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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镇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辖镇，是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良渚位于余杭中部，南邻仓前、余杭两镇，北与湖州隔溪相望，西连瓶窑镇，东接杭州市区，104国道、杭州绕城高速、杭宁高速、宣杭铁路贯穿其中，东苕溪与东西大道横贯全境，东部京杭大运河南北穿行而过，东西南北形成的公路、铁路、水路的交通体系对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成为杭州北大门一颗兴起的新星。良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被誊为"中华文明曙光"的"良渚文化"发祥地。[1]
概述
良渚，是被誊为“中华文明之光”——“良渚文化” 的发祥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史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遗址，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良渚遗址所反映出来的以原创、首创、独创和外拓为特征的“良渚精神”，是中国文明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良渚古城的发现，更是将杭州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 良渚街道位于杭州主城北部，余杭区中部，距市中心约10公里，与杭州主城区无缝接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优势明显，是杭州北部的交通枢纽。街道区域面积101.69平方公里，下辖23个建制村，12个社区，户籍人口9.45万，实有人口22.28万。
地理位置
良渚位于余杭中部，南邻仓前、余杭两镇，北与湖州隔溪相望，西连瓶窑镇，东接杭州市区，104国道、杭州绕城高速、杭宁高速、宣杭铁路贯穿其中，东苕溪与东西大道横贯全境，东部京杭大运河南北穿行而过，东西南北形成的公路、铁路、水路的交通体系对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成为杭州北大门一颗兴起的新星。
自然气候
余杭地处北亚热带南缘季风气候区。冬夏长春秋短，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5.3℃～16.2℃，年平均雨量1150毫米至1550毫米。因境内地形不同，小气候差异明显，春、冬、夏季风交替，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春雨连绵，风向多变，天气变化较大。常年6月中旬入梅，7月上旬出梅，雨量相对集中，梅雨结束即进入盛夏，受热带高压控制，盛行下沉气流，天气晴热、温度高、日照强、蒸发大，易有伏夏。秋季，秋高气爽，天气比较稳定。冬季，盛吹西北风，寒冷、干燥，如遇北方强冷空气，就出现寒潮。气候特征为气温适中，适宜双、三熟制。雨热同季，有利于叶茎类作物和瓜果生产。地处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区，适宜栽培种植南北多种作物，具有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济作物的气候优势。[2]
旅游景区
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大型雕塑坐落于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核心区域，由著名艺术大师韩美林设计，高约53米，全铜材质，
造型巍然古朴。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图腾是玉鸟，而凤凰则是百鸟之首。《百鸟朝凤》雕塑，在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落成，不仅寓示 “农副物流”这艘农副产品的“航空母舰”将领跑现代农产品流通业，也展示余杭全力以赴打造现代服务业大区的信心和决心；而作为良渚城市化发展中的地标性艺术建筑，《百鸟朝凤》雕塑充也分展现了良渚“和谐聚力、不畏艰难、永思进取”的创业精神，也寓意良渚各项事业的繁荣景象。
同时，“百鸟朝凤”与此前钱塘江南岸的“钱江龙”大型雕塑遥相呼应，形成了“龙凤呈祥”的态势，祝福杭州未来发展更加美好。
良渚博物院
良渚博物院的前身是1994年由江泽民题写馆名并开馆的良渚文化博物馆，位于余杭区良渚街道美丽洲公园，隶属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是一座良渚文化专题类的考古学文化博物院，于2008年9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院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展览面积4000多平方米，内设3个常规展厅、1个临时展厅以及文物专用库房和为公众开放的休闲场所等功能区块。
良渚博物院建筑由英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戴卫·奇普菲尔德设计，以“一把玉锥散落地面”为设计理念，由不完全平行的四
个长条形建筑组成，被称为“收藏珍宝的盒子”。整个建筑凸显简约、粗犷、厚重、大气的特征，注重景观与自然的结合，在依山傍水、野草凄凄的景致中，置于蓝天白云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艺术与自然、历史与现代的和谐融和。外墙全部用黄洞石砌成，远看犹如玉质般浑然一体。院内穿插设计了三个天井式主题庭院，运用中国园林建筑的元素，点缀美人靠等建筑小品。
良渚博物院基本展览总主题为“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突出展示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类或同时期文明中的地位。展览设计理念是：雍容华贵、高雅亲和。展览力求创新陈列理念、合理运用先进的展示方法和手段，努力化解良渚文化的专业元素，使博物院成为一座可观、可学、可触、可玩的平民化博物馆。在三个相互联系又独立的展厅中，分别陈列“发现求真”、“良渚古国”和“良渚文明”三大内容，另外在第一展厅和第三展厅中分隔出前厅和尾厅，作为导引和结束。
良渚博物院的工作目标是：成为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文物收藏中心、陈列展览中心、学术研究中心、资料信息中心、普及宣传中心、旅游服务中心、爱国主义教育中心和优秀的青少年教育活动第二课堂。
大雄寺
位于良渚街道西大雄山东麓，原称大雄寺，始建于宋代。寺址“松径深邃，颇极幽寂”，侧有一枝花开两色的玉兰，放生池内有无尾螺狮。盛时有屋间60余间，僧百人。解放初寺被拆毁。1999年10月重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和三圣殿三进。
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文物
