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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对同性恋的迫害及屠杀

[1]来自 搜狗 的图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同性恋者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有着比较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自由和更被接受的生活。然而，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禁止同性恋成为纳粹政党的目标之一，最终被列于大屠杀的名单内。1933年开始，同性恋组织被禁止，关于同性恋及性学的学术作品被禁止，而纳粹内部的同性恋者被杀害。

据估计，1928年德国有大约120万公开的男同性恋者，在1933年－1945年之间，大约10万男性被警方注册为同性恋者，而当中的大约5万人被定罪。当中大部分人被囚禁在普通监狱，而估计有5000到15000人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1 。目前没有清晰的数据表明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死亡，但是著名学者Ruediger Lautman估计关押在集中营的同性恋者的死亡率高达60%。监狱中的同性恋者受到逮捕者的残酷对待，也受到其他囚犯的迫害。这是同性恋者比较其他“反社会团体”更高死亡率的因素之一。

战后，很多国家没有承认同性恋者在集中营的所遭受的待遇。甚至一些已经逃脱的人被再次逮捕，并根据纳粹年间得到的证据再次被判刑。直到1980年代，政府才开始承认这段历史，并一直到2002年，德国政府才为此对同性恋社区作出道歉。2虽然这段历史仍具争议，但是欧洲议会于2005年采纳了关于对同性恋屠杀的解决方案。

目录

纳粹的崛起

大清洗

集中营

战后

纳粹的崛起

在纳粹德国以前，柏林是自由的城市，这里有很多同性恋酒吧、俱乐部和酒店，甚至有很多为同性恋提供男扮女装表演的易装酒吧。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交的时候，这里也有相当多的同性恋权利运动。

在某种程度上说，纳粹对待同性恋的态度看起来很矛盾。虽然有一些证据想抹黑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同性恋3，但是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同性恋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同性恋不能繁殖后代，以使优等民族不朽。虽然他们一方面宣传同性恋与他们理想的雅利安人不相容，但是当时纳粹德国冲锋队的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却是同性恋。纳粹德国认为同性恋德国男人也仍是优等民族一员，主要政策是通过“劳动消灭”，即将他们送进集中营来强制他们改变性取向而让他们重归主流社会。

大清洗

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德国柏林焚烧犹太人作者的书籍，性科学学院的图书馆藏书，以及其他被认为“非德国”的著作。 希特勒决定解散冲锋队时，他处死了罗姆和其他几个冲锋队的长官，以及其他几百个人。这次清洗运动就是著名的长刀之夜。处死罗姆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由于他的性取向，但是性取向被作为处死他的理由。

同年，在清洗运动后不久，一个盖世太保的特殊机构建立，用来罗织著名同性恋者的名单。1936年，海因里希·希姆莱，纳粹党卫队的首领，创立了“打击同性恋和堕胎帝国中心办公室”（Reich Central Office for the Combatting of Homosexuality and Abortion）。

希姆莱曾经是罗姆的支持者，他争辩说对罗姆的清洗是犹太人人为制造的。但是在清洗运动后，希姆莱成为镇压同性恋的活跃分子。他声称：“我们必须彻底的消灭这些人，……，同性恋必须被清除。

比利时：布伦东克堡垒 · 梅赫伦转移营

法国：居尔集中营 · 德朗西集中营

意大利：波尔查诺转移营

荷兰：阿默斯福特集中营 · 韦斯特博克转移营

挪威：法斯塔德集中营

死于大屠杀的同性恋者的人数有很多差异很大的估计数据，从最低的10000到最高的600000。1统计数据差异如此大的一个原因是，研究人员是否把同性恋犹太人、斯拉夫人统计进去。

当研究在集中营中同性恋者地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集中营在纳粹德国中所起的作用：他是把社会与法西斯国家一致化的工具。对同性恋者来说，集中营是为偏离了国家社会规范的雅利安人提供再教育的中心。这种观点认为，把同性恋者拘留到集中营对于“纠正”同性恋倾向来说是必须的，并且也可以，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释放和从新融合到社会中。

另一方面，希特勒也相信同性恋取向对个人来说是不可消灭的，所以再教育被镇压所取代。也就是说，同性恋被囚禁在集中营中，并受到极端形式的“厌恶疗法”（aversion therapy）。纳粹理论进一步把“顽固”同性恋和那些只是偶尔从事同性性行为的人区分开来。虽然阉割可能是对“顽固”同性恋者得到预期结果的方法。

然而这个理论不能说明在集中营里的同性恋者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甚至超过对待耶和华见证人、罪犯和政治犯的残忍行为。这可能由于纳粹党卫军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同性恋在纳粹社会中的低下地位。忽略同性恋的德国社会反映在集中营中：他们受到其他囚犯的蔑视，因此，同性恋者都竭力掩饰自己的身份。我们可以说明在集中营中，同性恋甚至连说话都要小心，因为这可能引起警卫和其他囚犯的怀疑和反感。

这可以解释集中营中的同性恋者比其他例如“反社会团体”都要高的死亡率。一个由Ruedigger Lautmann进行的研究表明，集中营里同性恋者的死亡率为60%，相比较的时政治犯为41%，耶和华见证人为35%。这个研究也表明，对中产和上层人群中的同性恋者，以及结了婚的和有孩子的同性恋者的生存率比战俘要稍微高一些。

妇女并没有正式被包含在纳粹的反同性恋法律中。然而，女同性恋则被认为是对家庭观念的威胁，并被标志为“反社会”。

战后

集中营中的同性恋囚犯并没有获得政府的承认。7德国对其他群体的赔偿和国家退休金被拒绝发给同性恋者，因为他们仍然被认为是罪犯。8纳粹德国的反同性恋法直到1994年才被废除。

大屠杀的同性恋幸存者可能会因为“重犯”而在此被囚禁，并被列入“性侵犯者”的名单中。在德国同盟军政府时期，一些同性恋者被要求重新服刑，不管其在集中营已经被关押了多久。

纳粹德国的反同性恋政策和他们对早期同性恋运动的迫害在当时的历史学家和教育者之间被认为是不合适的研究课题。直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才开始有主流媒体因为幸存者的回忆录开始探究这个主题。

2005年，欧洲议会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解决方案，并包括以下的内容：

“ ……2005年1月27日，是纳粹德国设立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灭绝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日。这里是共计有150万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俄罗斯人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和同性恋者被杀害的地方。但是这不仅仅是欧洲公民应该记住并谴责这段极其恐怖的时期和大屠杀惨剧的重要时刻，也是为了特别提出欧洲令人不安的反犹太主义的兴起，以及为了重新学习一个更加广阔的教训——根据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分类、政治或性取向等而迫害他人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