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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弗朗索瓦·富凱(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法國耶穌會會士，中國名傅聖澤，字方濟。1699年來華，竭力在中國早期著作中尋找基督教的證據。1720年回歐後，發表了一個大事年表。他曾對兩種《道德經》版本作過箋注，參加了「上帝、天、道」三種術語的討論，提出「道」字系指基督教徒的最高神——造物主「上帝」，認為「道」相當於「上帝」，也相當於天，對《道德經》作了如下評價：「整部《道德經》僅僅是經文，其中講到智慧得到發展而形成了道德的模式。」代表作品有《論由堯至秦所謂統治中國的三代》、《諸經研究緒說》、《中國歷史年表》
讓·弗朗索瓦·富凱 - 人生經歷
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過程中，在攻讀和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餘，又將這些經典譯為西文出版，使之在歐洲國家得以廣為傳播。1772年，法國會士傅聖澤(Joannes F.Fovicquet)回國時帶去中國古籍共3980種(本)，全部捐獻給法國皇家圖書館，為法國以至歐洲國家法學者閱讀和翻譯中國古典經籍提供極大方便。 傅聖澤1698年隨同白晉(Joachim Bouvet)乘「海神號」船啟程，於1699年7月抵達中國廈門，初在福建和江西兩省傳教，1711年，他被康熙皇帝召至北京，協助白晉進行《易經》的研究翻譯工作，並參與了康熙年間《皇輿全覽圖》及各省分圖的測量過程。傅聖澤對中華文化異常傾心，他甚至想證明中國古籍中的「道」和「太極」就是基督信仰中所崇拜的真神，而《易經》即真神傳給中國人的玄秘經典。 傅聖澤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學派。正是通過這種學術接觸，他於1719年，寫了《論由堯至秦所謂統治中國的三代》(Memoire sur le systeme des 3. dynasties que I』on pretend avoir gouverne la Chine depuis Yao jusqu』aux Tcin)一書。在這部著作中，他堅持主張，中國文明起源於洪水或創世之前，約當公元前4000年左右。但他卻認為，三代均為虛構。他否認夏、商、周三代的存在。他的論證思路是，首先證明伏羲是一位真人，然後證明三個朝代既不能置於伏羲之前，也不能置於伏羲之後，只能是不存在。傅聖澤先在中國人普遍認為可信的《漢書·藝文志》中找到聲稱伏羲發明了「卦」，創建了漢字系統並撰寫了論及禹、夏、商、周之典籍的記載，這說明夏商周當在伏羲之前，而既然伏羲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在他之前的三朝顯然就不是中國人的帝國。他接着分別引用《列子·楊朱篇》、《荀子·榮辱篇》以及《中庸》里論及周初三王的字句，證明作者與作者所敘述的內容不可能並列於一個朝代，這表明如果確有周朝，它就不可能如中國人聲稱的在秦代之前，而只能是在伏羲之前，或者根本就沒有這個朝代。否認周朝的存在，夏和商就更不存在了。傅聖澤最後指出《中庸》不應是孔子所作。
傅聖澤為中國歷史確定的起點在哪裡呢？在1729年所刊《中國歷史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Historiae Sinicae）的序言中，傅聖澤提出中國歷史的「真紀元」應始於公元前424年周威烈王統治時期。他的年表是對年希 《綱鑑甲子圖》的編譯，《綱鑑甲子圖》依據朱熹的《通鑑綱目》編定，而《通鑑綱目》則繼承司馬光《資治通鑑》中的年代體系。傅聖澤持公元前424年說的依據就是，司馬光主張從這一年開始華夏民族的歷史才有了可靠記載。另外他還提到中國人對自已國家的起源各有說法，所以他們的記載並非信史。就《年表》本身的價值而論，傅聖澤所提供的關於甲子紀年系統的材料並未超出柏應理的水平，唯一新鮮的是他儘量給出了皇帝的年號和名字。