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玉器发现很多，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与良渚遗址同类型的遗址，在长江下游的苏南，直至钱塘江以北的平原地区，分布较广，考古学界统称为“良渚文化”。据对有关遗址出土文物的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700～5300年，先后延续达千年之久。
1986、1987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财富的玉器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使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对旧藏玉器重新鉴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误认为是“汉玉”(实际上是良渚玉器）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
1994年又发现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台，土层最厚处达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见。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3]
历史文化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所涵盖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包括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50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大致的范围是：北至黄河流域以北的苏北鲁南地区，南至浙江的宁绍平原，东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岛，西达皖赣境内。良渚文化颁布面虽然如此之广，但是它有一个中心地区，那就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的一个良渚镇（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地）瓶窑镇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为良渚遗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古代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就如我们后代的朝代一样，一代接一代。良渚文化根植于距今7000——6000年的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经由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其后发现的马桥文化，是否为良渚文化的继承者，目前还缺乏考古依据，无法定论。良渚文化的确切时间我们也通过科学的测定方法——C14测定法测定出来了，为距今5300——4000年。
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间，生活在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的先民们，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一切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阶段。
良渚文化以其精湛的玉雕及所表征的礼制文化，以连续作业的稻作犁耕生产方式，以营建大型工程和进行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组织系统，以丝绸、玉器和黑陶制作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的著称于世。其中特别是玉文化所显露出来的与凝结于物质的文化相分立的精神形态的文化，成为后来中国文明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
何天行与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的功臣
何天行先生（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于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于医学这，擅诗词，及浙江近代名医，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他的几位兄弟姐妹也颇有名望，二姐何文如是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代画师潘天寿的夫人，胞弟何任也是名医，曾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何天行在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何天行先生自幼便熟读古文，背诵诗词，为此后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35年以前，当时叫杭县的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而许多石器和黑陶却少有人注意。当时人们还看不出它们的巨大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往往随挖随弃，因此在盗坑附近常常散落着许多石器与黑陶。
1935年，风华正茂的何天行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就读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在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考古学课，他极有兴趣。因此，他经常利用假期到民间探访，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采集到了各种古器物。 凭着自己掌握的古文化学识、浓厚的考古学兴趣有和才之士特有的敏感，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那些散落在杭县良渚民间的石器、玉器和陶器决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带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间，以施昕更先生为主的省立西湖博物馆对良渚一带进行了正式发掘，正式确立了浙江远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存在，从而也证实了何天行先生的重大发现。 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遗址时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黑陶盘，上面刻有十几个符号，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有七个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个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把这些刻符定性为文字而非图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胆量和学识，何天行先生慧眼识珠，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发现良渚的石器与黑陶并意识到其重要价值后，何天行先生又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多处于探考征集，于1937年4月完成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殊荣。该书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发行，1939年就流传到了海外，是较早将良渚文化介绍于海外的一本著作，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何天行的著作
