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罕·第九·共三十一章》1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語
《論語》以一個人物，即孔子為中心描繪各種人物形象，這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是個首創。這些人物來自十分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執政者、貴族、各種等級的官吏、軍隊首領、學者、隱士等。書中寫得最多的是同孔子關係最密切的弟子。
目錄
原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譯】
孔子很少講利，談及命，讚許仁。
【注】
《集釋》史繩祖《學齋佔畢》：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四字為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當別作一義。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等字之義。
【記】
就《論語》言，確極少講「利」。但屢次講「命」，講「仁」最多，超過百次以上。但多數註疏均釋作少講利和命和仁，與原書不合。亦有解作少言「利」與「命」、「仁」之關係者。
「利」可泛作「功利」、「利益」、「利害」解，孔子雖未直言，卻間接講得並不少。後儒以此章排斥工商，諱言「私」、「利」，但孔子有對子貢「億則屢中」的讚賞，而「庶之，富之」不也是某種「利」的延伸嗎?這一點與孟子並不相同。
「命」很難講。什麼是「命」?一般都說是「命運」、「宿命」、「命中注定」，大有不可抗拒的「必然」含義在內。我前面已說，恰好相反，「命」是偶然性。正因為是「偶然性」，人才難以預測、把握、知曉、控制，於是才有無可奈何的感嘆。如真是必然、規律、理勢，人就可以去了解、掌握而無須感嘆了。「命」之具有神秘性，正在於它是偶然、機遇，超乎人們的知識和想象。任何偶然和機遇都有原因，但不是必然性的理則，所以人們難以用理性的邏輯或經驗去推知，而常常通過巫術、占卜等非理性等方式去希望了解它。 但由於人們總習慣於按現實生活的理性原則去觀察認識一切，因此常常把偶然看作必然，把機遇看作宿命。把「命」說成「天意」，「命」便變成了「天命」。所謂「天命」，也就是「上天之命」，它變成了人的主宰，變成了統治、支配人們(包括群體和個體)生存和生活的某種力量、理勢和信念。但它到底是什麼，不把它歸結為人格神的意志、力量，便解說為所謂「客觀理勢」。總之，它成為人們所畏懼、服從、敬仰、膜拜的對象。有人假借它而行動作為、發號施令;有人接受它而順從匍匐、「安貧樂道」。從古代到今天，似乎一直如此。
因之，今日可以做的，似乎是應該去掉這一主宰人們的異己力量，將「命」不看作必然，而解作偶然。強調應該努力儘可能地去了解、把握偶然，來建立自己的命運。從偶然中去建立必然，從機遇中去把握生活，從主動中去開闢未來，而不是等待、接受、認同種種偶然，這就是自己把握命運，戰勝所謂「宿命」。這才是真正的「知命」、「立命」，這才是真正的主體性。對人類、群體或個體，均如此。
個人出生，被扔在這個世界便是非常偶然的。人類的存在，世界的存在，也如此。因此硬要去問一個「什麼是」、「為什麼」，是沒意義和難以回答的。實際這是一個「假問題」，不如不問。只問既有此世界，既有此生存，既有此人生，如何辦?如何活?依據什麼來活、來辦?如前面所說，孔子總以「如何做」來回答「什麼是」。因此也就少談「命」，多講「仁」。「命」是什麼，很難知曉;「仁」是什麼，卻可做到。如前所言，不是「 what」而是「 how」，才是儒學關注所在。
不獨儒學，道家亦然。《老子》五千言不能從本體論、存在論去理解(可惜多數學者均如此)。《老子》原與兵家有關。它講的「道」也是異常實用的「如何辦」、「如何做」。真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雖有理則，並無常規。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如果能說道出來，也就不是「道」了。而「無欲」(無目的性)才可能客觀地觀看事理行走的微妙;「有欲」(有目的性)便可以主觀地抓住事物的要害(徼)，如此等等。都是實用理性的行動辯證法，並非靜觀的宇宙論或本體論。
中國文化—哲學之所以重生成(becoming)大於重存在(being)，重功能(function)大於重實體(substance)，重人事大於重神意(神靈也完全服務於人事)，也可說都是這種「知命」精神。
== 原文 ==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譯】
達巷地方的人說：「偉大的孔子，他博學，卻沒有成名的專長。」孔子聽了，對學生們說：「我干哪一行呢?趕車呢還是射箭?我趕車好了。」