傅聖澤在中國22 年(1699 —1721) ,可謂博覽群籍,儒、道、諸子,古代經典,近人註疏,都有涉獵,傅聖澤對歐洲漢學發展真正重大的貢獻是帶去數量巨大的中文書籍,而這些書籍與他後半生的命運相伴隨。
傅聖澤通過《易經》等典籍來了解中國古史。傅聖澤所徵引的書不限於《易經》，還包括道家的典籍《道德經》、《莊子》、《列子》。並一反過去耶穌會士排斥道家和道教的態度，他指出，道家思想並不違反「仁」、「義」，而《道德經》甚至比《易經》更能解釋中國之傳統。他認為道或太極就是神：「是否可以說在中國古經中唯一真實的道即代表着基督信仰的神？——答案是肯定的。道是神，是救世主。」「道是唯一，是宇宙之創造及保存者。在本質上與宇宙真主合而為一。」在談及《易》時，他說「『易』字是耶穌基督的一個神秘的符號」。傅聖澤奇異而近乎怪誕的理論在教會內部遭到相當嚴厲的批判，甚至他本人也由此退出了耶穌會。傅聖澤的思想極富於洞察力，他和白晉的分歧，乃至與利瑪竇的分歧，也許在於他走得實在太遠了。他的徹底的思想在精神上更接近科學。因此，他晚年沉浸於學術，全心全意地投身於曆法的研究工作中去了。
傅聖澤為專心進行研究，曾幾度申請返國，但均未獲允。1720 年11 月,他遵耶穌會總會長之命離開北京準備返回法國,這是對他屢次不服從傳教區長上的一項懲罰,但也是他自己曾經要求的結果。由於時間緊迫，傅聖澤來不及將其豐富的私人藏書全數裝箱交運，但其帶上船的書籍仍有十一大箱，總數將近四千冊之多，他同時也協助法屬東印度公司在南京購買了七箱的書，以充實皇家圖書館中文方面的收藏。但由於船期耽誤，趕不上季節風，他被迫在廣州羈留了將近一年，其交運的書亦無法開箱使用。直到年底才乘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船起程,次年秋天抵達法國。
由於耽擱廣州期間已接受傳信部主教的指示去羅馬陳述禮儀問題,故又在1723 年6 月4 日到達羅馬。他因反對同僚們對禮儀問題的立場,失去耶穌會總會長的歡心而無法在耶穌會士住院容身,但又得到教皇象徵性的獎勵,1725 年3 月被封為傳信部主教,一直賦閒於傳信部,直至1741 年3 月14 日逝世。他帶往歐洲的書籍正是在廣州時購置,隨他飄洋過海到法國海岸,其中大部分又一路輾轉陪他到羅馬落戶。確切而言,隨傅聖澤一起來到歐洲的有兩批書———他為自己購買的書籍和幫助法國皇家圖書館購買的書籍。
早期的歐洲傳教士一旦在《聖經》史與中國史之間找到任何一點具體的相似性，就力求將一種歷史納入另一種歷史之中，傅聖澤即為如此。他也熱衷於從早期中國經典著作中尋找基督教傳教的依據，後來，在他看來，中國的「四書五經」就成了一種比喻，仿佛每一座山都是耶穌受難處，早期的中國皇帝都是教皇；他在分析中國文字的過程中，甚至尋找到了與耶穌受難的十字架和一些其他工具。
儘管傅聖澤否認中國歷史起源於公元前2925年的伏羲時代、公元前2607年的黃帝時代、或公元前2357年的 時代等「比較溫和的觀點」，但事實上他對歐洲思想的發展左勢沒什麼影響力。這主要是由於，當他1722年返回巴黎時，法國啟蒙哲學家成為歐洲知識分子的旗手，而耶穌會士和教會的地位已經一落千丈。
讓·弗朗索瓦·富凱 - 學術成果
《論由堯至秦所謂統治中國的三代》1719年
《諸經研究緒說》1726年
《中國歷史年表》原文拉丁文，1729年羅馬出版。據說是根據時任廣東總督的年希堯所撰原本翻譯而成，所紀年代均根據司馬光《資治通鑑》，第一次向歐洲介紹帝王「年號」的紀年方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