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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焘（ dào）（353~422年），字德仁，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人。南朝宋外戚大臣，武敬皇后之兄。[1]
- 年少好学，精通《三礼》。起家国子助教，迁临沂县令，转太学博士。
- 刘裕起兵后，拜右军参军、镇南参军、中军参军事，入补度支郎中、祠部尚书，袭封高陵亭侯。
- 迁通直散骑侍郎、太尉谘议参军，跟随刘裕北伐，累迁侍中。 [2]
- 南朝宋建立后，拜太常。永初三年，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于家中，时年七十。追赠左光禄大夫、散骑常侍。[3]
目录
基本信息
| 姓名 臧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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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号 字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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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 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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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职 祠部尚书 通直郎 参军 侍中 太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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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位 高陵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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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赠 左光禄大夫 散骑常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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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称 金紫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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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地 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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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时间 3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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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时间 4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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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处时代 东晋→南朝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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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成就 精通三礼 参佐军事 随军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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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以孝闻名
- 臧焘，字德仁，东莞郡莒（jǔ）县人，武敬皇后之兄。[1]
- 年少时爱好学习，精通《三礼》。贫乏穷困却能自立，操守品行为家乡邻里称道。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时期，卫将军谢安开始建立国子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荐臧焘为助教。孝武帝追尊他的庶祖母宣太后，有的议者认为宣太后当附祭配享中宗司马睿。臧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议者采纳了他的意见。
- 不久，母亲去世，辞去官职。守丧期满后，授临沂县令。刘裕树起义旗后，任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又随府转任镇南参军。
恢复礼制
- 臧焘又做为刘裕中军参军事，入朝补尚书度支郎，改而执掌祠部，承袭封爵为高陵亭侯。
- 太庙发生火灾，臧焘对著作郎徐广提出自己意见。当时学者大多赞成臧焘的意见，但最终还是没有实行。
因病离职
- 臧焘升为通直郎，任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刘裕北伐关、洛，大司马琅邪王司马德文同出征，任命臧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总揽留府之事。
- 义熙十四年，任命为侍中。
- 元熙元年，因脚病离职。
- 宋高祖刘裕受命登基，召拜臧焘为太常，虽然身为外戚显贵，然而更加自我约束，住茅屋吃蔬菜，不改变原有的习惯，所得俸禄，与亲戚共享。
- 永初三年，退职，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成为金紫光禄大夫。
