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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武 | |
|---|---|
| 出生 | 1957年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所长 |
| 知名于 |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 |
| 知名作品 |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 |
黄克武[1] 黄克武，男， 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长期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
学术著作
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这两本著作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有广泛的影响，另外，他还发表了有关晚清思想史、明清以来的文化史研究论文几十篇，并编有多种专题性的学术论文集。
发表论文
发表论文主要有: 《"民不举、官不纠":从乾隆年间一则刑案探测帝制晚期私人生活的空间》，发表于《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第1辑)李长莉、左玉河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
《"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系列活动报道》，发表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8期。
《跨越语际的实践:1900至1937年间中国的文学、民族国家文化与被翻译的现代性》，发表于《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25)。
《"个人主义"的翻译问题:从严复谈起》，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
《性与政治:读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于《当代》第27期。
《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发表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
《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发表于《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
《悲剧的历史拼图--金山乡二二八事件之探析》，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
《民国初年上海霊学研究》，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5期。
《从乾隆末年经世思想看清初官僚行政》，发表于《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
《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等等。
严复手迹，赫胥黎《天演论》序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著有《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等。
被误解的“会通中西”者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严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一方面，他深通西学，撰文译书，倡导“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先进理念；另一方面，他生活保守，抽鸦片、纳妾，列名“筹安会”支持袁世凯之复辟，肯定“孔教会”、“宗圣会”的尊孔读经之举，以及撰文附和“上海灵学会”的“鬼神观念”与“灵魂不死”之说。 这种“现代型”与“传统型”或说“启蒙”与“反启蒙”在一个人身上交织并陈，实不多见。而正是这种集于一身的悖论和矛盾，让他在历史钩沉中饱受世人的误解和批评。
影响最大的观点当属周振甫的“退化论”，在《严复思想述评》中，周振甫把严复一生分为“全盘西化时期”、“中西折中时期”和“反本复古时期”三个阶段。该观点影响颇为深远，此后严复被许多人描写为一个早年西化、激进，晚年保守、落后的人物，远如胡适和鲁迅，近有李泽厚和余英时。
但是，黄克武先生却并不赞同此类观点，他认为严复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近代的“转型时代”中度过，具有时代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他所做的诸般努力，皆是为了如何在传统之基础上，接引他认为有价值意义的西方思想及学术，是一个长期被误解的“会通中西”者。
在《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黄先生另辟蹊径，从历史的边角料出发，考察了严复生平中与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些活动，如以吸食鸦片、纳妾、参加科举、用古语译造新词、参与灵学会等事迹为主轴，描绘了一个多元、复杂、纠结的严复，借以呈现出其思想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严复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挫败
黄先生认为，严复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中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两面人”。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而“会通中西”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
严复的保守面有相当的部分是从柏克、穆勒肯定传统的看法，赫胥黎、斯宾塞的“不可知论”，与欧战后反科学的时代气氛而来的，并非单纯的复古；而他的启蒙面，正是源于他的“会通中西”的文化理想。
事实上，像严复思想这样的奇异组合，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绝非孤案。在《异性情缘：性别关系与思想境界》一章中，黄先生就考察了严复、梁启超与胡适三人的“婚姻观”。他们都是近代中国几位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驱，照理应该是认同婚姻自由是一项很基本的个人权利。尤其是后两者，不论在政治取向上，抑或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都要激进得多。
然而，他们却都在此“跌回传统之中”。严复与梁启超并未遵守西方式“一夫一妻制”；而胡适的多情爱恋，却又坚守着传统嫁娶制下的江冬秀。由此，从几位思想家私人情感世界所展现之“矛盾”可看出，传统儒家思想对于家庭伦理的强调，是贯穿于他们一生的思想与生活的。
因此，黄克武认为，在讨论严复与近代其他思想家的差异时，不能将其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而是中国现代性内部自由与保守之争、反传统与肯定传统之辩。而当我们审视严复身上奇异的结合时，或许只有把他放回那个“转型时代”下，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挫败，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出中国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深感无奈的人生际遇。我猜想，黄先生撰写此书的立意正在于此。如黄先生所言：这些研究虽然多限于“一人之事”，不过更重要的关怀则是希望“知人论世”，能从严复一个人的经历延伸，进一步地观察清末民初之际“文化动态之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