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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亦侯（1886-1970），浙江温州人，早年曾中清末代举人，辛亥革命后到西文学校专门学习外交，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曾任教湖南优级师范学堂。

简介

陈亦侯（1886-1970)，浙江温州人，早年曾中清末代举人，辛亥革命后到西文学校专门学习外交，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曾任教湖南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工作，1927年应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邀在盐业银行北京分行任襄理等职。1929年调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1933年任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开滦矿务局董事和恒源纱厂董事。1922年，清逊帝溥仪结婚大典，急需用款，曾以清宫珍存乾隆八十大寿时各省督、抚贡品黄金编钟一套十六件（重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等为抵押，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四十万元，期限一年。到期后溥仪无力偿还，形成呆帐。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还贷无望。盐业银行遂将金编钟列入帐外，送外商银行保管库密藏。因时局动荡，1932年将其秘运到津，存至法租界天津盐业银行库内。1939年，风传日军要接管法租界，陈亦侯心中不安，请示远在贵州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问万一无法保存时如何处理，总经理回电曰“毁”。陈亦侯则决心奋力护住国宝，遂与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约定，将金编钟转该会地库密藏。转年的一个春夜，二人连同一司机、一工友将金编钟秘运妥放至该会一小空库内，门口又放置数吨煤炭掩护。其后，日军多次盘查，因陈亦侯坚决保密，都未能查获。光复后，国民党也曾询问此事，陈亦侯推说不知。直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数日，他们即将国宝十二金编钟等全部上交军管会，使其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如今，十二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陈列展出。

保护国宝乾隆金编钟的经过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盐业银行深感这批国宝放在东交民巷不保险。此时，天津盐业银行的新楼已经落成，内有保管库，于是该行决定将编钟以及玉器、瓷器等国宝于1932年由北京秘密运津。由于这批国宝的规模太大，为避人耳目，这批国宝分批运到天津，每次都是陈亦侯亲自到北京，用自己的车运回。当时陈亦侯是四行储蓄会的负责人，因此，陈亦侯就决定将编钟存盐业银行库内，玉器、瓷器存在四行储蓄库。

“二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横行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宪兵队进入位于天津的其他国家的租界，对这批国宝，日本侵略者更是垂涎三尺，他们在北京盐业银行总部得知，这批国宝已经运到了天津，于是就加紧对天津盐业银行的搜查。

为了威胁陈亦侯，日本宪兵队“请”陈亦侯到宪兵队参观，但陈亦侯不为所动。此时，陈亦侯更加意识到保护这批国宝的紧迫性，他决定与已经离开北京到重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联系。在天津发电报显然不行，陈亦侯派人到西安给吴鼎昌发电报，将国宝目前的处境告诉吴，并派人请示吴鼎昌，万一编钟无法保护，应如何处理。西安、天津的人都在焦急地企盼着吴的回答，不久，已经担任贵州省省主席的吴鼎昌将处理结果回复西安。在吴的回复电文中，只有一个字：“毁”。

眼见这批国宝就要熔化为一千多根金条。当时，陈亦侯与许多文化名人都有交往，在与友人的攀谈中，更加坚定了保护这批国宝的决心。陈亦侯认为编钟是国宝，毁掉太可惜了，于是又找到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原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之婿胡仲文。经商议，将国宝也运到四行储蓄会地下仓库。既然吴鼎昌有了毁掉国宝的命令，他就可以先从账上把这批国宝划掉，至于如何处置，兵荒马乱的，没有人会查银行是否将国宝熔化成金条了。

1940年代初，战事更加紧张，租界也不安全了，陈、胡商定将编钟分装在4个木箱子里，转运到解放路的四行储蓄会。

一天夜里，在暮色的掩护下，一辆小车在靠近海河的四行储蓄会后门口停了下来，在四行储蓄会后院内，有一个圆形上下的铁制防火楼梯，楼梯下面是一个闲置的小仓库。为避人耳目，陈亦侯借口战事频繁，社会动荡，要储备一些煤等必备物资，派人从开滦煤矿运来几车煤。运送国宝的汽车也分不同的路线到四行储蓄库。一次由中街直接送到四行储蓄会，一次从佟楼再转回来，由陈的司机杨兰波和储蓄会经理室工友徐祥二人装卸，将编钟存放在这个楼梯下的小仓库内。随后，用煤将地下库封死。

日本侵略者对这批国宝贼心不死，日驻津副领事几次向陈亦侯软硬兼施，要他交出编钟；还多次盘查，借口修防空洞，丈量地下室，希望从中找到一些破绽。此时，陈亦侯早已把编钟和其他国宝安顿完毕，其中瓷器、玉器在地下室做了夹墙，用泥封好，安放在夹墙中，两千多册宋版书则巧妙地放入屋顶。日本宪兵队数次搜查都没有查到，就误认为这批国宝已经销毁。

抗战胜利后不久，陈亦侯接受了两位国民党要员的询问。先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天津来查，后来孔祥熙也过问这件事情。陈亦侯假装生气地回复：“当时你们把国宝留在天津，把这个要丢脑袋的事让我处理，你们却躲到了大后方，当时不是已经命令我销毁了吗？怎么还来查问？”戴笠和孔祥熙见状，也只有作罢。就这样，这16个金编钟和其他国宝，终于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陈亦侯列出保管清单，将编钟交到天津军管会。运到天津的国宝就此保留下来，并很快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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