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1984》一書，刻畫了人類在極權社會的生存狀態，有如永不褪色的警示標籤，警醒世人提防預想中的黑暗成為現實。
歷經數年其生命力益顯強大，被譽為20世紀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學經典之一。它抓住了極權主義和人類歷史的真相。
作者喬治 •歐威爾也因《一九八四》，而使得他的名字永遠跟1984年有關。
安東寧·姆爾科斯於1984年7月發現的小行星便命名為歐威爾（11020 Orwell）。
目录
作者簡介
喬治 • 奧威爾 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英國左翼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
1903年，出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莫蒂哈里父親理察·布萊爾為印度總督府鴉片局副代理人，母親梅培爾·李莫桑為緬甸木材商之女，具英、法兩國血統。
1917年，進入英國最著名的中學——伊頓公學，但他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早年的經歷令他同情社會底層，呼喚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對極權主義的認識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1914年，11歲的歐威爾首次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一篇詩作《醒來吧，英國的小伙子們》。
1921年，從伊頓公學畢業後，家庭經濟狀況無力供他升學，只得投考公務員，加入了英國在緬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作為一位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權，能夠近距離觀察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這一階段的經歷讓他細緻地觀察到了人性中殘暴的一面；對西方的殖民主義政策產生了反思；更進一步地認識了極權主義。
1936年，小說《讓葉蘭飄揚》（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出版，歐威爾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內戰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後來，奧維爾將他在西班牙的經歷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揭露了共產國際一些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謊言，這也是奧維爾的成名作之一。
《一九八四》耗盡了歐威爾的全部精力，在1949年該書出版後不久，1950年一月，歐威爾去世於倫敦大學醫院。[1]
歐威爾被葬在牛津郡薩頓考特尼村的諸聖教堂公墓，墓碑簡單地刻著：「艾瑞克·亞瑟·布萊爾，生於1903年6月25日，卒於1950年1月21日。」沒有提及他那著名的筆名。
歐威爾以銳目觀察，批判假社會主義之名、行極權主義之實的史達林主義；以辛辣的筆觸諷刺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者；而小說中對極權主義政權的預言在之後的五十年中也不斷地與歷史相印證，所以兩部作品堪稱世界文壇政治諷喻小說的經典之作，其影響絕不僅僅局限於文學界。
傳世名著《一九八四》
在這部作品中，歐威爾描繪了一個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被消滅乾淨，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的控制，掌握權力的人們以追逐權力為終極目標並對權力頂禮膜拜。是一本經典的政治諷喻和反烏托邦科幻小說。[2]
《1984》了 ：通過焦慮中的恐懼，來衡量我們自己、我們的國家和我們這世界，究竟離奧威爾描述的地獄還有多遠。這是先知者的預言？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是，也許有啟迪性。它能感染人，也許有創意，有憬悟，有實用價值？絶對有。這部發表於1949年6月8日的作品，對於生活在饑餓疲憊和絶望的廢墟中的那些飽受摧殘的人們來說，更具有切膚之痛，使他們有了武裝。
開卷第一句，"四月裏的一個陽光明媚冰寒徹骨的日子，時鐘指向十三點"，定義了現代暴政的獨特表徵。主角溫斯頓（Winston Smith）的職業是"真理部"的審查員，為了適應國內當前的政治需要和風雲變幻的國際聯盟，天天篡改歷史。他和他的同事被全面監視和全面領導的"老大哥"圈養在一個被控制的單位中。
