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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堂明保 是文學博士，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漢語教育家，日中學院院長，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常任理事，「NHK中國語講座」講師，中國語學研究會理事，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家。他在戰後日本漢語教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藤堂明保
藤堂明保是文學博士， 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漢語教育家，日中學院院長，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常任理事，「NHK中國語講座」講師，中國語學研究會理事，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家。他在戰後日本漢語教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藤堂明保1915年出生在日本 三重縣一個普通教師家庭。1921年，因父親在當時「 滿鐵」所屬的學校工作，他隨父母到了中國東北，在那裡生活了十一年。年幼時期的這一段特殊經歷，給他打下了良好的漢語基礎，並使他了解了中國和中國人民。這是藤堂明保後來走上漢學和中日友好道路的主要原因。
1932年，藤堂明保從 旅順中學畢業，考上了東京 帝國大學(當時為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由於他對 中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並已有一定漢語和漢學基礎，因而學習進步很快。當時，東京帝大漢學科的 教學內容和學術空氣，遠遠滿足不了他的需要，於是1938年他大學一畢業，就通過 文部省考試，來到北京留學。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真正的 漢學家。
然而，藤堂明保的追求被日本發動的 侵華戰爭中斷了。1939年，他在北京留學未滿一年，便被招回國內接受軍訓，隨後被派到中國服兵役。在大學軍訓時，他曾在答卷上寫到:「這次戰爭不是聖戰」，明確表示了他對侵華戰爭的態度。在服兵役期間，藤堂明保一直未放棄自己的目標，他利用一切機會繼續學習和鑽砰漢語。特別是當他在某地意外發現了 王力的《中國 音韻學》一書時，儘管僅有下冊，亦 如獲至寶，在艱難的條件下，一字一句不知讀了多少遍。戰後，藤堂明保之所以在 漢語音韻學方面成就卓著，可以說完全是得益於這部啟蒙著作。為此，1981年，藤堂明保在日中學院任院長時，曾專門把王力先生請到日本訪問，表示對這位著名 中國語言學家的感謝與敬意。
1943年，藤堂明保被調到南京日軍總部當翻譯， 日本投降後又作了一段善後工作，直到1947年夏才回到日本。在中國又長達八年多的經歷使得藤堂明保的漢語和漢學造詣更深，回國以後他馬上就成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隨後改為 東京大學教養部)的教師。經過多年輾轉曲折，藤堂明保終於正式登上了 漢語教學與研究的征程。從1947年到1970年，藤堂明保在東京大學工作了二十餘年。戰爭結束之後，他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漢語教學與研究上。他一生單獨或與他人合作，著書50餘部，編、譯書30餘部，編字典、辭典、事典30餘部，發表文章400多篇。
突出成果
1. 漢語音韻、音韻史研究。如上所述，藤堂明保在中國服兵役時，就 如饑似渴地研讀過王力的( 中國音韻學》。戰後，他立即結合自己豐富的語言實踐，着手對漢語音韻學進行深入研究。二十餘年間，在這方面發表論文近30篇。1957年由江南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語音韻學》一書，集中體現了該時期他在漢語音韻學方面的研究成就，並成了他一生的代表性著作。該書從 音韻研究的內容、意義，到音韻學方法論，從對中國 韻書的解說，到對中古、 上古漢語音韻的探討，從對北京、蘇州、廣東、 福建方言音韻的分別論述，到與日本、朝鮮、 越南漢字發音的聯繫比較，內容豐富、系統，論述細緻、深入，頗多創見，是戰後日本屈指可數的漢語音韻學著作。
2.漢語字詞研究。藤堂明保在大學時代，熟讀中國典籍， 古漢語功底深厚。戰後他對漢語字詞的研究，主要是在古漢語方面，漢字研究工夫尤深。主要論文有:「中國語虛詞的位相問題」(1948),「上古漢語中指示詞的機能」(1953),「u2018祖u2019與u2018社u2019的 語源」(1957),「漢字的本質」(1960),「副詞的基本意義」(1962),「u2018無u2019的思想本質」(1966)等。特別是在六十年代後，他接連出版了「漢字語源研究——上古漢語字詞族群之研究」(1963),「詞語的系譜"(1964),「漢字語源辭典」(1965),「 漢字的起源"(1966),「帶u2018女u2019字旁的漢字」(1967),「漢字的思想」(1968)等一系列專著。
3. 漢語語法研究。早在1956年，藤堂明保就出版了漢語語法專著《中國文法之研究》(江南書院)，並與他人合柞出版了《中國古典的讀法一漢文文法》(江南書院)。之前，他曾發表過「 表現論的語法論之構想」(1953),「 中國語文法論總複習」(1955)等論文。之後，他又陸續發表了不少有關論文。主要篇目有:「北京語語法」(1956),「漢語的 熟語是怎樣構成的」(1956),「文法論的性質」(1957),「文法論的方向」(1964),「 存現句的本質及解釋」(1968),「賓語提前與u2018格u2019概念之導入」(1968),「生 成文法論一關於變化規則」(1969)等。
