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主菜单

求真百科

班傑明·威爾斯·牛頓

普利茅斯弟兄会

圖片來自slidesplayer

班杰明·威尔斯·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1807年12月12日-1899年9月26日)是一位英国福音布道家、圣经教师,是普利茅斯弟兄会的influential人物。起初他是约翰·纳尔逊·达秘亲密的朋友,但是后来因为教义问题发生冲突,导致弟兄会运动在1848年分裂为开放弟兄会闭关弟兄会

目录

早年

1807年12月12日,班杰明·威尔斯·牛顿出生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港口城市普利茅斯附近达文波特(Davenport)的一个貴格會家庭。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就已去世。牛顿没有兄弟姐妹。1824年,他进入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1828年他获得了一级榮譽学位,成为学院的一名fellow。

普利茅斯弟兄会聚会的兴起

牛顿在牛津放弃了贵格会信仰,加入了圣公会。1830年5月,通过朋友法兰西斯·纽曼的介绍,他结识了约翰·纳尔逊·达秘。班杰明·威尔斯·牛顿和他的朋友法兰西斯·纽曼、魏格潤(George Vicesimus Wigram)在牛津对圣公会展开批评,特别是对其隶属于国家,以及神职人员的任命。1831年12月,魏格潤脱离圣公会,购买了德文郡普利茅斯罗利街(Raleigh Street)的普罗维登斯礼拜堂(Providence Chapel)。他们有擘饼、祷告,赞美和交通几种聚会,向所有教派的基督徒开放。1832年1月,当时还是圣公会神职人员的牛顿和达秘,也来到这个聚会中与魏格潤进行交流。到1832年3月,牛顿也脱离圣公会,加入这个新聚会,并与当地女孩 Hannah Abbott结婚。他们在当地被称为“普罗维登斯的人”(Providence People),增长很快,后来被称为“来自普利茅斯的弟兄们”(The Brethren from Plymouth)和“普利茅斯弟兄们”(the Plymouth Brethren)。大约在1832年,达秘也离开了爱尔兰圣公会。

在1832年,普利茅斯聚会的主要特点包括:

  • 否定圣品人制度,而采纳所有信徒皆为祭司的教义
  • 长老团 - 长老们没有任何报酬。牛顿很快成为了一位长老,而以担任学校教师为生
  • 每周交通
  • 脱离宗派

普利茅斯聚会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聚会很相似,那个聚会是在1827年由安东尼·葛若弗斯、达秘和其他寻求回到新约原则的基督徒所建立。和都柏林聚会一样,普利茅斯聚会也反对教派,向所有基督信徒开放,后来要求其成员断绝与任何宗派的关系。普利茅斯聚会在1832年开始界定成员资格。转移到教派的立场,受到安东尼·葛若弗斯的质疑,例如他在1835年写给达秘的信[1]

与约翰·纳尔逊·达秘的关系

约翰·纳尔逊·达秘是早期弟兄会运动的主力。牛顿将其视为自己的导师,而达秘认为牛顿是自己值得骄傲的学生。正是牛顿在1831年邀请达秘首次访问普利茅斯聚会,因此普利茅斯聚会 模仿了都柏林聚会。达秘渴望福音化整个欧洲,在欧洲各地教导。他任命牛顿为普利茅斯聚会的首席长老。虽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例如都拒绝爱德华·欧文(Edward Irving)的五旬节运动教义,但是到1834年,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出现了裂痕。

1834年,围绕他们的朋友法兰西斯·纽曼,发生了一次争议。纽曼开始持有关于基督神性的异端观点。达秘将纽曼逐出教会,但是牛顿允许纽曼保持与普利茅斯聚会的交通,希望纽曼能够被恢复。在1835年,眼见达秘日益独断专行,牛顿遂辞去首席长老一职,他认为长老不应由人的权威选出,如普利茅斯的情况那样。虽然他不再是首席长老,但是在普利茅斯聚会的影响力继续增长。

在1830年代,围绕对圣经中对未来事件的预言,出现了一次更大的争议。虽然两人都是千禧年前论者,但是牛顿认为教会要经过大灾难,而达秘先前也相信灾后被提论,开始改为相信灾前被提论

牛顿对于时代论也有自己不同的观点,认为目前的时代由三个并行的部分组成,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终止于基督再临,而外邦人终止于 敌基督出现之前[2]。 牛顿特别批评达秘的这一观点:马太福音24章中的未来事件主要是涉及犹太人,那时教会已经隐秘被提,说“秘密被提已经够糟了,但是这个[达秘同样新奇的观点是:马太福音是基于犹太立场而不是教会立场]更糟。”

