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李正良)
作品欣赏
教室
我出生的六十年代是困难时期，缺吃少穿是常态。我上小学了，贫穷的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那时候没有学前班，到了八九岁就可以背着书包去学堂。
在我的记忆里，我从一年级上到五年级（当时我们这里没有六年级，没有初三，没有高三），学校搬了六个地方，前三个只有一间教室，几个年级混在一起。老师给一二三四年级轮流上，轮不到的做作业，或者听老师讲授。那时上学免费，有孩子的人家几乎都把孩子送去学校。也有极个别的例外。孩子多，家务活多，得有人承担，有家长就把孩子留在家里不上学；也有的父母觉着读书没什么用，上不上学都还是农民，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上面。除了上学免费，上课也很随意。老师家里临时有事学生就放假，有时也会帮助老师做私事。收获季节放忙假，孩子们做不了重体力活，力所能及的事可以为大人分担些。比如打猪草，涮锅洗碗，扫地抹桌子，提水浇地等。那时候大人很辛苦，忙完地里还要忙家里，有孩子帮帮手能让他们有空闲休息。
记不清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无意学到了高年级的部分知识，印象深刻的是有一篇课文叫“小车不倒只管推”。文章是写一个农民如何埋头苦干，后来被评上先进这样一个内容。主人翁叫王国福。王国福有句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对这篇课文有记忆，缘于王国福的这句名言。老师给我们上完课后，就给其他年级讲解这篇文章，在老师讲解的过程中，频次出现较高的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这句名言像是我们做游戏时喊的顺口溜，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没有遗忘。稍显费解的是王国福为什么老是推车，除了推车他好像没别的事可干？先进这个词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比较陌生，它所蕴含的意义更不会被理解。
第一次进课堂教室是民房。主人是一对新婚小夫妻，他们家共有五间房，他们住的两间和另外的三间是隔开的，刚结婚暂时还没孩子，两个人住显大，于是匀给我们一间当教室。主人有兄弟四个，他是男孩中的老大，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姐姐。因为没孩子，所以没有分户，一大家子依然围在父母身边。
学校占用的是外间，他们进出要从教室经过。好在我们上课时，他们已经下地干活了，等到他们收工回来我们又放学回家了，相互之间基本没有干扰。除了这间空屋子，教室里几乎没有其他设施，一切就地取材。膝盖当书桌，普通的木板涂上黑油漆挂在墙上当黑板，门前的道路就是操场。课间休息我们就在这条路上玩耍，打玻璃球，滚铁环，拴地溜子，跳绳或踢毽子。环境好坏对我们好像没什么影响。
有一名老师，是本队的。学生十几个人，也来自邻近的几个生产队。上学放学都不用跑太远的路，省去了父母不少的担心。孩子在学校偶尔出了什么状况，老师站在门前的路上喊上一嗓子即可叫来家长。我的家就在学校后排，从家里走到学校用不了太长的时间。每天从家里出来，我就背着母亲用布头为我缝制的书包晃晃悠悠地走向学校。我不会痛痛快快地一气走完这段路，一朵花，一棵草也会引起我的注意，至于蜻蜓蝴蝶这些可爱的精灵更不会放过。
记得这一年的冬天奇冷无比，像是几个冬天合在了一起。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起床眼前一片刺目的白，整个世界单调得没了内容。通向学校的路已经被大人清扫干净，路的两侧堆着半人高的雪，走在路上就像走在电影《英雄儿女》的堑壕里。学校门被雪封住了，只有仅够一人侧身进出的缝隙。老师正在门前焦急地等待，看到孩子们，他说：今天放假。
没了课程的压力我们可着劲玩。堆雪人、打雪仗闹腾得不行，中午回家，大人还以为我们上学去了，等弄明白原委，免不了发一通牢骚，脾气坏的也会把孩子揍一顿。
到了清明节要给烈士扫墓，这项活动每年都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规模也越来越大，上了中学人数就更多，路途更远，形式也更庄重。而我们尚幼，排队跟在老师后面，刚开始走兴致很高，走一会有些累了，就散漫了，队伍没了队形。为烈士扫墓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却没什么道理可讲。有人在打闹，有人也会跑出队伍，老师提出警告，管几分钟，过一会儿依然如故。到了墓地，会有一位老人介绍烈士的英雄事迹，还要围着墓园走一圈，向烈士默哀，一套程序做完，扫墓活动就基本结束了。我们乐于接受这项活动，终究还是抱着出去玩的心理，当作一次野外踏青。重复着家里学校两点一线的循环早就腻了，渴望有机会到野外跑一跑，扫墓活动刚好契合这样的心愿。孩子们的心智对于美丑、善恶、真假的理念尚未建立。对他们还不能要求太多。
