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墓地有封信(張寶晶)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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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墓地有封信》是中國當代作家張寶晶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舒同墓地有封信
讀者看到這個題目，肯定會好奇，郵局有信，辦公室有信，家裡有信，怎麼墓地會有信呢？有，這信就在舒同的墓地。
舒同，是位大名人。建國初期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一九五五年七月各大軍區成立不久，他又被任命為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那時的司令員是楊得志。他還是大書法家，曾任第一屆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毛主席稱他是「紅軍書法家，黨內一支筆」。國民黨元老、廖仲凱的夫人何香凝先生說:「國共有兩支筆，國民黨有于右任，共產黨有舒同。我更喜歡舒同」。
見到他的墓地，我自然要多看一眼。舒同的墓地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中可以說鶴立雞群，非常明顯，也很有特色。它的占地面積在八寶山也是屬於比較大的，我用腳步粗粗丈量了一下，少說也有二十四平米，是一個正方形的平台。周圍用一米高的漢白玉欄杆圍了一圈，欄杆中夾有14個黑色如碗大的石質花朵。墓地高出地面尺余，平台裡面和外側均用黑灰色的瓷磚鋪就包裏。
舒同的墓碑， 材質很特別，系黃山徽研石，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中估計是唯一的，屬於珍品，約一米高，一米寬，一尺多厚，一米見方，呈「旦「字狀，手感細膩，黑的發亮，間有鐵鏽色。雕刻家將其中心鑿平，周圍則為自然狀，碑座似浪花，碑頂及兩側像雲朵，疙疙瘩瘩，非常逼真。碑的正面中間豎刻墓主的姓名及生卒，從左至右「一九二五--二〇一〇王雲飛舒同一九〇五--一九九八」。墓主的姓名系舒同手跡。
碑的陰面，用魏碑體豎刻着舒同的生平。因其生平在墓碑的後面，加之墓碑不到一米高，還由於一步之遙是另一個碑，生平簡介處於夾縫之中，一般人不注意是看不到的：
舒同，字文藻，又名宜祿，江西東鄉人。早年就讀於省立第三師範;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縣委書記，紅軍師政治部主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八路軍總部秘書長，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總政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中共華東局常委。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第一政委，陝西省委書記，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等。八屆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
在墓碑後面，有差不多一米的間距，另一側又是一個大碑，與墓碑前後排列。它的碑座為兩米長、半米寬、不到兩米高的六層漢白玉石料。一二三層，從下往上，一層比一層長寬一些。五六層，從上往下，一層比一層短窄一點。每一層上面都有不同的花卉紋飾，給人雍容華貴，純潔高雅，穩固厚重之感。底座頂端立有一厚10公分，約2米見方的黑色石碑，正面用舒同體龍飛鳳舞地豎刻着墓主人與楊勇、楊成武在攀登泰山主峰後寫的一首詩:
雄冠五嶽天下名，
絕頂攀碧若步雲。
紅輪初出燒東海，
晚電齊明照古城。
汶河逶迤飄銀帶，
玉嶺峨巍出天門。
天高氣爽人意好，
他日得緣再來臨。
詩的落款系「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舒同」，名字右下方鈐着兩方紅色的印章。
我每到一個名人墓地，在看完墓碑正面後，總要繞到碑後看看有無文字，這已成了我的習慣。這通大碑後面,是用楷體豎刻的一封信:
軍區聶司令員舒主任
致東根清一郎書
《抗敵報》編者按:浦田好雄，是敵軍的宣撫官，我們在一個戰鬥裡面把他俘虜過來了。東根清一郎是浦田的朋友，是敵軍的宣撫班長。東根清一郎知道浦田被俘虜後仍在我軍優待中，特致函軍區聶司令員、舒主任，請釋浦田好雄。下面是聶司令員、舒主任給東根清一郎的回信，隨此信發出的尚有浦田好雄安慰其家庭，述說在我們優待中的生活狀況的家信數封。現在浦田好雄仍在我們的優待下，受着教育，過着比較舒適的生活。
東根清一郎閣下:
書來，以釋浦田好雄為請，並及中日戰爭因果，仆有不能已於言者，謹略陳其愚，幸以曉左右。
中日兩大民族，屹然立於東亞，互助則共存共榮，相攻則兩敗俱傷，此乃中日國民所周知，而為日本軍閥所不容。彼軍閥法西斯蒂，好大喜功，貪得無厭，平日壓榨大眾之血汗，供其揮霍，戰時犧牲國民之頭顱，易取爵祿。既掠台灣朝鮮，澎湖琉球，復奪遼寧吉林，龍江熱河，遂以中國之退讓忍耐為可欺，日本之海陸空軍為萬能,妄欲兼併華夏，獨霸亞洲。故繼「九·一八」之炮火，而有盧溝橋之烽煙。中國迫於亡國滅種之慘，悚於奴隸牛馬之苦，全國奮起，浴血抗戰，戳力同心，以御暴敵，惟在驅逐窮兵黷武之日本軍閥，非有仇於愛好和平之日本國民也。是非曲直，人所共見，閣下竟謂出於誤會，豈非混淆黑白之語？
中國人民之生命財產，雖橫遭日本軍閥之蹂躪摧殘，然為獨立自由而戰，為正義和平而戰，其代價之重大，非物質所能衡量，故不惜犧牲一切，以與暴敵抗戰到底。
日本國民既無夙仇於中國，未受任何之侵凌，強迫徵調，越海遠征。其離也，委廠肆於城郭，棄田園於荒郊，父母痛而流涕,妻子悲而哀嚎，牽衣走送，且行且輟，雖屬生離，實同死訣。其行也，車有過速之恨，船有太急之感，見異域之日迫，望故鄉而彌遠，夢幻穿插，生死交織，心逐海浪，不知何之。
及登中國之陸，立送炮火之場，軍威重于山岳，士命賤於蚊虻，或粉身而碎骨，或折臂而斷足，或暴屍於荒野，或倒斃于山窟，所為何來?
