自己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鼓舞。 1884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884-1888，1890-1894年在美國密歇根大學，1889年在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哲學。

1894-1904年在芝加哥大學任哲學系、心理學系和教育系主任，1902-1904年還兼任該校教育學院院長。

1904-1930年，他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教職。還擔任過美國心理學聯合會、美國哲學協會、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1896年他創立一所實驗中學作為他教育理論的實驗基地，並任該校校長。反對傳統的灌輸和機械訓練的教育方法，主張從實踐中學習。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口號。其教育理論強調個人的發展、對外界事物的理解以及通過實驗獲得知識，影響很大。杜威曾經到世界許多地方演講，宣揚他的想法，他曾經到過中國、印度訪問，因此他的思想也影響着美國以外的地區。杜威六個孩子中最聰穎的老三後來不幸因病夭折，對他和太太的打擊很大。

1894年，杜威跟他妻子創立了實驗小學，後因歸併的問題，遂辭職離去。之後他到了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19年，他曾經先後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廣州等地講學，他還去了蘇聯、土耳其、南非及墨西哥等地。

杜威在87歲時再婚，直到93歲（1952年）因肺炎去世。

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教職，是杜威的教學生涯中最長的一段時期，其間由於接觸外籍學生的緣故，使他將教育的思想也能影響到世界其它各地。尾野教授是一位日本的留美學生，曾受教於杜威，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回日本，擔任東京帝大教授，促成了一九一八年杜威在日本東京帝大的講學。

杜威的東遊是個很好的契機，於是中國有五個學術團體聯名請他。當時雖是北洋政府統治，但是民間學術社團與外國人交往卻無任何限制。五個教育團體請他到北京、上海、南京和其它幾個城市講演，他也接受了。發起這件事的是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杜威的及門弟子，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知行學會等五個團體。 4月底，胡適專程從北京到上海去歡迎杜威夫婦。杜威夫婦是在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的。

1919年，杜威曾先後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廣州等地講學，由胡適先生等人擔任講學的翻譯，把民主與科學的思想直接播種在中國。杜威夫婦原來打算過了夏天就回美國，後來他們變更了計劃，決定在中國留一整年。這是由於五四運動大大地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他們要看一個究竟。哥倫比亞大學准予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後，假期又延長到兩年。所以，他在中國的時間總共是兩年又兩個月，就是從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

當杜威離開北京，起程歸國的時候，胡適寫了一篇《杜威先生在中國》的短文，為之送行，登在《東方雜誌》和《民國日報·覺悟》上。他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我們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

個人思想

杜威的著作，顯現了一個事實，即他是一位致力於寫作的學人，他在維蒙特大學求學的時候，就顯示出是一個專心致志的好學生，但他不擅於口才，文筆亦不精闢，並不是一位善用文思表達意見的人，他的作品是不容易立即被理解的。

杜威在哲學見解上，早期雖然承襲了黑格爾的部分思想，但是由於生物學及生物學上的進化理論，對他早期思想的一番衝擊，在他一篇《從絕對主義（Absolutism）到實驗主義》的論文中，已經剖析地敘述了他思想改變的來龍去脈，說明他何以捨棄了十九世紀德國黑格爾派的絕對主義。在杜威的哲學思想中，他並不贊成觀念完全是一個固定不變的靜態的說法；觀念自身並不是絕對的，杜威把觀念視之為一可易的、動態的、具有工具性的指導效能，而使吾人更能適應外在的環境。

跟傳統的經驗論相比，杜威對「經驗」一字的涵義之解釋亦有不同，顯見杜威所謂經驗，並不完全像一般經驗主義者所強調的「純粹是指個人的認知」。從杜威的觀點，經驗的內涵，除了認知的意義以外，尚有其它的性質在內，諸如吾人感受到的喜悅、苦痛、作為等。經驗是個表現在環境中，對某一情境的整體反應；故杜威在經驗的解釋上，拋棄了一般哲學家之誤認經驗是認知的形式。就如同我們送一個至親好友離國遠行，我們對此一情境的經驗感受，不僅僅止於認知到好友的遠行，我們的經驗里，還包括了諸多的感受與情愫，以及送行過程中的種種行為；這些經驗特質，不為一般哲學家注意。杜威的經驗的涵義，因為附上了生物與環境的彩色，故其立論至為顯著而特殊。

對「經驗」的概念加以辨識，是了解杜威哲學理論的一個必經門路。照杜威的看法，經驗是一個單一、動態、而為完整的有機整體。經驗並不是可以割裂的，經驗是相關的，不僅與產生經驗的情境相關，而且，經驗自身就是一個綿延不絕的發展歷程。經驗在發生的先後順序上是相關的，不僅是相關，而且是繼續不斷地成長。這種經驗的涵義，乃是因為杜威認為個體是存在於環境之中，是對環境加以作為（Doing）；而環境對於個體所加之作為，定會有所反應，此一反應，杜威稱之為「施為」（Undergoing）。人類在改造環境，或者主動地適應環境時，如築堤開渠，人類不僅對環境有所作為，同時環境對人類亦提供了可耕之田，或增加了收穫等，這就是環境對吾人的一種施為。此種作為與施為之間的交互活動，就是吾人經驗所由產生的來源。

