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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陶勇 | |
|---|---|
| 出生 |
1913年1月21日 安徽省霍邱县 |
| 逝世 | 1967年1月21日 |
| 别名 | 张道庸 |
| 职业 | 军人 |
人物简介
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1913年1月21日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集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7岁被迫给人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参加游击队。1932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1军32师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卫局保卫队队长，6月起任红4军第12师35团2连副连长、连长，1营副营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作战。
人物经历
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师28团2营营长、副团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英勇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身陷甘肃凉州国民党第二监狱，后经中共组织营救脱离敌人魔掌，辗转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期间，陈毅为其改名，略掉张姓，取原名“道庸”之谐音称“陶勇”。后任第2支队第4团团长。1939年10月与卢胜率第4团主力北渡长江组成苏皖支队，任司令员，开辟了扬州以东到安徽天长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7月起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第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先后参加了黄桥、车桥、天目山等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他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人们誉为“拼命三郎”，与叶飞、王必成并称第三野战军的三员“虎将”。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11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军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
人物年表
1912年1月出生在霍丘县叶家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当了几年窑工。
1929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游击队。
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任红四军第3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仪南、黄渠、宣达等战役。
1936年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作战。
1937年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学员排长。
1938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4团副团长、团长。
1939年11月，率部北上开辟杨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抗日根据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第4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丰利、大官庄、车桥等战斗。
1945年1月，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天目山战役。同年10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高邮战役。
1946年5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副师长，率部参加苏中战役、涟水战斗、鲁南和宿北战役。
1947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费县、沙土集、进军豫皖苏、平汉、陇海路等战役战斗。
1948年参加豫东、淮海等战役。
1949年2月，任第23军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尔后参加上海战役。6月返回杭州驻防。
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赴朝鲜作战。
1951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代司令代政委。
1952年11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1955年10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后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同年被授于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人物轶事
“大智大勇”的陶勇将军
黄桥决战时，陶勇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肩负坚守黄桥重任。到决战的关键时刻，他把上衣一脱，高举马刀，虎啸一声：“同志们，跟我往前冲！”说完，他挥舞着马刀，率先冲入敌群……顽军抵挡不住，终于败退下去。望着陶勇率部杀向敌阵的身影，粟裕的眼睛湿润了，自言自语道：“好一个拼命三郎！”[1]
1940年12月，韩德勤乘陶勇率主力7团参加曹甸战役之机，令驻南通石港的江苏游击6纵队司令徐承德联合驻如东马塘的保1旅旅长詹长佑偷袭我3纵大本营掘港。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詹长佑听信了徐承德的鼓动，答应参与进攻新四军。
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陶勇骑上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摩托车，飞奔保1旅驻地马塘镇，闯进詹长佑的司令部，见面便说：“詹旅长，听说你要打我们，我这送上门来了！”随即慷慨陈词，晓以大义，剖析利害，终于稳住了詹长佑，使我军摆脱了背腹受敌的险境。
1942年元旦，陶勇率8团包围了启东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要其投降。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以为新四军攻不下他的碉堡，对8团官兵的喊话不加理睬。
陶勇立刻命令机炮连轰击，两下便把碉堡削下一个角，又命部队猛烈开火，打掉了守敌的威风。随后，他命伪镇长给徐宝富送去劝降信。徐宝富没招了，提出：“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 陶勇分析，徐宝富既想给自己捞个面子下台，同时也想看看他陶勇有没有这个胆量，当即决定亲自出马谈判。他对劝阻他的8团团长和众干部说：“尽管此行要担风险，但为了减少战斗伤亡，争取200多名伪军反正，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说完，他只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出隐蔽的阵地。来到吊桥边，陶勇仰头向碉堡里的敌人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 望着屹立在枪口射程内威风凛凛的陶勇，敌人惊呆了：“真有这种虎胆英雄！” 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带上自己心爱的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走出碉堡。 敌我双方部队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交战双方两个愈走愈近的指挥官。陶勇两道目光剑一般地扫在徐宝富脸上，说道：“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 徐宝富深为陶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双手捧上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道：“久仰司令大名，今日相见确实不凡，特送上此刀，敬请收下，我徐宝富再不吃军人这碗饭了！”。
