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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志剛（Lai Chi Gong），原籍中國香港，1982年獲新亞書院歷史學碩士學位。1992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獲博士學位。現執教於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語言和文化比較研究學院，同時兼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所外研究人員。
人物簡評
黎志剛教授的學術生涯是從新亞書院開始的。新亞書院為史學大師錢穆親手創設，所聘導師皆一時之選，黎志剛有幸得到全漢升等名師指點，打下紮實史學基礎。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那裡完成了題為「郭嵩燾思想研究」的碩士論文。郭嵩燾乃近代中國坐標式的人物，生前叢謗集身，死後百年卻引起後人的極大興趣。熊月之教授即為國內最早研究郭氏思想的先行者之一。在郭的家鄉湖南，鍾叔河、楊殷等前輩學者也曾肆力於郭氏研究。郭嵩燾之從一個幾乎被遺忘的人物重新走到時代的前台，主要是由於郭氏思想與今人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個走向世界的士大夫，郭嵩燾提出的學習西方器物、西方制度的主張，以及他個人多舛的命運遭際，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黎志剛作為一名香港學子，和國內思想最敏銳的史家在選題上的契和，一方面固然是時代的脈動使然，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善於從現實生活需求出發，到祖國歷史文化中去深入挖掘資源的治學特點。黎志剛的郭嵩燾思想研究，後來發表在台灣某雜誌，筆者雖然還來不及拜讀，但從余英時先生應允黎志剛從其攻讀博士學位揣測，他的學術素養已得到前輩名師的首肯。
完成了新亞書院的學業之後，黎志剛負笈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師從劉廣京教授，學術興趣遂由從思想史轉入經濟史。眾所周知，劉廣京教授是中國近代經濟史名家，他與費正清教授合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久為大陸學子所推崇。他的專著《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早已成為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經典之作，他關於中國早期輪船公司的研究，關於中國近代化的研究，已成為這一領域的奠基之作，蜚聲海外。在劉廣京教授的悉心指導下，黎志剛得窺經濟史研究堂奧，學業猛進。他的博士論文《上海輪船招商局研究》獲得亞歷山大?格琴克郎獎，這是美國經濟史協會頒給最佳非美國經濟史博士論文的獎項。雖然論文由於黎志剛的慎重至今尚未出版，但部分研究成果已陸續在台灣和美國等地用中英文發表，引起了廣泛好評。成就及榮譽 中國早期工業化是美國中國學研究園地中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費維愷、劉廣京、陳錦江、高家龍等教授數十年來努力開拓這一領域的研究。劉氏的《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費氏的《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陳氏的《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為這一學科的成長，作出了突出貢獻。
1949年以後，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雖然和其他領域的研究一樣，遭受了嚴重的挫折，但在汪敬虞、孫毓棠、嚴中平等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下，仍然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史料集，嘉惠天下士林，他們各自還撰寫了一批功力深厚的經濟史著作，例如汪老的《唐廷樞研究》等著作，已成為這一領域永久的經典。
