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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我的父親竇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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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我的父親竇興雲》中國當代作家竇傳真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紀念我的父親竇興雲

我祖籍山東省高青縣。祖上幾代為自由職業,書香門第,家業殷實。父親竇興雲,1919年出生,自幼酷愛讀書,什麼書都看,如饑似渴,讀起來往往進入忘我境界,還經常鬧出笑話,有一次竟直掉進井裡。還有一次正在讀書,內急了居然尿到盛吃食的家什里而渾然不知。

1936年,父親考入山東齊魯大學,因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學生運動而被校方開除。後,他投奔宋哲元部隊,三個月後考入黃埔軍校西安分校,畢業後入高樹勛部新八軍任見習迫擊炮排長,三個月後升任連長。他文化功底深厚,軍事理論紮實,不怕吃苦,指揮有方,得到高樹勛的關注和賞識,把他調到身邊,戎馬倥傯,轉戰於抗日戰場。從隨從參謀、副官直至中校副官。高對他十分敬重,以先生相稱,遇事誠意傾聽意見。

內戰暴發後,高部由焦作調往石家莊作戰。高是愛國將領,反對內戰,並與共產黨方面有一定接觸。在調往石家莊途中,父親出於大義,大膽向高建議調轉槍口,起義投誠。高終於下定決心,於1945年10月30日在邯鄲市馬頭鎮通電全國,宣布起義。劉伯承、鄧小平及黨中央、毛主席高度讚揚,給起義部隊番號為「民主建國軍」,任命高樹勛為平漢線總指揮,並批准高為中共黨員。

1946年10月,父親與高部其他幾位高級幹部被派往延安軍政大學學習。10月30日,延安召開邯鄲起義一周年大會,會後舉行宴會,父親被安排在毛主席身邊就座,並受到劉少奇、朱德等人接見。周恩來親自找父親談話,父親詳細匯報了自己的經歷,並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周指示延安交際處處長金誠做父親入黨的介紹人,並讓父親學習結束後留延安解放軍總參工作。但學習還未結束,胡宗南部於1947年3月即大舉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前,周又親自安排,父親暫回高身邊工作。不久晉察冀地方炮製了所謂「6.14民建軍暴動案」,扣押軍官審查,目的是要搞倒高樹勛。父親成了重點審查對象,他向高寫了一封長信,書信轉到中央調查組,但此案直至1982年才徹底平反。受此影響,父親於1948年2月被調到華北軍大任炮兵教官。期間,他多次找薄一波反映自己的組織問題和「民建軍」善後問題,均無果。後來父親調到山西省軍區第二幹校任教員,1956年轉業到晉南專區水利局任局長。但還未離開部隊,他又被誣陷為特務,投入監獄接受審查,結果沒查出任何問題,但被降為幹部最低一級,於1957年下放垣曲縣水利局。當時,水利局沒有一個技術人員,連個會看水平儀的人也沒有,父親自薦充任技術員,他一邊看書,一邊到左家灣、趙寨、絳道溝、後河、圢坂及沇東沇西灌區等各個水利工地實地考察,完成了工程測量等任務。隨着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1959年他又被下放到左家灣看守水庫,1962年再次被下放到同善公社觀坡大隊勞動。

我母親於1960年到縣百貨公司託兒所工作,受父親牽連,在1962年「六二壓」中遣送到觀坡。我於1960年10月到縣人民醫院工作,也在母親之後「回」到觀坡。

父親坐監獄時得了肺結核,因未能得到及時治療,肺部留有空洞及肺氣腫。他也從未做過農活,一切從頭開始。剛到垣曲那幾年,他在工作之餘,把縣圖書館和一中二中圖書館翻了個遍,所有藏書都看過了,與縣圖書館的館長成了很好的朋友。落戶以後,他又成了同善中學圖書館的常客。他利用學到的知識,經常幫助指導附近各村修剪果樹。

為了維持生計,他經常到地里撿遺棄了的棉桃,摳出棉絮賣給收購站補貼家用。在河灘挖出一窩土一行地,種上豆子,對小孩們說:一苗豆五個夾,一個夾五顆豆,五五二十五顆豆。

他的行為被村裡的一些人說成是「資本主義尾巴」。一次,有人當面說他是富農思想。他說:「當富農有什麼不好?我希望全國六億農民都成為富農!」父親買了一個竹箥籮供大家使用,有人說他是腐蝕貧下中農。父親為我取名傳真,弟弟名傳理,意為傳播真理,而別人說他要傳播的是「反革命真理」!原想在這深山僻壤可以清靜一些,現在才知道這裡同樣火藥味很濃,到處都有警惕的眼光,到處都是階級鬥爭的戰場。

對於日益謊誕的形勢,父親越來越不能理解,他很痛苦,也為國家的前途命運而擔憂。他把疑慮和思考訴諸筆端,陸續寫了30餘篇文章,以他自己的認知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與建議。文革開始後,這些文章被誣為反革命言論而受到無休無止的批判。這期間,他從同善中學借到一本書,書名忘了,只記得是講太陽系銀河系什麼的,不知是書中講的他理解不了,還是他從中看到了地球人類的渺小與短暫,或者別的什麼原因,這期間,他精神失常了。一天,在一棵石榴樹下,他對人說:這石榴就是太陽,石榴籽這麼多,就是星河。這又讓造反派抓了現行:只有毛主席可以比作紅太陽,他把石榴比成太陽,就是對偉大領袖的污辱、大不敬!

