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愁最苦」(李漢君)
作品欣賞
「閒愁最苦」
我的一位周姓朋友，是個劇作家。前些日子，收到他的一封來信，說道：
「我雖然也算在文壇上，但如你所知，知音甚少，深感寂寞。即便是所謂文壇友人，也絕少共同的話題。至於所謂文學上的『聞人』和『大師』，亦無交往。好在已經寂寞慣了，日子便也這樣過下來……（你信中）所引我的話，都是心裡話，在這樣的時代，自是生不逢時。很多作品難以面世，但也沒有什麼解困的辦法。好在衣食無憂，一切皆過眼雲煙。對一架圖書，一棵花草，一地月光，一杯清茶……也自有品咂的人生樂趣，所以苦悶瞬間就過去了，對於所謂『成功』，也就看淡了許多。」
朋友的感嘆不無緣由。想當年，他的一齣戲很是轟動了一陣子，作者也一時名動戲劇界，頗受曹禺的青睞。假若他趕上了那個一本書、一齣戲甚至一篇文章、一首詩都能紅透中國的「計劃經濟年代」，那還了得！可他卻「生不逢時」，只能行走在這文采不如金錢的「市場經濟時代」。現在，有錢才是硬道理，一齣戲又算得了什麼呢？我們已經生活在這樣一種氛圍里：除了拜金，人們無信仰， 社會無敬畏，道德無底線，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發生了嚴重扭曲。當「潛規則」變成了「鄉規民約」，當彼此無信成為了人們的「自覺」，那麼，各種醜行便會大行其道，而且相互心照不宣。雖然人們物質生活水準日益提高，但人們的精神世界卻正在沉淪。且來看看那些在職場上打拚，整天疲於奔命的白領藍領，那些失業大軍中東一頭西一頭的毛頭小伙和冷艷丫頭，那些商海中的錢掌柜、利經理們，以及機關單位里整天忙着經營人脈、上下鑽營的袞袞諸公，他們一齊擠在一枚大錢眼兒里窺視世界，恨不得眼睛裡伸出個小巴掌來撈錢，哪還在意什么小說家戲劇家「掉頭髮、尿黃尿，省老婆、費燈泡」寫出來的勞什子「作品」！更為悽慘的，是「純文學」的那一套，現在簡直就是死路一條。世人熙來攘往，哪個還管你文不文采藝不藝術呢！文采，賣不出錢來也一文不值；藝術，只有當它換來錢時，才能令人賞識，否則，白紙黑字，寫得再多，也是頂不了飯吃，當不了錢花，而掙不來名賺不來錢，還寫它作甚？
我的這位朋友身處窘境，本已讓人同情，不想更可悲之處還在於，他不僅沒有經濟頭腦、發家之道，偏又不肯放棄「純文學」，硬是要為其「盡忠盡節」，斷不肯學了別人，為鈔票而寫，進市場打拚，或為人去作筆傭。尤有甚者，他還受了良心的驅使，聽從了社會責任的召喚，竟然發表了若干這樣的文章：《國家權力需要進入農民的私人生活嗎》、《為最底層的百姓主持公道和正義》……他的文章有沒有道理姑且不論，僅看題目便能知曉，這並非文學作品，作者所觀照的，則是民生問題。他不想一想，時下，那些「有意思」的文學作品尚且賣不出錢來，這種論說文，哪個肯來問津呢？不為賣錢，寫它幹什麼呢？其實，對於我的這位朋友來說，倒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他這樣做，決不是因為事關個人利害，更不是圖名圖利，他只是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接受「文人良知」的驅使，應該聽從「作家使命」的召喚罷了。據我所知，他是個社會責任感很強的公民，面對當今社會上的種種弊端，忍不住就要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再次證明，自古至今，「關心國家大事」，是歷代知識分子「死不悔改」的「通病」。這些人自從讀了經史子集和蘇格拉底、柏拉圖，便自覺自愿地背上了代言人與衛道士的「責任」，所謂「鐵肩擔道義」，遇事便非要說說不可；而且，民不畏死以求忠，一言興邦以求用，標新立異以顯奇，直道「此地不可無我音」。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些人，就是那些具有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了。但那些號稱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卻並不一定都是具有社會良知的人。良知一但占據心靈，就會成為一個人的精神債務。有良知的人往往被良知所累。他們為社會道德的淪喪、思想的禁錮、愛心的泯滅而悲哀、哭泣、掙扎、搏鬥。倒是毫無良知的人心安理得，無所知也不必知，精神上無所求也無所累，飽食即可終日，像頭「快樂的豬」。
為天下蒼生請命，路見不平，拍案而起，這便是歷代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的寫照，也是他們的宿命。