《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出版后，何天行先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像一位劳苦耕作的老家，对良渚文化痴情不已，长期默默地坚持着对良渚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并不断地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至去世，从而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施昕更先生（1912——1939年），出生于杭州余杭良渚镇一户家道中落的人家。他自幼聪颖，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浙大前身）学习绘图，虽因家境贫困。系半工半读，但却为今后到博物馆工作及考古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
施昕更1936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的考古发掘报告
何天行与施昕更两位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才会有今天的，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两位先驱。[4]
历史沿革
据方志记记载，“良渚”一名最早见于宋代，称“梁渚里”。“梁渚”转而为"良渚"应在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具体时间不可考。清代（公元1644年~1911年）的各种《杭州府志》均已称“良渚”。“良”，在《说文》里被解释为“善也”，即美好之意；“渚”，在《尔雅·释水》这部文献里说：“水中可居者味曰‘洲’，小洲曰‘渚’。”“良”与“渚”的组合，即是“美好的 水中之洲”的意思，这与河港密布的良渚镇地理环境相符。
大事记
1978年5月28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17人到良渚公社考察沼气；至8月，良渚公社75%以上农户使用沼气，为全县最早普及沼气使用的公社。1983年3月22日～25日，余杭县农村科技交流会在良渚举行。1985年8月，良渚改为建制镇。1990年5月8日，被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重点工业卫星镇。1990年12月27日，良渚镇旅居香港同胞李云华女士捐赠人民币50万元，帮助家乡发展教育事业。1994年5月28日，良渚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曾参观该馆。1995年3月，良渚文化博物馆被列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1月20日，良渚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8年，良渚工业城开发公司成立。该公司由余杭市良渚工业总公司、余杭市华夏经济投资开发公司、余杭市财务开发公司3家单位共同组建，于3月正式挂牌，是余杭市3个民营开发区之一，并与原工业经济开发区衔接，统一规划、统一基础设施建设、统一优惠政策、统一项目审批。劳资管理、工商税收、金融支持、土地出让等服务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提高，11家企业落户投产，累计投入资金2.18亿元，1998年实现产值9180万元，占全镇的14.5%，在良渚工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1998年，旧城改造初见成效。良渚因建镇较迟，基础设施建设负债较多，与中心城镇地位极不相符，从“三线”迁移开始，随着以总建筑10000平方米的良渚大酒店、杭五建中心花园商住楼、良渚中心商业街已具雏形，金融、房产、餐饮、客房、超市等第三产服务以旧城改造为载体迅速兴起，城镇面貌有了较大改善，城镇品位和城镇档次有了较大提高，投资环境和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进一步优化。[5]
政治经济
近年来，良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综合实力稳步提高；发展格局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产城融合有效推进；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社会民生逐步改善；人居环境不断优化，生态保护成效初显。先后荣获“浙江省中心镇”、“浙江省森林城镇”、“浙江省生态镇”、“浙江省文明镇”、“浙江省农村基层组织先锋工程建设五好乡镇党委”、“浙江省平安镇”、“浙江省教育强镇”、“浙江省体育强镇”、“浙江省东海文化明珠”、“浙江省旅游强镇”、 “杭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杭州市农村经济发展十佳乡镇”等荣誉称号。 2012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街道上下紧紧围绕“合力打造田园城镇、美丽乡村，共建共享和谐家园、品质生活”的奋斗目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保持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2012年，我街道预计全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150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产值102.98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4.5%、4.3%，在全区镇、街中排名第二位；三产增加值23亿元，增长9.6%；农村经济总收入222.5亿元，增长1.2%；村级集体可分配收入6696万元，增长12.6%；农民人均纯收入19000元，增长10%；全年实现财政总收入12.83亿元，其中地方性收入8.63亿元，经常性收入6.23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9.77%、27.06%、27.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