終於,父親在1966年11月17日被捕,關押於垣曲監獄。在獄中,父親拒不認罪,還不斷寫申訴材料,他將「垣曲縣」寫成「冤屈縣」,將自己的名子「竇興雲」寫成「竇我冤」。1970年3月,父親被法院判為現行反革命罪。4月,判死刑,本要立即執行,並已通知我們家屬,因父親不服,並用席簽寫下12萬字的上訴書,執行死刑推遲到1970年5月6日,並於頭天再次通知家屬。當天,縣裡要先召開公開宣判大會後再槍斃。在拉出監獄時,他高喊「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他只喊擁護不喊萬歲,他一貫認為沒有誰可以萬歲。獄警殘忍地用老虎鉗敲掉他的牙齒,用毛巾勒住他的嘴,又用鐵絲把毛巾擰緊固定在脖子上。宣判大會上,他滿口的鮮血染紅了毛巾,不能說話,他喉嚨里發出憤怒的嗚嗚聲。獄警用手按他的頭,要他低下頭顱,他不,決不低頭,決不彎腰!宣判大會沒能開到底,就拉到刑場上了。

宣判大會會場在現在的縣城中心廣場,執行槍決的刑場在今垣曲中學南坡底朝陽村。

父親被槍斃的前一個月,縣裡就通知我們家屬,要我們屆時去領屍。沒人願意幫我,也沒人敢幫我。我找到村里60多歲的吳可敬大伯,他經事多,膽也正,答應幫我。那天一大早我們就出發往縣城步行。我拉着平車,同行的除吳伯外,還有兩個12歲的孩子,一個是妻舅家的,一個是村裡的一個孤兒。

那天的宣判大會,縣裡通知各公社幹部和群眾代表參加。我們走到華峰時,遇上同善公社去參加大會的幾輛大車,其中一輛車上還有幾個座位。他們都知道我是要去為父收屍,有個公社幹部說讓他們坐上吧,有人不同意,最後是吳伯一個人坐上走了。

趕到現場時,已近午後一點鐘,旁邊還有人在圍觀。吳伯用一頁爛席將父親頭部以下裹住,幫我抬到平車上,然後就到縣城他孩子家裡去了,我和兩個孩子拉着父親的屍體返回。

走到華峰與陳村中間的溝里時,天已黑定。那時,這個溝很深,兩邊的坡又陡又遠。我心裡越來越怕,當時這一帶常鬧狼災。讓倆娃在前面拉車吧,他們拉不動,讓在後而推吧,真怕突然竄出狼來叼了他們。現在都忘了,是怎麼一路摸黑走回去的。

回到村里已是半夜十二點了,我們直接將父親拉到墳頭,第二天草草埋了。

父親去了,我們的日子更難過了。我的周圍,經常有人指指戳戳,說這就是被槍斃了的反革命分子竇興雲的兒子!我現在成了名人,同善很多我不認識的人都認識我。我感到深深的屈辱和痛苦。我怕見人,出門戴個破草帽遮臉,後來在生產隊放了幾年羊,只為少見人。別人放羊每天記工12分,但只給我記8分,年底還要無端砍掉一部分。我這個被鎮壓了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弟,也是一個特定的身分,和隊裡的幾個「四類分子」一起,經常參加義務勞動,村裡的一個殘疾孤兒死了,也是由我們幾個埋葬的。一次召開全大隊社員大會,有人讓我站到碾盤上接受批鬥,省派駐隊幹部徐文達(著名書法家)、趙梅英看我還那麼年輕,就說不要站了,最後開了一個不點名的批判會。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我像很多人一樣感到悲痛,臂帶黑紗以示悼念。幾天後的9月13日我母親去世,我更加的哀痛。一天,村裡的那個人一把扯下我戴的黑紗,說你這是為反革命老婆弔孝。

我的生活像被壓在大山之下,沉重得喘不過氣來。妻子也日夜擔驚受怕,時時遭人白眼,受人欺辱。我不忍心她跟我受這樣的罪,甚至跟她提出過離婚,讓她得以解脫。

文革終於結束了。遼寧日報刊登了張志新烈士一案,全國範圍內的平反冤假錯案陸續開始。而我當時根本不敢想為父親平反的事。在村里工作組的一個成員叫楊寬森,是縣一中的教師。他對我說,你應該向上反映你父親的事。我不敢,悄悄去問了我當年在醫院的老領導師星明,他鼓勵我,說你大膽找,他們不給菜還能把籃子也擋下?他的話堅定了我的決心。回來後,白天怕人看見,晚上就着煤油燈寫申訴材料。我只有小學文化,寫這些材料讓我感到筆是那樣沉重,對往事的回憶又讓我涕淚橫流。寫好的材料我不敢從垣曲發,而是過了黃河從河南南村寄出去。村裡的幾個人耳聞後,到縣法院和幾個部門反映,說我這個反革命子弟要替父翻案,說還要批鬥我。我聽說後對妻子說,如果我被抓了,你就改嫁,他們就是殺頭我也要上訪!