牛顿解释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以此作为灾后非秘密被提的证明。他认为达秘的时代论和灾前被提的教导是“投机废话的高度”(the height of speculative nonsense)。与达秘不同,他认为教会是由犹太人(包括旧约时代的圣徒)和外邦人所组成,他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而达秘的意见更为逻辑化,暗示了两种独特和不同的拯救方法。

从1835年到1845年,达秘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大陆。在这期间,普利茅斯聚会的人数增长到超过1000人,聚会的情形被誉为“地上的天国”[3]。1840年,他们在Ebrington街修建了一座更大的礼拜堂,用作主要的崇拜仪式,而普罗维登斯礼拜堂用于规模较小的聚会,例如福音聚会。

1843年,达秘曾短暂地访问普利茅斯,与牛顿的紧张关系加剧。达秘对这个聚会的情形感到惊愕:当他不在时,他被视为从全体信徒的祭司职分转移为建立正式的神职制度。牛顿的著作《思想启示录》(Thoughts on the Apocalypse)于1842年出版,引发了对于未来事件的教义争论,在第二年,收到达秘490页的敌意的评论[4]

1845年3月,由于革命威胁到日内瓦,达秘逃离瑞士,直接前往普利茅斯,进行“弟兄会精神之战”(battle for the soul of Brethrenism)。起初是言辞之争,随后发展到发布小册子。这次战斗不再是关于末世论,而是关于全体信徒的祭司职分与聚会领袖的角色。达秘这时发展了反对正式设立长老的激烈观点。争议还涉及到,牛顿认为,每个聚会都是独立和自治的,而达秘认为,这些聚会是相互关连的一个宇宙身体的组成部分。达秘和牛顿两人都很强势,这加剧了局势的不妥协的性质。这一争端变得个人化,最后发展到达秘退出与普利茅斯聚会的交通,并公开指责牛顿欺骗和不诚实[5]。这个针对牛顿的指控受到Ebrington街聚会的长老们的调查,并被驳回。

虽然大部分普利茅斯聚会的信徒在这一阶段支持牛顿,达秘还是在争议中获得了一些支持,特别是来自魏格潤的支持,当时他住在伦敦,早先曾经资助购买罗利街和。Ebrington街的产业。1845年12月,魏格潤写信给普利茅斯的长老们,正式退出与Ebrington街聚会的交通,并撤销对罗利街会堂的贷款。罗利街会堂归达秘及其支持者使用,导致当地出现两个对立的弟兄会聚会。两个聚会都继续这场争论,并试图向如雨后春笋在全英国设立的其他兄弟会解释自己的立场。1846年,牛顿到伦敦一带举行非公开聚会,回应达秘对他的指控,由魏格潤带领的伦敦 Rawthorne 街弟兄会,要求牛顿参加他们的聚会,以便再次对其进行指控。牛顿得到Ebrington街聚会的支持,拒绝了他们参加聚会的要求,随后被Rawthorne街聚会宣布革除(excommunicated)。

1847年,达秘派发现,牛顿在183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6],教导了关于基督位格的异端教训。这篇文章是为反驳爱德华·欧文关于基督位格的异端教训而写[7]。牛顿认为,基督虽然完美,但是在受难日之前所受的苦难,并不是为了其他人所受,而是因为他的关联,通过他的母亲关联到亚当及其后裔,尤其是背叛的以色列民族。

因此,根据牛顿的说法,基督遭受饥饿和痛苦,有一个会死的身体。达秘及其支持者抓住机会,谴责牛顿为异端。虽然牛顿道歉,并收回他的“亚当的错误”,并收回关于基督受苦的观点,Ebrington 街聚会的一些长老开始对他失去信心。达秘对此并不满意,据说由于牛顿显示出缺乏悔意,或者如亨利·葛若弗斯,安东尼·葛若弗斯的儿子,另一位杰出的弟兄会领袖所说,达秘是“弯曲的裁决”,希望摆脱他的对手。达秘在这个问题上的坚持,以及牛顿拒绝进行还击而是“把另一边脸转过去”,导致达秘成功地获取了先前支持牛顿的长老们的支持,使牛顿陷于孤立。1847年12月7日,牛顿永久地离开了弟兄会运动,前往伦敦,在那里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聚会。

这一争执最终导致了1848年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分裂。当时布里斯托尔的弟兄会聚会伯赛大会所(Bethesda chapel)的领袖之一乔治·慕勒,允许来自Ebrington街聚会的访问者,参加布里斯托尔聚会的交通,却对达秘要求所有聚会谴责牛顿异端的最后通牒反应迟缓。

达秘做出了反应,革除了所有在伯赛大会所交通者。那些支持达秘行动的聚会称为闭关弟兄会,而那些支持乔治慕勒和伯赛大会所的聚会,随后也被革除,称为开放弟兄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在1858年,达秘也被指控持有类似牛顿关于基督的苦难的异端。[8]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