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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耀祖
贺耀祖
原图链接 来自360网
出生 1889年5月13日
湖南省宁乡县
逝世 1961年7月16日
国籍 中国
职业 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

賀耀祖(1889.05.13-1961.07.16)國民黨陸軍上將。湖南寧鄉人,號貴嚴。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入伍當兵。不久被保送入湖南陸軍小學堂,畢業後考入武昌第三陸軍中學,後被送往日本留學。宣統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時歸國,後得黃興資助再赴日本,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1期輜重科。

人物简介

國民革命軍中將加上將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16年回國後在湘軍任職,1917年任湘軍暫編第1師1旅1團團長,1920年任湘軍暫編1師1旅旅長,1923年任湘軍第1師師長,1926年7月投靠國民黨,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2師師長,參加北伐,1927年初兼任北伐軍江右軍第3縱隊指揮官, 3月任第40軍軍長,4月任江蘇省政務委員會委員,1928年3月任國民革命軍第1集團軍第3縱隊總指揮,1929年4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1930年5月任徐州行營主任,1931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32年9月任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1934年11月調任中國政府駐土耳其公使,1935年4月授陸軍中將銜,1937年4月任蘭州行轅主任,1938年2月加上將軍銜,8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1939年底任駐蘇聯特使,1940年回國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主任,1942年12月調任重慶市市長兼重慶防空司令,1945年5月再次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2月辭職,1947年5月任戰略委員會委員,1949年3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8月13日在香港通電起義。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交通部部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兼參事室主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地方政協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61年7月16日在北京病逝。[1]

人物生平

耀祖於1889年農曆四月初九出生在寧鄉縣賀石橋村一個殷實家庭。六歲在賀氏族上辦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十二歲入玉潭書院讀書。賀耀祖小時候很調皮,但又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家裡要是來了乞討之人,還沒等大人反應過來,他便飛快地跑到廚房舀來一大碗米施捨給人家了。

北伐战争时期

1905年,16歲的賀耀祖考入湖南陸軍小學第一期,從此正式踏入軍界。1909年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同年底,因成績優異被清政府公派日本留學,在日本振武學校學習並加入同盟會,後回國參與辛亥革命運動。1912年在黃興資助下,再度赴日本留學,入陸軍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輜重科學習。1916年(民國5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後,歷任湘軍團副、團長、旅長、第一師師長。1925年,劉少奇在長沙被捕,賀曾參與營救。 1926年4月,任護湘軍前敵總指揮兼湘西防務司令,7月投靠國民政府,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2師師長,參加北伐。北伐軍攻占長沙後,接受共產黨人謝覺哉的建議,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開赴江西前線作戰。在攻克北洋軍閥孫傳芳主力扼守的九江後,擔任九江防務。當時九江英商“太古”、“協和”和日商“日清”等公司碼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多日。賀派人前往調解,英艦藉口保護租界,向北岸開砲,並派水兵登陸。賀當即指揮獨立一團赴江岸彈壓,經過激烈戰鬥,擊潰英水兵,迫使英租界巡捕和英輪資方人員退出租界,賀部接管九江英租界。北伐途中,賀任九江右軍第三縱隊司令,率部沿長江東下,攻克安徽蕪湖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軍長。1927年3月24日,會同程潛魯滌平三軍攻克南京,任南京衛戍司令。 1927年4月17日,南京國民黨中政會議決定:加派蕭佛成蔡元培李石曾鄧澤如何應欽白崇港陳可任陳銘樞、賀耀祖9人為政治會議委員. 1928年春,南京國民政府祖成四個集團軍,再度北伐。3月,賀任第三軍團總指揮兼四十軍軍長。5月1日,由魯西攻入濟南。5月3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濟南慘案”,誣賀為“支那暴將”,要求嚴懲,蔣介石懾其威力,下令撤銷賀兼各職。1929年,賀出任國民政府參軍長。翌年,任徐州行轅主任,協助蔣介石招撫馮玉祥舊屬韓復榘孫連仲石友三等部,頗得蔣讚許。1932年任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蔣自兼參謀總長)。1935年,任駐土耳其公使。

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賀耀祖堅決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贊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7年5月,賀任蘭州行轅主任,並代理甘肅省主席期間,中共中央派謝覺哉為駐甘肅代表,在蘭州建立八路軍辦事處。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得到賀的支持與合作,曾由賀向馬步青交涉,釋放被關押的原紅四方面軍幹部劉瑞龍魏傳統等多人,遭蔣介行忌恨而調離甘肅。

他和共產黨元老謝覺哉個人關係不錯。而謝不僅是他的老鄉,還是賀的紅娘。賀的夫人倪雯君之前是南京醫院的一名護士,追求進步,熱心公益及婦女事業。她是一名秘密共產黨員,她就是在謝的撮合下,最終才與賀終成眷屬成了賀耀祖的夫人。更重要的,是在謝覺哉的影響和帶領下,賀耀祖思想變得積極進步,即使在他身居高位期間,對於紅軍和共產黨,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持與幫助。 1938年2月,賀出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上將主任,對秘書處第三科人事進行調整,指示有關人員多方營救被特務關押的進步青年,發給進步人士去延安的護照和路費,維護中共地下組織的安全,中蘇航空公司成立後,賀被任為通航專使,治辦蘇援。