- 永初三年，去世，时年七十岁。宋少帝追赠他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人物政绩
配享中宗建议
- 宣太后当附祭配享中宗，臧焘建议说：“《春秋》的义理，母亲靠儿子而尊贵，所以仲子、成风，都称焉夫人。《春秋经》上说‘焉仲子的寝庙落成举行祭礼’。如果仲子附祭于惠公之庙，那么她就不须另外建立寝庙了。前汉孝文、孝昭太后，都是依照儿子取得尊号，在陵寝祭祀，不在高祖、孝武的庙中附祭。后汉和帝的母亲叫恭怀皇后，汉安帝的祖母叫敬隐皇后，顺帝的母亲叫恭愍皇后，她们虽然并不依靠儿子取得尊号，但也是在陵寝中祭祀，不附祭于章、安二帝。这说明两漠虽然有太后、皇后的区别，但在都不附祭配享这一点上，与《春秋》之义相同。只有光武帝追废吕后，所以以薄后附祭于高祖庙。又有卫后被废后，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让她附祭于孝武庙，这些不属母以子贵的例子，只是因为高、武二帝之庙没有附祭配食者的缘故罢了。当然汉朝在陵墓中设立寝宫，这是与晋朝的制度不同的。臣以为追尊宣太后一事，应当速依《春秋》考宫的古义，近学两漠不配祀的典制，尊号立好了，则对于父母的无尽哀思得到伸扬，另建寝庙，则尊奉崇敬的礼义得以显明，依附儿子来给予称号，同时表明了母亲尊贵的原由，一举而符合三义，本来就是圣明君主才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学业劝勉建议
- 刘裕镇守京口时，写信给臧焘说：“近来求学的风尚衰微，后辈学人学业荒废，民间户内，不闻朗朗读书声。这的确是由于战事频仍，礼乐教化为之中断，轻浮浅薄者任性而不喜务正，求学的情趣受到事功的影响干扰。怎么能不广泛传播古代的典籍，大力鼓励学习的风气呢？此处人士，晚辈众多，四处寻访，仰慕美好的法度。然而正如剂山之石虽然内含寅玉，还须开掘使之晶莹，幽兰鲜花尽管肉怀馨香，还要播扬使之散发，独自学习则难以明悟，这道理明确地记载在《礼记》上。现今能传授经书的并不难寻，然而投师求学的却没有听说，这不只是有志于学习的人少，也许是劝勉诱导还做得不够吧。希望您对此事再有所光大。”
太庙火灾建议
- 太庙发生火灾，臧焘对著作郎徐广说：“过去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太庙发生大灾，说一定是由于桓公、僖公之事。如今征西将军至京兆尹四位府君本当撤除神主，却仍列于太庙受供享，这火灾大概就是征兆吧？”于是上奏议说：臣听说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准备营建官室，应将宗庙放在首位。古代圣明的君主，无不奉上恭敬之心，对祖先竭诚崇敬，然后才能在四海流布敦厚的教化，与神明沟通微妙的感应，自当详考古代典籍中废除和兴建的制度，遵循人情与礼法来求得恰当的做法。根据《礼记》，天子有七所庙，三所昭庙三所穆庙，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其中从父庙到太祖庙共五庙，都是每月祭祀一次，远祖之庙叫做祧，有二所祧庙，只有四季的祭祀。对比祧庙高一辈的先祖封土设坛，再高一辈的先祖扫地为蝉，有祈祷活动时才举行坛祭和蝉祭。这是宗庙的位次，祖先远近亲疏的次序。郑玄认为“祧”是指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是指五世祖和六世祖。考查“比祧庙高一辈”之类的话，则祧不是文王、武王之庙。因为文王、武王，就是周代的祖宗，怎么还能说“比祧庙更高一辈的设坛”呢？可见远祖之庙叫做祧的，是没有服丧关系的祖先。再说速祖之庙有四时祭祀的礼仪，更远的祖先则有坛祭和蝉祭的分别，表明世代越逮的，对他们的祭礼越从简。如果祧是文王、武王之庙，应当同样在太祖庙每月祭祀，周代人虽然祭天时以后稷来配祭，是由于他是周代功德的开始，并非尊崇之义有什么依等级递碱。而且礼制中有因功多而尊贵的，所以《谷梁传》中说德泽深厚的流传深远，德泽微薄的流传浅近。《左传》又说从上而下，礼数以二的数目递降，这是规定。这就是尊卑等级的典制，上下区别的条文。然而又说天子诸侯都祭五庙，这是为什么呢？又有君王祭正宗殇亡者，向下直到来孙，而对上辈祭祀的褴仪，不超过高祖。对子孙后代广施隆重的恩德，对辈分高的亲属却降低礼敬，这也不符合圣人创制礼仪的本意。所以西昔泰始年间建立宗庙时，采用王肃的意见，根据礼法父亲是士，儿子为天子诸侯的，以天子诸侯的规格祭祀，其代受祭者穿士服。因此往上祭祀到征西将军，以凄足六世之数，宣皇帝虽然是太祖，还是放在子孙的位置上，到了三、五年一次大合祭祖先的日子，其神主未居坐西朝束之尊位，这是因为所谓儿子虽然智虑敏达，也不在父辈之前享受祭礼。如今京兆尹以上四位府君已经迁庙，太祖才得以居正位，议者认为昭穆辈数不足，想要让太祖屈居低位，臣以为这不符合礼法的宗旨。《礼记》所谓“加上太祖共七庙”，原是说昭穆够数之后，太祖在六世之外，不是说必须满了七庙，才能使太祖居正位。议者又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应当永远在椅祭袷祭中受供享，臣又以焉不对《公羊传》上所说的“拆除了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指的是太祖以下的已故君主的神主。因此《白虎通》说：“柿祭袷祭中祭祀迁庙之神主，因为他们继承了先君的法式，保持帝统而不断绝。”哪里像这四位府君是在太祖之前呢。不是继承帝统的先祖，没有承受天命的祥瑞，也不是建立帝业的基础，过去由于世代相近而连带祭祀，如今则情礼已经淡远，却长久享受合祭，永远让太祖之位虚空，核查礼法典籍，看不出这种作法有何允当。从前永和初年曾经热烈讨论过此事，那时虞喜、范宣都是学识渊博的儒学大师，都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没有理由世世代代永远存放，有的计划埋葬在墓室两边的石阶下，有的主张收藏在石室中，有的提议为他们另外筑室，虽然所持的意见略有区别，但是大的方向基本相同。如果宣皇居于群庙之上以后，四位府君仍然参与碲祭恰祭不止，那么在大晋盛大合祭中，将永远没有太祖的位置了。道理贵在中肯准确，不必遇于繁多，礼法随着世代而改变，不能一味沿袭而不变革。因此臣下、儿子对君主、父亲的情意虽然深厚，但灵、厉一类贬谧仍须明确；对前人追念的情怀虽然恳切，而迁主毁庙的礼制却应采用。并非不想对先祖礼遇隆重，只是礼制不可逾越罢了。石室可以藏于太庙的北壁，另外筑室却不知该建在什么地方，虞祭后所立的神主是用来依附神灵的，神灵迁移则有埋祭的礼法。四位府君的神主如果应当停止飨祀，也就是神灵不再依附，依准有关事例，对四府君种主的处理应当同于虞祭后所立的神主，采用埋祭的办法。然而经典难以详解，众人议论纷杂，这不是微臣卑陋的见识所能够说准的。
人物轶事
- 臧焘由于母亲年老，家中贫穷，跟弟弟臧熹一起放弃仕途，以耕种谋生，自己节约而供养双亲十多年。父母去世后，臧焘守丧六年，以居丧过哀而出名。
史书记载
- 《宋书卷五十五 列传第十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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