前些日子，聽到了一番高論，說得頗有道理。那是香港鳳凰台一位叫邱震海的時事評論員，他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了什麼叫知識分子的問題。他說：「新聞記者首先應該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那我們要問：到底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是讀過書的，也不是大學教授，或只是一個博士學位就完了，就可以稱為知識分子了。相反，按照以前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的兩句話：第一，知識分子就是關心跟自己的身邊事和利益沒有關係的事情；第二，當一個科學家，你今天在你的實驗室里搞核武器的時候，你只是一個核科學家。但你明天離開你的實驗室走上街頭，反對核武器的時候，你就從一個科學家變成了知識分子。前者，你在專業領域是一個專業人士，後者，你卻是個具有人文關懷的、具有世界終極關懷的一個人士了。」
他的這段話很精彩，清楚地說明了一般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區別。
是一個專業人士還是公共知識分子，根本區別就在於是否能去儘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參與到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去。
其實，專業知識和文化之間，二者是有區別的。專業知識固然屬於文化的某一個門類，而文化本身作為一門知識，也是學術研究的對象之一，但僅僅掌握了某一門專業知識或專業技能，我們卻不能說他就具備了社會責任感和社會良知。這樣的人，我們只能稱其為專業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能稱之為社會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即公共知識分子。這正如手藝再好的木工也不能稱之為建築師，描摹本事再高的畫匠也不能與畫家相提並論，是一個道理，而那些專為市場服務、粉飾太平的文字工作者，就更不能戴上「公共知識分子」這頂桂冠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正在於他的批判精神。
「有知識」是不是就等同於「有文化」？我以為二者不是同一個概念的東西，不應混為一談。知識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則是個大概念，知識歸屬在文化底下。比如文學，它只是文化的一個分支，二者是「葉」與「樹」的關係。那麼，文化是什麼？歷來說法也不一致。有人這樣定義文化：「文化就是人們關注、探討感興趣事物的現象和氛圍。」余秋雨則把文化定義為：「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依據上述觀點，我們說，你可以致力於小說創作，那我們叫你小說家，你可以從事戲劇創作，我們叫你劇作家，你可以解決數學難題，稱之為數學家，能夠診治疾病稱之為醫學家，等等等等。技有專長，術有專攻，但我們卻不能說，這個什麼什麼家就是文化的全部內容了，絕不能把他所從事的某個行業直接等同於文化的整體，因為他所專注的只是文化的某一個部分。這也就是為什麼有的人既不是小說家，也不是戲劇家，更不是科學家，但我們卻可以稱他為文化學者的原因，因為他的目光已經超出了某一專科的界限，他所關注的，是各種文化現象所具有的本質的、共性的東西。
術業有專，掌握了某一學科知識的人，有的埋頭去算他的數學題，有的去寫他的風花雪月四六句或是編他的傳奇故事，抑或為攻克某個技術難題而大顯身手，但對於現實中的各種社會問題，他們卻多所不顧，甚至置若罔聞。這些人只歸屬於他那個領域的「知識」範疇，並不是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至於當下某些人要麼只會塗脂抹粉，要麼昧着良心說假話，使「公知」形象蒙羞，那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當然，一旦成了公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煩惱自然也就跟着來了。因為，公共知識分子都是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人，運用批判的武器去面對現實，這是他們的天性，也是他們的使命。他們的「知」和「責」，往往讓他們憂心忡忡。其所憂慮者，倒不是個人怎樣去發家致富，如何去光大門楣，而是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這些事，沒一件是他能說了算的，此即所謂的「閒愁」——管不了又非要說，而且多半說了也是白說，你道這閒愁苦也不苦？
有道是「君子憂道不憂貧。」我的這個朋友，就是這麼一個人。[1]
作者簡介
李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