在《1984》的故事裏 ，電視屏幕監視著每個人，人人相互監控，相互告密揭發。今天的社交媒體也正是在收集我們的每個舉動，記下我們買了什麼東西，在網上發表了什麼言論。監控在我們生活中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它甚至可以預測我們下一個選擇。模擬消費者的選擇，用戶才是正被推銷的商品，而服務於政治目的而收集起來的這些數據，眼下就在扭曲民主的真實含義。[3]
主要角色
溫斯頓·史密夫（Winston Smith）：冷漠的主人公，外圍黨員。
茱莉亞（Julia）：溫斯頓的情人，暗中進行「腰部以下的叛逆」，以「青少年反性團的成員」這一身份公開擁護黨的學說。
老大哥（Big Brother）：大洋國的領袖，黑眼睛，留有黑鬍子。
歐布朗（O'Brien）：核心黨員，其假扮成兄弟會的成員，抵抗反革命，思想警察頭子，以欺騙、設立圈套的方式捕獲溫斯頓和朱莉婭。
埃曼紐爾·戈斯坦（Emmanuel Goldstein）：傳說中革命的敵人，並是《寡頭政治體系的理論和實踐》的作者，早年大洋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之一，後來背叛革命成為國家的象徵敵人，尤其是在兩分鐘仇恨和其他製造恐慌的情況下特為明顯，目的是加強人民對黨及老大哥的忠誠。溫斯頓最終得知那本書是一個包括歐布朗的核心黨員委員會的作品。不論戈斯坦還是他的兄弟會，溫斯頓以至讀者也不知道其是真實存在的還是黨的胡編亂造。
情節
這是一場核戰爭後，溫斯頓·史密夫在1984年的故事以及他對一號空降場（英國）當時生活的觀察（一號空降場是大洋國——三個超級大國之一——的一個省份）、對英社思想上的反叛、他與裘莉亞的偷情；及必然地在仁愛部被思想警察進行監禁、審問、拷打、洗腦和再教育。
溫斯頓·史密夫
是一名知識分子，外圍黨的成員。他住在曾經是倫敦的一號空降場，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與此同時，革命和內戰讓黨獲得了權力。在內戰中，英國社會主義黨（英社）將他安置在一個孤兒院裡，這個孤兒院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孩童，並在他們成年之後將他們吸收入黨。雖然是黨員，他卻過著條件相當惡劣的生活：一間一居室的公寓，日常飲食包括黑麵包以及人工合成的飯菜，伴以勝利牌杜松子酒。他的理智讓他對此不滿，因此有了記日記的習慣，日記里存留有他對黨和老大哥的負面看法——這本日記如果被發現，將會是足以判他死刑的證據。不僅如此，幸運的是，他的房間裡還有個壁龕在電幕旁邊，讓其看不到他。在日記中他寫道：「思想罪不會導致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電幕（在所有公共場合及每個黨員的住處都有）、隱藏的竊聽器以及告密者讓思想警察可以監視每一個人，並因而找出任何有可能危及黨的統治的人；孩子們則被從小教導要找出並報告有思想罪嫌疑的人——特別是他們的父母。
在真理部，溫斯頓是一名負責改寫歷史的職員，將過去修正為目前黨的官方版本，好讓大洋國的政府顯得無所不知。因為這樣，他不斷重寫記錄，偽造照片，並將原始的資料扔進忘懷洞。儘管喜歡改寫歷史所帶來的智力挑戰，溫斯頓同時也著迷於「真正的」過去，熱切地試圖了解那個被禁止的世界。
茱莉亞
一天，在真理部，當溫斯頓幫助一個摔倒的黑髮女人時，她悄悄地給了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愛你」。她就是茱莉亞，一個修理員，負責在小說司維修那裡的小說寫作機器。在那一天之前，他深切地憎惡她，認為她是一個少年反性同盟的狂熱追隨者，因為她帶著此同盟的紅腰帶，一個禁慾和貞潔的象徵。在她給他遞了紙條後，這種敵意消減了。從那時他們開始暗中來往：第一次在鄉間幽會，後來則定期在附近一位無產者小鋪子的樓上，他們認為那裡是安全可靠的。溫斯頓不知道的是，思想警察已經發現了他們的反叛之舉並監視著他們。
當一位核心黨黨員歐布朗和他們接近後，溫斯頓相信他已和反黨組織兄弟會取得聯繫了。歐布朗給了他「那本書」，《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據說是兄弟會的領導者埃曼紐爾·戈斯坦寫的。這本書闡釋了永久的戰爭並揭穿了黨的三句口號「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背後的真相。
逮捕
思想警察在茱莉亞和溫斯頓的臥室裡抓住了他們，將他們押解到友愛部進行審問。在這之前卻林頓先生，那個把房間租給他們的無產者，公開了自己思想警察的身份。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系統有計劃的拷打，及黨內觀念學家的心理戰術。之後，歐布朗利用電擊療法拷問溫斯頓，並告訴他，這會治好他的精神錯亂，即他對黨明顯的仇恨。在漫長而複雜的談話間，歐布朗解釋了核心黨的動機：使一種絕對的權力完整。溫斯頓問過，兄弟會是否存在，得到的回答是他永不會知道，這將會是他腦子裡不可解的謎。在一次拷問的過程中，他在友愛部的監押過程得到了說明：「你的改造有三個階段」：「學習，理解，接受」關於黨的事實；然後溫斯頓將被處決。
懺悔和背叛
政治性再教育中，溫斯頓承認了他的罪行，但沒有供出同夥和他心愛的茱利亞。重返社會的第二階段再教育中，歐布朗讓溫斯頓明白自己「已經爛掉了」。反駁說黨無法成功（雖然後來被歐布朗駁倒），溫斯頓承認：「我沒有背叛茱莉亞。」歐布朗了解，雖然溫斯頓招供了關於他和茱莉亞的一切，他並沒有背叛她，因為他「沒有停止愛她；他對她的感情一如既往」。