其或幸而不死，經年調遣轉移，炎夏冒暑而行，冽冬露營而宿。時防遭遇，日畏游擊，征戰連年，無所止期。軍中傳言，充耳傷亡之訊；家內來書，滿紙饑寒之語。山非富士，不見秀麗之峰；樹無櫻花，莫睹鮮艷之枝。望復望兮扶桑，歸莫歸兮故鄉。生愁苦於絕國，死葬身於異邦，能勿痛乎?
戰爭進行，瞬將兩年。中國損失之重，破壞之慘，固勿論矣；日本死傷之多，消耗之大，又如之何?國家預算增至一百一十萬萬，國民負擔平均一百五十餘元。日用必需，剝奪殆盡；軍需原料，羅掘一空。長此繼續，已是崩潰有餘，設遭意外，其將何以應付?老成凋謝，豎子當國，輕舉妄動，禍人害已。識此，日本軍閥法西斯蒂，不特中國國民之公敵，實亦日本國民之公敵也。識者果一反其所為，東亞秩序，不難立定，世界和平，不難實現。浦田好雄，在此安居無恙。所附家書，希以寄其父母。軍中少睱，不盡欲言，聊布腹心。
順頌
安好
聶榮臻舒同
六月十三日
《人民日報》編者按：據新華社報道，五十二年前(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晉察冀《抗敵報》刊登的《軍區聶司令員舒主任致東根清一郎書》，引起了歷史學家的注意，認為是「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份備忘錄」，是「一個民族與另一民族的對話」。值此「九·一八」事變六十周年之際，特將本報圖書館收藏的《抗敵報》上所載的這封信全文刊載，標題和編者按語也照原樣刊出，以饗中日兩國讀者。
誠如聶榮臻、舒同信中所言，「中日兩大民族，屹然立於東亞，互助共存共榮，相攻則兩敗俱傷，此乃中日國民所周知，而為日本軍閥所不察，日本軍閥法西斯蒂，不特中國國民之公敵，實亦日本公民之公敵也」。願中日兩國人民共記之，珍惜來之不易的中日友好關係，使友誼世代相傳。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八日
舒同墓地兩個碑，一大一小，一主一次。不管哪個碑，上面所有的文字均是金黃色，黑色的碑與黃色的字搭配在一起，字越發顯明清楚。
碑上刻墓主人姓名、生卒、簡歷不稀罕。碑上刻詩，也不鮮見。唯有一個墓地兩通碑，特別是在碑上刻一封寫給侵華日軍的信，並附報社編者按，古今中外也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好，我想可能是天下唯一。這封信運用騷體駢文，既有楚辭的抒情浪漫氣息，又有駢文對仗聲律，情文並茂，感人至深，可謂難得的討日檄文。
聶榮臻、舒同寫給日本人東根清一郎的信，其意義，《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已講得很清楚，很到位。在下，不敢再班門弄斧。但作者是聶，是舒，還是政治部工作人員？另外 ，這封信已在《抗敵報》、《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為何又要把它刻在舒同墓地，出於什麼考慮？
基於上述兩個問號，我買了《舒同傳》，通過查閱，第一個問號有了答案，此信系舒同親自撰寫，我被他的政治站位，文學才華所折服。但第二個問號《舒同傳》沒有答案。
思來想去，我想，也許舒同自己認為，這封信代表了他的文字表達、思想認識的最高水平，是他多篇文字中的得意之作之一，生前曾告訴後人將這封信刻在墓地，讓其永遠陪伴着他。
我想，也許是舒同認為，雖然報紙上發表過這封寫給日本人的信，但刊載此信的報紙已進入檔案館，社會上許多人特別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沒有看到過，把它刻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八寶山革命公墓，有助於來此憑弔的人們看到它，永遠不忘日本侵華史，永遠警惕帝國主義復活，永遠熱愛偉大的中華民族。
沒根據的猜測，意在拋磚引玉，歡迎大家各抒己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