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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己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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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罪己诏 别名： 口谕或文书 主要用途： 帝王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 用意： 检讨自责，回揽人心 |
"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1]
渊源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 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
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代的《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等等。有位叫萧瀚的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下过罪己诏的周成王下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四份，一份是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两份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
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十一位、清朝八位。
适用范围
君臣错位
这样的"诏"主要是发现问题后自责。晋武帝时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监军奉令到扬州选美女。监军要扬州节度使杜悰，也参与其事，杜悰以"不敢预闻"，拒绝了。为此，监军告了杜悰御状，并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悟出此举不妥，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唐太宗时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因为唐太宗一直很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很不应该。接着就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唐太宗也就写了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
天灾造成灾难
像"禹、汤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时候，因为发生日食而有人弹劾三公，魏文帝则在朝批时说:不能委过于丞相，而应该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在元仁宗和顺治皇帝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了灾祸都应该我来承担，这是上天对我的谴告，我必须真心诚意让上天知道，我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对人民负责，也愿意对你们负责。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说: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政权危难之时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腼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佑，人只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功用
"罪己诏"，作为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这就是"罪己诏"的行为和功用。
使帝王头脑清醒
汉武帝在他下的"轮台罪己诏"中自责悔过("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还有选美女一事。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监军在扬州选美女，禁止老百姓婚嫁("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因为节度使杜悰拒绝参与，被监军参了一本。唐武宗得知后，想到选美可能会给老百姓造成灾难，头脑这才清醒过来，立即命令监军停止选美，用实际行动悔过。
白居易为罪己诏写诗
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
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 白居易写的《贺雨》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蒙蒙。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再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发了一道《罪己大赦诏》，诏中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据史料记载，唐德宗颁"诏"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事危抱佛脚的
中国古代帝王的"罪己"言论也属"诏"的范畴，但与布告天下的"罪己诏"，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随时都可发，范围小，不受重视;后者通常都是到了万不得己时，才"诏"的。这个"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国难之时，像宋朝徽宗赵佶、明朝崇祯朱由检等，他们的"罪己诏"都是面对亡国之难时才做出的。这里说的"罪己诏"指的是末了时的"罪己诏"，不包括重大失误后的"罪己诏"。重大失误后，反对的呼声太强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颁布一道"罪己诏"，就能得到原谅，平息众怒，重获"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