炮击“紫石英”号英舰
淮海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个野战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为第3野战军，4纵改为第23军，陶勇由司令员改任军长。
4月20日上午，观察所发现江面上停泊着几艘外国舰船。原来，英舰“紫石英”号擅闯我军控制区，与我炮兵交火后中弹搁浅。前来救援的英舰“伴侣”号被我军炮火驱走，英政府又派来“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企图报复。3条舰横陈在我即将渡江的航道上。陶勇在观察所里看了一阵子，一边拨电话一边说：“管他谁的船，挡着我们的路就不行！”炮团的电话要通了，他对团长说，“好狗不挡道，你要准备轰走它。我马上请示兵团首长，一批准，你马上就开炮！”陶勇的请示传到了军委。中午之前，军委回复了：不打第一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英舰上的士兵完全没有在我炮火控制区内的感觉，在甲板上逛来逛去，逍遥自在。这一切，陶勇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这几条舰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不走，势必影响渡江作战。唯一的办法是撵走他们，但从他们的样子看，压根就不想离开。或许，他们是想试一试我们的耐心。
“叶司令，他们将严重地妨碍我军渡江，打掉算了？”陶勇在电话里请示兵团司令员叶飞。“军舰上挂没挂预定的信号旗？”叶飞问。此前，我军已经向停泊在长江里的外国船只打过招呼，并指定他们必须悬挂一种信号旗。“旗不少，花花绿绿的。”陶勇回答。“向他们发出警告，让他们迅速离开。”叶飞说。信号枪、信号弹、信号旗，几种联络方式都使了，英舰就是不作回应。部队又请示：“没有反应，如果他们向我开炮，是否还击？”陶勇在电话里嚷了起来：“他们开炮你不打，等死啊！”说完，又补充说，“记住，不要先开炮！”
我军还想试试对方的反应，在江岸燃起了3堆篝火。这一次，英舰有了动作。“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的桅杆上各升起一面信号旗，紧接着，两条船一边驶近泰兴江岸，一边将舰炮指向了我军阵地。4月21日清晨，英舰上的火炮开始向江岸上的我军阵地射击。我军炮火当然不示弱，英舰的炮弹刚刚落地，回击的炮弹便也打了过去，一时间，江面江岸，炮声隆隆，火龙飞窜。打响后，陶勇没问谁先开炮，也没问我军是谁下的开炮命令，而是问有无伤亡。部队报告，202团团长、参谋长牺牲，政委负伤，另有包括老乡在内的40多人受伤。陶勇的眼睛红了，抓起电话，要通了叶飞。叶飞一听英舰开炮了，而且我军有了伤亡。没再向中央军委请示，直接下令道：“还击！狠狠地还击！”陶勇迅速调集火炮力量，并告诉现场指挥的68师师长要狠、准，必须在我军发起渡江前结束战斗。
这一场炮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军炮火以绝对优势压倒英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扔下“紫石英”号，带着累累弹痕逃往上海。3野领导让司令部找叶飞了解到底谁先开的炮，叶飞便找陶勇，说：“上面查情况呢，问谁先开的炮？”陶勇说：“我的团长都牺牲了，查什么查！”叶飞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噢！”陶勇说：“当然是他们先开的炮！”晚8时，3野的电报送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站在地图前的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说：“妨碍我军渡江的外舰，不管是谁的，都可以炮击！”
毛泽东的意见再传回前线，陶勇正带着他的第23军，冒着江南的春雨，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蒋家王朝的丧钟，正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敲响！
谜一般的陶勇将军之死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勇担任海军副司令和南京军区副司令。此时的他已经成为林彪、李作鹏一伙儿夺取海军领导权的绊脚石。
1967年2月21日上午，廖政国陪同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陶勇对记者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以便我们好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
两位记者请陶勇具体谈谈。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得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四清’的工作队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对革命军人人格的侮辱。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执行的是舰队党委的决定，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记者走后，陶勇又和他的老战友廖政国聊起了上海的形势。约12时40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办公楼，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离那幢军舰似的办公楼不远，后楼的105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陶勇进去躺了一会儿，觉得头皮发痒，就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给他理发。大约2点多，他走出房间，在楼旁的花园散步。这时，他看见招待所所长在前面走过，就叫住他，让他去找理发员。周妙基当时正在洗澡，听说首长要理发，马上和所长一起来到招待所，两人走到后院花园时，却不见陶勇的踪影。
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所长朝里望了一下，大惊失色：“有人跳井啦！”他这么一喊，在场的人都急忙跑过来。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另外两个人上来帮忙，把陶勇拉了上来。所长赶紧跑去打电话。
保健医生程心培闻讯，带着两名医生，立即奔向招待所。医生们把陶勇抬进105房间，进行抢救。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有人发现：从陶勇身上脱下的丝棉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边上湿了，里面却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并不长。
一直到救护车赶到，所有的抢救手段都没有产生作用。几分钟后，救护车开到海军四一一医院，抢救仍然无效——就这样，一个身上被敌人子弹7次击伤都没有带走的顽强生命，却在一瞬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淹没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刘浩天政委出来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同时，刘浩天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很快，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发出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1968年，粟裕向周恩来汇报了陶勇的冤情，周恩来痛惜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嘛！”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再次念及陶勇。他说：“张学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军业务，又能亲自出海的领导干部，但却都被林彪反党集团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过去了，陶勇之死的谜底，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给人留下了种种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