197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至今記得。夢裡,我的父親只有身子沒有腦袋,筆直地站着,背後猶如一個大屏幕,屏幕上寫着兩行金色的大字,我認不得,但知道那是朝鮮字。父親只跟我說了一句話:「槍聲一響,我就到了東邊的崖上。」我一直以為,那個刑場邊的土崖在南邊,後來又去看看,問了別人,他們說那是東崖。我想,父親他靈魂不散,他沒有瞑目,我要去做我應該做的事。

1979年夏天某日,我揣着從妻舅家借的60元錢出發了,要進京上訪。到了禮元,在等火車的時候猶豫了。我自小沒出過門,這一去路上會有什麼兇險?那種心情真是難以名狀。然而,返回去嗎?就這樣一輩子抬不起頭嗎?最後一狠心,還是登車走了。在北京,我闖進最高法院,值班的副院長接待了我,她很和靄,問我有啥事上訪。我第一次見這麼大的京官,又是法官,一肚子的委屈辛酸全湧上心頭,嚎啕大哭說不出話來。她安慰我,問我帶了材料沒有,我將材料呈上,她看後給永定門接待站開了個介紹信。到了接待站,天已黑了,我在附近一家建築工地的板架上睡下過夜。後半夜有點冷,就起來漫無目的地走,不知不覺走到了天安門,再走到了人民大會堂,又往前走到新華門,發現有很多人,坐在地下,黑壓壓一大片。一問,都是上訪的,我也坐了下來。我與旁邊的一位交談,他說他姓羅,竟然是青海省委書記處的一名書記,也是來上訪的。他問我要上訪什麼,我講給他聽了,他鼓勵我說,你這事准能平反!我問為什麼?他說你父親的事完全是政治問題,不涉及經濟問題,平反應該不難。這時,走過一輛黑色轎車,車窗拉着帘子,車上發出一句濃重的四川口音:「還要繼續落實政策!」簡短而有力。就這一句,車未停下,徑直開走了。羅書記說,說話的是鄧小平!他說的很肯定,我卻被嚇了一跳,同時也更有底氣了。

在接待站,我還向全國人大提交了一份材料。又過了幾天,接到通知,讓山西的上訪人員統一乘車返晉。我們坐了滿滿的一個火車廂回到太原。在省委接待站,我通過父親的獄友、垣曲店頭人劉學周,找到省政協副主席、父親的原部隊政委王定南,他寫信介紹我去見省高法孟啟明院長。不久,全國人大彭真委員長的秘書石勇,帶一個工作組到晉南處理彭在文革中的一些事情,順帶了解處理我的上訪問題。在運城地委開會匯報時,垣曲縣主要領導稱,垣曲縣政策落實好,無人上訪。石勇組長問:垣曲竇傳真上訪你們不知道嗎?!

就這樣,在中央工作組的直接過問下,縣裡終於開始複查我父親的案子。但是,當年的案件經辦人還在台上,阻力重重,一些人的作為真叫人心寒齒冷。後來縣委副書記張作民親自審閱了全部卷宗,並予過問督促。縣法院的尚仰生、魯戎,頂着壓力,衝破重重阻礙,仗義執言,伸張正義,為我父親的平反做了大量工作。縣法院於1980年3月撤銷原判,宣告無罪,予以平反!1981年元月1日,縣委又以81年1號文件為我父親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我祖母和母親在世時期以幹部遺屬對待,每月補發6元生活補貼。我本人也恢復公職,工齡連計,回原單位工作。而當時衛生局負責人在復職文件背後寫道:「非技術人員,不予接收!」無奈,我又找到張作民書記,這才回到醫院工作。

父親獄中口供的最後一句話是:總有一天,組織會為我平反的!至此,他終於可以暝目了。

有一位縣領導,去省里開會時向省落實起義投誠人員政策辦公室匯報,說竇興雲的案子不能平反。對方說這是中央交辦的案子,你要再翻案找中央匯報去!碰了釘子,灰溜溜地回來了。以前他見我,橫鼻子豎眼,像是我欠了他多大的債,又像與我有深仇大恨似的,這以後見了我,也會說會笑了,也不提要再翻案的話了。[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