烈士是本村人，生前是个游击队员。牺牲那天他躲在牛房的杂草堆里。敌人的刺刀一阵乱捅，发现了他，惨遭毒手。称墓园有些夸大，一座土坟，一块水泥预制板的墓碑，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升中学前我们每年祭奠的都是这个烈士。离学校近，不用跑太远的路。
墓地周围是大片大片的麦田，麦子开始拔节，一棵棵麦苗多像是站着的农人，在春天的季节里摇曳生姿。田埂上冒出了杂色的无名野花，星星点点地点缀在麦浪中。孤独无言的墓碑立在春天的阳光里，她的沉默与土地的沉默好似有了默契。
在这所学校我们还有了一次照相的经历。因是人生的首次，我们对它很期待，不知道怎么个照法，也想看看照相机是个什么东西。在那个时候有人能想出照相这门营生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就是放在今天照相机也是个高档物品，不用说在五十多年前了。平时我们玩的打鸟的弹弓有二十根皮筋，一分钱能买两根，为了这二十根皮筋，我们就得从半年前开始筹备积聚能买二十根皮筋的一毛钱。从一分钱到一毛钱的过程艰难而漫长。一年到头家里很少见到钱，能从大人手里讨到一分两分零花钱，也许是一两个月，也许是三四个月。现如今，一毛钱根本不值一提。在菜市场任意地可以捡到远大于一毛钱的硬币。而在那时一毛钱会让我们茶饭不思。想想一台相机该有多少个一毛钱，这个数字让我们无法想像。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好好看看这相机，最好还能用手摸一摸。令我们失望的是照相师傅连让看一眼都不愿意，更不用说用手去摸。
第一次经历照相就不太成功，当我们用七分钱换来扑克大小的照片后才发现，把自己从照片中指认出来并不容易。我们就像一群蜜蜂围在老师身边，有人眼睛闭着，有人头歪着，也有人身体偏着。最为可笑的是老师的一缕头发被风吹起，也被照了下来，老师头上像是站着一只小燕子。成功不成功我们不会介意太多，有这样的一次经历就很满足、也很过瘾。人生就是在不断的体验中丰富着。
房东在隔壁屋里开了一个赌场，规模不大，平时就四五个人赌钱。午饭后开门，晚饭前结束。春节赌场最热闹，满屋子全是人，赌桌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能参与有人会从别人头上把钱扔到桌上，请他人帮着押注。四五个人玩的是纸牌，共有八十四张。每张牌比手指长，大拇指宽。正常四个人玩，五个人玩，得有一人休息，一圈下来休息的人顶上，另一个休息，依次类推。和牌时给赌场提成，行话叫“抽头”，我们这里叫“水子”。房东开赌场也是为了这么一点的蝇头小利。赌钱历来被禁止，开赌场更是违法，还是开在学校旁边，就更不该了。
这个赌场存在了好长时间，简陋的很，一张八仙桌子加几条凳子，一帮人围在一起。输赢不大，几块钱来去。半天下来给赌场的水子也就几毛钱。那时候麻将尚未流行，没有当下这么普及，只要兴致来了随时可以坐下来玩几圈。在那个什么都短缺，人人在挣扎的日子里，能在赌场里坐下来，要么是游手好闲的混混，要么是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鳏寡者，要么是不顾家的懒汉。有时候我们偶尔跑进去看看，也会被轰出来，不让靠近。
有一次赌场发生了械斗。冲突双方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个瘸子，吃亏的当然是他，嘴角出了血，后背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瘸子也真是活该，孤身一人，整天不务正业。除了赌钱没看他干过别的什么事。那时候没有吃低保这一说，孤寡老人叫五保户，由生产队集体供养，他应该也是这种类型。但五保户生产队只供给粮食不给钱，不知道他拿什么作赌资。饭点一过他拄着双拐就来了，很准时。打人的女人是个寡妇，吵架，骂街样样不差。她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因为她的不务正业也学坏了，二十大几的年龄还是光棍两根。唯独长子走了正道，早早成家立业。
赌场发生了械斗之后就被取缔了。房东损失了一张八仙桌和一盏煤油灯。八仙桌在农村很常见，唯独煤油灯比较稀罕。这种灯与众不同，灯座和灯罩都是玻璃，点燃后亮度高无油烟。普通油灯光线暗，油烟大，读书写字做针线活吃力。在农村有这种灯的人家不多。值不值钱不重要，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