經濟史是一門科學性很強的學科。這一學科特點，使得中美兩國的經濟史研究具有某些共同特點，其中之一便是兩國的史學家都比較注意企業史研究。一個企業是特定製度、文化環境的產物，企業史研究，可以加深理解特定年代的經濟成長土壤。一個企業又處在各種網絡和利益集團的糾葛之中，對企業的深入剖析，也有助於對特定歷史時期的認識。正因為如此，中美兩國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對企業史投入極大的熱情，劉廣京教授的《英美航運勢力在華的競爭》也可以說是企業史，費維愷教授的《中國早期工業化》則包括多個洋務企業的個案研究。國內經濟史學界對企業史同樣情有獨鍾，五六十年代以來，近代中國一些著名的民族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研究資料和著作陸續問世。
輪船招商局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大型民族企業。由於它是洋務運動的產物，曾背負過種種罵名，因此，改革開放以前對輪船招商局局的個案研究並沒有展開。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史學界對洋務運動作了重新評價。輪船招商局作為中國第一家官督商辦的民族企業才受到應有的重視，相關成果陸續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陳旭麓、顧廷龍、汪熙先生主編的盛宣懷檔案《輪船招商局》和張後銓主編的《輪船招商局》。此外，張國輝等先生撰寫的洋務運動論著中對於輪船招商局也作了專門的論述。
儘管現有成果不少，但與輪船招商局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上的地位仍不相稱，仍然值得作進一步研究。具體理由是輪船招商局遺留的資料堆積如山，相當部分沒有得到開發利用，在資料掌握並不完整的情況下，現有的研究成果還有待檢驗、拓展。二是現有的研究成果除《輪船招商局》為獨立的企業史著作外，其餘論著大都是洋務運動史，輪船招商局只是這些論著的一小部分，作者更多的是尋找洋務企業的共性，如官商矛盾、洋務企業的進步意義等等。對輪船招商局局的個性着力不夠。這就為黎志剛施展自己的才華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空間。
黎志剛的博士論文就是一篇關於輪船招商局研究的力作，雖然由於他的謹慎，迄今尚未出版，但其中的部分內容已以論文的形式發表，這些論文包括：《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盛宣懷等與輪船招商局經營管理問題（1872-1901）》，《李鴻章與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1872-1885）》，《19世紀80年代上海金利源碼頭業權的糾紛》。將這些論文與其他學者的相關論著作一比較，不難發現作者關於輪船招商局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
個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以小見大，在這裡「小」指個案，是題材，「大」是作者論述的主題。在高手那裡，個案可以論述出不同的主題來，全憑論者的敏銳頭腦，但個案研究也忌諱論不適當，錯誤拔高。題材和主題應該是一個天衣無縫的統一體。和一切優秀的史家一樣，黎志剛具有從小題材發掘出大主題的才能。《盛宣懷等與輪船招商局經營管理問題（1872-1901）》就是這樣一篇優秀之作。這篇論文主要研究輪船招商局自創立至20世紀初的經營管理問題，但其立意卻是要探討中國近代化延誤的原因。作者從管理角度對1872年至1901間輪船招商局從艱難起步到步入全盛、又由盛跌入泥淖的歷程，進行了全面和詳盡的分析，指出導致這一切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又與中國社會結構內的官商關係和商人人際關係網有着直接的關係，從而為中國近代化延誤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釋。
《輪船招商局國有問題（1878-1881）》和《李鴻章與近代企業：輪船招商局（1872-1885）》是兩篇討論國家與中國近代化關係的大作，李鴻章作為大力推行近代工業化的政府官員，他的作用在兩篇文章中得到了深入細緻的探討。
