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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
性别	男
出生	1902年6月18日 河北省永清县
逝世	1962年12月25日 天津
职业	历史学家
学历 芝加哥大学
经历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 金陵女子大学教授 武汉大学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南开大学教授
代表作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文化形态史》 《西洋通史》 《中国通史》

雷海宗

（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 ，原名雷得义，字伯伦。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教授。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西洋通史》、《中国通史》等。提倡兼顾考证和综合，是“战国策派”、“清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

雷海宗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培养了众多史学名家。其为人先人后己，严己宽人，深受师生敬爱。有“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的美誉。潘光旦1950年曾赠诗：“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为雷海宗生平写照。

治史特点：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反对繁琐考证或者事实堆砌，讲究历史的实用性；运用整体把握人文社科的跨学科研究的治史方法，比如，运用哲学眼光分析历史问题。

人物简介

雷海宗（1902—1962），中国历史学家，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

生于河北永清县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1917年，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至1922年清华学堂高等科。此后考取公费，入芝加哥大学留学，主修历史学，辅修哲学。1927年以《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美国著名中古史家詹姆斯·汤普逊。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

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对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后其学生何炳棣回忆当时系中几位重要人物时说：“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1957年被划为所谓“右派”分子后（他在“鸣放会”上发言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停滞于恩格斯逝世时的1895年。此一发言随后被《人民日报》加“按语”发表，其解读显然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尽管雷本人及其公开辩护者杨志玖先生一再申明发言的学术内涵及初衷，终归于事无补），雷海宗的健康不断恶化，5年后病逝，终年60岁。

雷海宗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30多年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

编着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3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解放后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着世界》(《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等史学论文多篇。

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他曾受德国史学家O.施本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每个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经过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趋于毁灭。

雷海宗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

1992年12月28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雷海宗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会议。

2002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召开更大规模的“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一致认为应发扬他的热爱祖国、诲人不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刻苦读书，勤奋探索，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创新前进的严谨学风；贯彻他主张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外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治学宗旨。

在新的21世纪，雷海宗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他为之献身的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和发展。

负面评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乔治忠教授在2014年第1期的《学术研究》上发表的文章称，雷海宗的历史学成绩实为乏善可陈，相当平庸，远离“历史学家”的头衔不可以道里计。雷海宗本人生前从未自诩为历史学家，但是在某种人为地竞相打造偶像的风气下，历史学科的世界上古史专业恰恰缺乏如同中国古代史之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陈垣那样年辈相当的学术大家，于是雷海宗先生被强抬上轿，意外“走红”，被捧上了学术大家的地位。加之某些争名声、争利益需求的推动，循环炒作，越闹越热，以至于学术理性逐渐流失，不仅人云亦云酿为惯例，甚至竞相捧场，过甚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