經驗不只是縱橫相關，綿延發展，而且經驗自身是有機性的。經驗是具有擴張性、生長性、相關性與預測性的。吾人對「水」的經驗，是隨着吾人接觸水的各種情境而不同。水的概念，是從與水的各種交互行動中得知，這些交互行動，有的是直接的參與其中，有的是直接的獲得，這說明了經驗的變動性。

杜威的經驗涵義，不完全是從哲學的觀點來給予界定；他也把生物學的涵義，摻入在經驗里。從生物與環境的交互行動中，提示吾人：經驗應該是多元性的，即產生經驗的情境、內容、關係，都是來自生活。是個人經驗生活的一個單元。其次，杜威把他工具哲學（Instrumentalism）的知識論看法，也帶給經驗一種新的理論，即經驗是工具性的。經驗自身並不就是價值的所在；經驗之可貴，乃在於能夠替吾人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從生活的本質上，來增進人類的生活經驗，提供人類更進一步、更有效的與自然直接交往的憑藉。

「歷程」（Process）也是杜威哲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從生物的演變來看，個體是在一個發展的歷程中，自發展本身來看，生物個體之發展就是它自身的目的。歷程是發展的各個階段之延續性的結合。生物自身發展以外，似乎是不應該再給它加上一個外在的目的。因為，由於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的交互活動，經驗與生長的發展，是不可能預立一個固定目的的。
杜威討論到：傳統上一般人說到一個名辭，往在誤認名辭自身是固定的，殊不知從一個變動的歷程上來看，實際上名辭是一種活動的過程。例如：「健康」並不是一個靜態的、固定的名辭，而是具有發展與變動成分的名辭。要健康，就得從事各種的活動：健康檢查，熟讀有關健康的書籍，培養健康有關的各種習慣，實踐各種健康的活動，攝取營養的食物，選購食物等等，這些都是活動，是一個歷程，不只是一個靜止的、認知的健康名詞而已。它實際上是串連成一個發展的歷程，吾人對健康的認知與理解，實應掌握其動的歷程或各種活動，才更能落實而具體。

杜威以經驗與歷程作為他哲學思想的兩個基本的概念，他對於知識的看法，自然就落在工具主義的解釋上。他不贊成傳統上對知識的「旁觀論」（The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的說法；也就是說，他不認為吾人之獲取知識在於知識本身完全是客觀性的外界存在物，從而誤認知識可以脫離認知者；知識如果從這種「旁觀論」的觀點而論，就好像是置身於認知者之外，而知識本身是絕對地客觀存在着；這種說法完全忽視了認知者與知識之關係的建立，罔視知識與認知者之間產生的相互作為。

若以生物的立場來說明知識之所由來，則更能貼切於真正的事實。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衝突、疑慮、不安、不確定的情境。個體設身處地於這樣的一個情境，自然有待於認知來袪除不安、疑慮、衝突，而欲使該一情境趨向於確定與和諧。這就是個體認知的所由來，及探究之所以產生。是故，知識僅是解決這些疑慮問題的一種工具而已。因而知識之發生，必定是個體對某一情境所引起的疑惑所使然，或者從實際的、偶然的作為中產生。若以邏輯過程而獲得的知識來說，杜威以為是有幾個步驟的。

知識──從邏輯思維過程而來的──是首先來自一個不確定的情境。個體內心能夠感覺出一種迫待解答的困惑，心情緊張，亟欲知曉實際的情形。從困難情境的感受上，個體亟欲確定出此一困難的情境為何，以便釐清與該一困難問題不相連的各項事務，如此才能確立一個可資解釋的假設來。根據此一假設，再擬訂一個可能的解決途徑，從此一可能的解決途徑，決定可以採取的方法或步驟。最後試驗這些方法或步驟之可行性及其預期的結果。

知識雖然是此一邏輯運思的預期結果，但不是運思探究的終極目的，也並不是說，在獲得知識之後，探究就完全終止了。知識的工具效能，就在於顯露知識是以後再獲取進一步知識的一種工具。是故，知識是不能看成為一個預先建立的絕對真理，因為知識是個體與環境的情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不同的情境會產生出不同的結果。因此，知識僅能作為一種參考，無法完全套在任何一種情境之內。所以，不論是在知識這一範疇之下的觀念、規則、規範等，只能作為有限的、條件的確定，而不能視作是一成不變解決問題的固定方式。

主要著作

《哲學之改造》、《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或譯為《民本主義與教育》）、《自由與文化》、《我的教育信條》、《教育哲學》、《明日之學校》、《兒童與教材》、《追求確定性》（The Quest for Certainty，1929）、《心理學》、《批判的理論學理論》、《學校與社會》、《經驗和自然》、《經驗和教育》、《自由和文化》、《人類的問題》。

人物影響

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發生過重大影響。民國時期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適、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蔣夢麟等均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曾是杜威的學生。他反對傳統的灌輸和機械訓練、強調從實踐中學習的教育主張，對蔡元培、晏陽初以至毛澤東等都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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