4.語言 比較研究。藤堂明保研究漢語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經常將漢語與日語進行聯繫、比較。他還懂得一些 越南語、 朝鮮語、 泰語、 蒙古語，也將漢語與這些語言相聯繫、比較。這就使他的漢語研究，眼界更開闊，探討更獨特。該方面的主要論文有:「越南漢語的聲調」(1949，學會報告)、「 支那音韻學與 萬葉假名的母音系統」(1949),「從中古漢語到中世漢語(初期官話)——以 蒙古字韻為中心」(1950，學會報告)、「關於u2018鳳凰u2019與u2018飛兼u2019— 漢泰共通基語的一面」(1959),「日本語與漢語」(1959)等。1965年出版的《漢字的智慧—它的產生與日本語》( 德間書店),1969年出版的《漢語與日本語》(秀英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漢字及其文化圈》(光生館)，以及後來出版的《 漢字文化的世界》(1982， 角川書店)，是藤堂明保將漢語與日語等進行聯繫，比較研究的幾本專著。
五、六十年代處於學問黃金期的藤堂明保，在社會上已有名氣，除了主要在東京大學任教外，還在 東北大學、大孤市立大學、 岩手大學等七所大學兼過課。1964年，藤堂明保當選為日本權威性的學術機構學術獎勵審議會、國語審議會的委員。1966年，戰後日本第一個漢語工作者代表團訪華，藤堂明保擔任團長，說明了當時他在日本漢語學界的影響。
1970年，東京大學發生學 潮，作為一位正直的學者，藤堂明保堅決反對當局對學生的處理，憤然辭去了東大教授職務。1972年，他被早稻田大學聘任為客座教授。1971年7月， 日本NHK 廣播電台請藤堂明保擔任《中國語講座》教員，他明確提出了四項條件:第一，不承認台灣；第二，學習 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話；第三，不是單純教習語言，而是通過語言介紹中國的政治、思想、社會、文化；第四， 政治權力不得對授課內容進行干涉。爾後，他主持NHK《中國語講座》八年，收到了良好效果。
除講授漢語和中國文化外，藤堂明保還積極從事中日文化交流流動。從1971年到1977年，他曾四次分別作為日本文化界代表團的團員、副團長、團長到中國訪問。1976年，藤堂明保被推選為所在地 琦玉縣 日中友好協會、日中友好琦玉縣民會議的顧問。後來，他又到中國訪問過二十多次。在「歷史教科書」、「參拜 靖國神社」等一些政治原則問題上，他鮮明地站在反對歪曲日本侵略歷史，維護中日友好一邊。這位學術上成就卓著的漢語學者，不愧是堅定的中日友好促進者。
七、八十年代的藤堂明保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較多，然而作為一個學者，他仍撰寫了大量文章，編著了許多書籍和字典、辭典、事典。與他人合作的項目不算，僅他單獨完成的著作和工具書就有二十餘部。主要有:《漢字及其文化圈》(1971，德間書店)、《 漢字的故事》(1974， 學燈社)》《「武」的漢字「文」的漢字》(1977，德間書店)、《中國語概論》(1979，大修館)、《話說漢字》(兩冊，1980,1981，朝日新聞社)、《漢字文化的世界)(1982,角川書店)、(中國的歷史與故事》(1985，旺文社)、《中國遺蹟之旅》(上、下，1985，旺文社)、《例解學習漢字辭典》(1972， 小學館)、《學研漢和大字典》(1978， 學習研究社)、《漢和事典》(1983,昭文社)，等。由此可進一步看出，藤堂明保確實是一位才華 卓群、精力充沛、十分高產的學者。
大事年表
1921年隨父母到中國東北生活了11年。1932年從旅順中學畢業，考上了 東京帝國大學。1938年東京帝國大學 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同年作為外務省海外研究員赴中國留學。1939年被召回國內接受軍訓，隨後被派到中國服兵役。1943年被調到南京日軍總部當翻譯，日本投降後又作了一段善後工作。1947年回到日本後任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教授，1951年任東京大學講師，1954年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55—1958年參加 《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語言部分的編寫。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1961年以《上古漢語詞彙系統的研究》獲文學博士。1962年參加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研究室主編的《中國的思想家》(2卷本)的編寫，撰寫 《鄭玄》一章。1963年在 日本中國學會第15屆學術大會上作了《從文學史上看明代》的報告。1964年任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同年參加北京科學討論會日本籌備會。1966年赴中國訪問。1968年參加，《中國文化叢書》(10卷本，大修館刊)的編寫，任第1卷《語言篇》的主編，1969年退出日本中國學會，同年任中國語學研究會《中國語學辭典》編集委員。1970年為支持當時日本青年 學生運動，辭去東京大學教授之職。1971年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會訪華團訪問中國。1970—1972年參加增訂《 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譯，主編第3卷 《孟子》。1971—1974年參加《大現代百科事典》(20卷本，學習研究社刊)的編寫。1973年起任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同時在「NHK」電視中主持中國語講座。1975年 倉石武四郎去世後，繼任日中學院院長。1976年任日本文化界代表團團長訪華。1978年7月任日本第三次 中國研究家代表團團長訪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