1980年代國內學術界對洋務運動的歷史功過作出重新評價，洋務運動對於中國近代工業化的正面作用得到了公正的肯定，但是對於政府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於歷史人物如李鴻章的評價，極左時代的「殘雪」余寒尤在，影響着客觀公正的研究。黎志剛對李鴻章的研究非常深入，在他看來，對李鴻章的公正評價不僅僅是還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更在於這裡面牽涉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即在落後國家，政府對本國的工業近代化可以起到怎樣的作用。這是政治經濟學中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正確地理解這個問題，對於處理政府與工業化的關係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黎志剛的這兩篇論文通過對李鴻章竭力維護輪船招商局的商人承辦制度，抵制「國有」，以及在財務上給予該公司巨大幫助的深入研究，肯定了李鴻章的干預對輪船招商局1872年到1884年期間取得商業成功所具有的價值。當1885年至1902年李鴻章陷於朝廷清流的攻訐，逐漸失去控制大權時，輪船招商局便陷入重重困境，經營狀況一落千丈。由此，作者肯定政府可以通過官員對本國的近代工業化起推進作用，但這種作用 全視個人情況而定，是不穩定的，作者還引入亞歷山大?格琴克郎的替代理論來論述晚清政府在中國近代工業化中所起的作用。在《從歷史視角看經濟的落後性》一文中，格琴克郎提出，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基本上受益於強大的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因為落後國家的干預有可能代替促成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替代的程度，決定了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黎志剛從替代的角度對李鴻章進行了全新的考察，準確點明了一個歷史人物最主要的貢獻。在難以計數的李鴻章研究論著中，這兩篇論文顯然具有不同尋常的價值。
除輪船招商局以外，近幾年黎志剛還做過兩項重要的商業史研究工作，一是為李承基礎先生做口述採訪。李承基先生是上海新新公司創辦人李敏周先生的哲嗣，現旅居澳州。口述史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儘管李承基先生曾經撰寫過數種著作，旁人看來，新新的歷史掌故，李先生未必還有多少東西可以敘說。但歷史工作者的眼光和當事人會有所不同，只要採訪者有足夠敏銳的眼光，就可以在記憶的枯井中挖掘出汨汨清泉來。為了做好口述採訪，黎志剛做了細心準備，他曾在上海檔案館細心翻閱新新公司留下的檔案，從中尋找採訪線索，整個採訪進行得很成功，為中國商業史搶救了一份高質量的歷史資料。
黎志剛做的另一研究工作是海外華人及其商業網絡。談海外華人經濟，商業網絡無疑是題中應有之義。至少近百年來以宗組和鄉情為紐帶的商業網絡，把中國與海外華人的商業圈連在一起，積極參與全球的商業貿易，事實證明，長期盛行的小農經濟時代中國與世界隔絕的觀點，很可能是個錯誤。黎志剛長在香港，長期在美國留學，現又執教於華人眾多的澳州，獨特的家族背景使他對海外華人的歷史文化有着深厚的研究興趣。前幾年他曾撰寫了《近代廣東香山商人的商業網絡》。文雖不長，卻還原出香山商人從國內到美國檀香山、紐約到東南亞的全球網絡的構建歷史，徵引之豐富、視野之開闊卻着實讓人欽佩。近代上海是海外香山商人的投資重點，理所當然成為文章論述的重點之一。該文讓我們認識了上海與全球的商業聯繫，也理解了移民對近代上海商業的重大貢獻。黎志剛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他談香山商人，是遊子追憶鄉邦舊事，因而娓娓道來，別有滋味。由於他的出色工作，近代上海商業國際化背景的一部分得以清晰，這是黎志剛對上海研究的又一貢獻。
印象
結識黎先生約在10年以前，當時他第一次來上海，為修改博士論文，去上海圖書館查找資料，由我陪同。從此他經常來上海，每次來滬，我們都會晤一次。他的刻苦、敬業常讓我感嘆不已。他每次來上海必逛書店，又苦於時間有限，常常無暇盡興徜徉，但時間再緊，他也不會放棄去書店的念頭。我曾陪他在書店關門前不足一小時的當兒，跨入書店大門，急急淘書。他對研究對象，非常注意實地考察，以豐富感性認識。有一次來滬，辦完各種事，已晚上9點，問明了路，他匆匆驅車前往去華東政法學院，去看從前的聖約翰大學。當時學校放假，時間又晚，僅在學院牆外轉悠了片刻就打道回府，換了旁人，總會有些失落，但他卻因了卻了多年的心愿，感到非常滿足。為研究廣東香山商人的商業網絡，他幾次回香山實地考察，了解當地的商業文化。他研究輪船招商局的博士論文，某著名大學出版社早已接受出版，他卻因尚未看到深鎖密藏的盛宣懷檔案，希望有機會看到這部分檔案，對自己的論文再作修改後出版，這一等就等了數年。凡此，都讓我深懷敬意。茨威格在《昨天的回憶》中說，他十多歲時，就有人說他是天才，茨威格說我不是，他們哪兒知道，我十六歲時，讀過的書已超過了二十多歲的人。黎志剛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來自他的刻苦和勤奮。我相信所有的學術名家都有相似的品格，只不過其他人我不了解，黎志剛卻讓我有幸看到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