他才是軍統“老大”,戴笠也要聽令於他

1938年8軍軍統正式成立,賀耀祖擔任軍統局長, 一項以特務工作擅長的戴笠,只能屈於他之下,當了一名副手,主要原因是戴笠在國民黨政府資歷還淺,因此每當戴笠獲取到重要的情況,首先就要向賀耀祖彙報,戴笠在外橫行霸道,可是在賀耀祖面前根本不敢抬頭,每次必須中規中矩的敬禮。賀耀祖儘管國民黨人,而且還是軍統的老大,可是他對抗日卻不含糊。 1939年12月,改任駐蘇特使。翌年10月,任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兼行政院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和國家總動員委員會常委。

蒋介石对贺耀祖是又恨又爱

賀耀祖一直都在替國民黨工作,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原則,一些不合理的任務,他會態度非常明確的拒絕, 1942年11月,一架给延安运送药品的苏联飞机因没有得到放行许可命令,只得停靠在兰州机场。得到消息后的贺耀祖,便以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身份电令国民党兰州航空站放行。蒋介石知道后为时已晚,一怒之下免去了贺耀祖侍从室主任的职务。 蒋介石对贺耀祖是又恨又爱,在免去贺侍从室主任后没多久,又任命贺为重庆市长。结果,贺在担任重庆市长期间又积习难改,与共产党过从密切,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方便。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往重庆,同蒋介石政府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抵达重庆时,贺耀祖专程去机场迎接。他与毛泽东相逢,一见如故,视为知已。贺十分关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的安全,多次严令有关方面加强保安措施。出于同乡及对毛泽东的敬慕,特邀请毛泽东赴私邸晚宴。宴毕,还安排了一次小型的湖南同乡见面会,本來只準備邀請10個人,沒想到湖南老鄉太熱情了,一下子來了200多人,也可見賀耀祖的威望之高。其實在談判期間,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安全問題,也多虧了賀耀祖的幫忙,所以多年下來,賀耀祖在共產黨人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应该说离不开贺耀祖的功劳,所以当后来贺耀祖回到祖国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第一时间设宴回请了他,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还礼了。 因为国民党当局重新挑起内战,1945年底,贺耀祖愤然辞去重庆市长一职,拒绝蒋介石之委任。 1947年贺耀祖加入"孙文主义国民同盟",与各界人士密切合作,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专制爱国民主运动。后回湖南,联络程潜、唐生智等策划"自救运动",准备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8月13日,贺耀祖在香港与龙云、刘斐等44人联合发布起义通电。贺的这个通电声明,賀耀祖的行為讓蔣介石大怒,派了特務去殺他,還好中方早有準備,周恩來派人保護賀耀祖,並且將他送到了華北解放區。在同一年的冬天,賀耀祖回到了祖國,來到了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恩來的親自接待,并设宴招待。 解放后,贺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还被选为第二、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委.

一生追求进步,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挚友

1961年7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伍出身的贺耀祖,虽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国民党效力,但却是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军人,他一生追求进步,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挚友。而且令人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非常有眼光的人,早年曾创办"鹅山中学"(玉潭师院的前身),为宁乡早期教育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賀耀祖有什麼功績,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其實,賀耀祖對於中共一直是有好感的,雖然他的一生都在為國民黨奉獻,但在私下卻資助中共發展。更是在1945年重慶談判時,暗地裡保護著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讓他們兩人最終得以安全離開,賀耀祖功不可沒。 等到國共內戰爆發後,賀耀祖最後宣布退出國民黨,加入了“孫文主義同盟會”,在湖南又暗中謀劃起義,最終讓中共和平佔領湖南。事後,周恩來指示將賀耀祖護送到北京,毛澤東親自接待。鑑於賀耀祖對於中共的卓越貢獻,他死後被葬入了八寶山革命公墓,他是唯一一個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軍統。 [2]