【注】
《朱注》：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仆，所執尤卑。言欲使我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記】
這章和上章一樣，也不好理解。依傳統註疏，勉強按字面譯出。當「通人」還是當專家?哲學家、思想家大多不是專家，於是孔子感嘆說：那我就當個最低級的專家吧。「六藝莫粗於射、御，而御又較射為粗」(李光地《論語札記》)，說同朱注。如今在「思想告退而學問方滋」的當代中國，「執御乎執射乎」?還是不「成名」也罷。
== 原文 ==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譯】
孔子說：「用麻來紡織帽子，這是禮制;今天用絲織，儉樸，我跟隨大家。堂下作揖，這是禮制;今天改在堂上，傲慢，雖然違反大家，我還是堅持堂下。」
【注】
《集釋》《集解》：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儉。
【記】
孔子對傳統禮制，有堅持有不堅持，即所謂「經」(原則性)與「權」(靈活性)。以此例看來，涉及原則性而必須堅持的，大都屬於直接聯繫內心情感的行為活動;可以不必堅持的，大多是純外在的儀文規矩。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因廢除祭祀儀式，直接關係孝的內心情感與行為，所以必堅持;而「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則表明一般地說純粹外在形式的儀文並不很重要。可見，孔學原以心理情感為根基。
== 原文 ==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譯】
孔子斷絕了四種毛病：不瞎猜，不獨斷，不固執，不自以為是。
【注】
《朱注》：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
《集釋》：意，乃測度之義。朱子釋為私意，以伸其天理流行之說，已屬不合。陸王派直將「意」字解為「意念」之意，以無意為不起念，更為強經就我。
【記】
什麼是「我」?這是最大問題。活着的個體的「我」的「真實性」或「意義」何在?加繆(Camus)說自殺是哲學根本問題，即此之謂，即我活着的意義何在?為什麼我必須活?後現代的理論認為我已成為碎片，並沒有一個完整的我，我即是此時此刻。於是追尋「什麼是我」也就沒有意義了。這樣，人也就近乎動物，動物不需要有自我意識，不需要因果範疇，不需要想過去未來。當下的「存在」也即是無思慮、無理性的欲望、衝動、本能而已。人類由此反異化、反機器、反理性而最終走上動物之途?但是，人就是動物嗎?「我」就是碎片嗎?值得再思慮。孔子的「無我」與此距離太大了。「不自以為是」應包括不自以為真理在手和不以自己的得失、利益為原則或準繩。
== 原文 ==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譯】
孔子被囚禁在匡地，說：「周文王已經死了，文化不就在我這裡嗎?如果上天真要消滅這文化，那麼後人也就不會有這文化了。如果上天不願消滅這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
【注】
《集釋》俞樾《群經平議》：畏於匡者，拘於匡也。《通典》引王肅注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是畏為拘囚之名，後人不達古義，曲為之說，蓋皆失之。
【記】
「後死者」是指孔子本人呢?還是指孔子之後的人?從後說。孔子以傳道即保存、傳遞「先王之道」自許，即今之所謂文化責任感、歷史責任感是也。
有人以此章言「天」，釋孔子為有神論者;因此章暗示上天將有意保存此文化，是以「天」為有意志有人格。其實孔子所言包括本章，於此仍相當含糊，並不明確，明確者似只賦予宇宙以溫暖的肯定生命的情感色彩而已。從《周易》到董仲舒以至宋明理學之理不離氣，良知不離感性，直到康有為、譚嗣同大講電即仁，以太乃仁等等，均此傳統：一種泛情感的人生觀和宇宙觀。程明道以醫家言「麻木不仁之仁」來解孔學，與譚嗣同所言「仁等於通」幾乎相同，均此泛情感哲學也。孔子將上古巫術狂熱之「情」化為此哲學之理性之「情」，其中包含人道(濟世救民)、人格(獨立自主)、歷史責任感(信義)等等，固遠不止於認識矣。但又含認識於其內，故又有後世之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等學說。[1]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今河南），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去世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