北伐名將賀耀祖和夫人倪斐君的傳奇故事

1932年,倪斐君在南京康濟醫院任護士長和助產士。1933年,時任國民黨參謀部次長的賀耀祖因患病來院就診,與之相識。通過一段時間接觸,雙方互生愛慕。隨後,賀耀祖慷慨資助倪斐君在南京開辦了“良友產科醫院”。1934年,為了提高斐君的資歷和技術水平,又幫她進上海東南醫學院深造。賀耀祖如此的關心和體貼,使倪斐君決心以身相許。但她幾次徵求父親的意見,均被父親以賀有髮妻,且年齡比她大23歲為理由拒絕。同時,許多親友也進行勸阻。經過思想上激烈的鬥爭,倪斐君最終決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 隨後由賀耀祖的同學唐生智葉開鑫做媒,兩人於1933年結為夫婦。但自立門戶,不與其髮妻同住。 1935年,賀耀祖出任駐土耳其首任全權公使,倪斐君以夫人身份同行。在兩年的時間內,賀耀祖利用任期考察歐美各國,井周遊世界。所到之處,無不感到中國國際地位之低下,使他們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1936年8月,賀耀祖和倪斐君夫婦繞道美國回國。1937年春,賀耀祖出任甘肅省主席兼蘭州行轅主任,掌管西北軍政大權。同年6月,倪斐君攜次子仁體同住蘭州。隨後,“七七事變”爆發,抗日救亡運動迅速展開。毛澤東派謝覺哉作為八路軍辦事處的黨代表到蘭州,專做賀的工作,並營救紅四方面軍失散和被俘的同志。由於謝覺哉和賀耀祖同是湖南寧鄉人,私交甚好,因此也促進了倪斐君的思想不斷進步。她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響應何香凝的號召,首先在蘭州成立了“甘肅省抗敵後援會”,擔任主席,創辦了《婦女旬刊》,發動婦女宣傳抗日。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倪斐君隨賀到達武漢。不久,她又隨賀撤到貴州,由貴州轉到重慶。在賀的支持下,她毅然擔任“難民婦女服務團”的領導工作,實現了她為抗日救亡貢獻一份力量的願望。[3]

賀耀祖與謝覺哉,都是湖南寧鄉同鄉,且兩人在年輕時就相識。蘭州時,謝覺哉與賀耀祖經常見面。謝覺哉與王定國是革命伴侶。兩位夫人也一起交談。 這時候雖然國共合作了,但是,賀耀祖認為中共是在野黨,共產黨搞民運有本事,但抗戰是政府和軍隊的事,不克不及靠民運,要靠美國人,同謝覺哉保持一定距離,謝覺哉耐心開導他,還是作用不大。謝覺哉不能不背後開頑笑稱賀耀祖為“牛皮糖”——意思是不受力。 不料,在此期間,王定國卻與賀耀祖夫人倪斐君在交往中成了知心朋友。兩人幾乎是無話不談。在交往中,王定國鼓動勉勵、支持倪斐君為抗戰做貢獻。在抗日救亡中,她終於認識到只有中共才是真正救國救民的,於1938年加入了中共。於是,在甘肅,省主席是國民黨,其夫人是共產黨。[4]

1940年4月,賀耀祖調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會議及國家總動員會議常委兼秘書長。倪斐君正是以此為保護傘,更加積極地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不久,史良又介紹倪斐君與宋慶齡相識,宋對倪斐君十分器重,讓她協助作社會福利救濟事業。 1942年冬,賀耀祖由於受倪斐君的影響,失寵於蔣介石,由“侍從室一處”主任的重要職位降為重慶市長,這對於賀是個沉重的打擊。倪斐君盡力開導自己的丈夫。通過一段痛苦的思想鬥爭,賀耀祖總算度過了這段煩亂、困惑的時期。他深知蔣介石的為人,所以抱著心安理得、不與人爭的處世態度,在新任命的崗位上照常工作。 1943年6月,倪斐君又辦起了重慶產院,幹起她的專業。在此之前數年,經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介紹,她結識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馮亦代,於是和馮亦代一道協助陶行知籌備建立起難童學校,推行勞動教育。1945年,倪斐君又和鄧穎超、李德全共同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她以發起人的身份積極團結各階層民主婦女,推動抗日救亡,爭取民主運動。1946年7月,倪斐君的活動早被國民黨注意,於是他們一方面公開制止,一方面對賀耀祖施加壓力,要他限制倪斐君的活動。倪斐君不聽賀的勸阻,賀迫於無奈,向倪斐君提出離婚。這段時期,倪斐君為了緩和家庭矛盾,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曾去上海東南醫學院繼續學習深造。 1948年夏學習結束後,又到國民黨第二聯勤總醫院工作。工作半年後,國民黨特務注意上了她,派人到醫院裡調查她經常接觸的人。幾天后特務又去拘捕,倪斐君立即逃到郊區宋慶齡的一位美國友人家中躲避,故未遭毒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衛生部接管了第二聯勤總醫院倪斐君,回到醫院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還邀請她參加了上海市人民代表會議。 1949年3月,賀預見到蔣介石政權的覆滅已成定局,於1949年夏即匆匆飛往香港。8月13日,新中國成立前夕,賀耀祖與龍雲黃紹竑等44人在香港聯名發表反蔣起義通電。[5] 1949年冬,賀耀祖離港赴北京,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從此,夫妻倆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建國後,賀耀祖先後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交通部長、中南行政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等職。倪斐君則任中蘇友好協會上海分會服務部長、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常委兼婦女公債推銷委員會主任委員等。1965年,倪斐君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秘書長。1966年6月,倪率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去非洲訪問。 賀耀祖於1961年7月病逝於北京,享年73歲。倪斐君在“文革'中遭受劫難,於1966年8月被殘酷迫害致死,含冤去世,年僅54歲。

他們的6個子女雖然歷經艱辛,但都在磨難中成長,有的作了教授、有的作了大夫,有的作了高級工程師,並且都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貢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