一天晚上在囚室裡，溫斯頓突然醒來，尖叫著：「茱莉亞！茱莉亞！我的親人！茱莉亞！」於是歐布朗沖了進來，不是為審問他，而是為了將他送到101室，友愛部里最令人害怕的房間，因為裡邊的東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在那裡，一個犯人最怕的東西將被拿來威脅他或她，作為政治性再教育的最後一步：接受。溫斯頓最害怕的東西——老鼠，被以這樣的形式施加於他：一個鐵籠子中裝著飢餓的老鼠，籠子前面的面罩貼合他的臉。當籠子打開，老鼠將吞噬他。當籠子的鐵絲網碰到他臉頰上時，他開始瘋狂地喊叫：「去咬茱莉亞！」拷問結束了，溫斯頓回到了社會上，已被洗腦，接受黨的學說並熱愛老大哥。
在溫斯頓的再教育過程中，歐布朗總是理解溫斯頓，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與茱莉亞重逢
重返大洋國社會後，茱莉亞在公園重逢溫斯頓，每個人都承認出賣了對方，背叛改變了人：
「我出賣了你，」她若無其事地說。
「我出賣了你，」他說。
她又很快地憎惡的看了他一眼。
「有時候，」她說，「他們用什麼東西來威脅你，這東西你無法忍受，而且想都不能想。於是你就說，『別這樣對我，對別人去，對某某人去。』後來你也許可以偽裝這不過是一種計策，這麼說是為了使他們停下來，真的意思並不是這樣。但是這不對。當時你說的真是這個意思。你認為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救你，因此你很願意用這個辦法來救自己。你真的願意這事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他受得了受不了，你根本不在乎。你關心的只是你自己。」
「你關心的只是你自己，」他隨聲附和說。
「在這以後，你對另外那個人的感情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他說，「你就感到不一樣了。」 似乎沒有別的可以說了。風把他們的單薄的工作服颳得緊緊地裹在他們身上。一言不發地坐在那裡使他覺得很難堪，而且坐著不動也太冷，他說要趕地下鐵道，就站了起來要走。
「我們以後見吧，」他說。
「是的，」她說，「我們以後見吧。」
投降與轉變
溫斯頓·史密夫最後成了一個嗜酒的閒散人員。一次，他在酒吧中聽到一則公報，公報中聲稱大洋國對歐亞國在非洲控制權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使他的思想徹底歸順，接受了黨對社會和生活的描述，並對他即將來臨的公開審判和處決聽之任之。他在被槍決的一瞬間意識到「他戰勝了自己，他愛老大哥。」
世界觀
《一九八四》中的世界被大洋國、歐亞國與東亞國三個超級大國瓜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斷。其內部社會結構皆被徹底打破，並以實行高度集權統治、重寫語言、篡改歷史、打破家庭制度等極權手段箝制人民的思想與本能。大洋國政府以具有監視功能的「電幕」控制人們的行為、維持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以及保持對內外敵人的仇恨與維持社會的運轉。
故事中主角的國家大洋國只有一個政黨，即英社，並以新語簡稱英社。人與人之間也根據與黨的關係密切程度被分為核心黨員、外圍黨員與無產者三個階層。政府機構分為四個部門：負責戰爭的和平部、負責維護秩序及思想審查的友愛部、負責文化與教育發展的真理部與負責經濟的富裕部，按照新語，其簡稱分別為和、愛、真、富部。
影響
《一九八四》出版之後歐威爾在給朋友的信中曾經提到過他撰寫這本書的初衷：「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還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紮下了根，我試圖從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展下去的必然結果。」
出版以來，它的許多用語和概念在英語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老大哥、雙重思想、犯罪思想、新話、101室、電幕、2+2=5、忘懷洞。《一九八四》令形容詞「歐威爾式的」（Orwellian）普及，它是用於形容官方欺騙、秘密監視並且修改歷史的極權主義或獨裁狀態。
據2007年9月4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資料，奧威爾曾被懷疑是共產主義分子，1929年起一直到1950年去世，都處於英國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特科的監視下。
在他之後，許多作家和專欄作者嘗試模仿他，但很少有成功的。 這主要因為在奧威爾的文字背後是一整套獨特和奇異的經歷，現在很少有人能夠或者願意去體驗。[4]
但是，奧威爾的影響多年來只增不減。
反響
《一九八四》的首版正式面世時，便隨即受到評論家維克多·薩登·普里切特的好評。他於英國政治及文化雜誌《新政治家》中指出：「我不認為我讀過一本比《一九八四》更可怕壓抑的小說，但由於其原創性、懸念性、所帶給人的憤慨，以及閱讀起來的速度，使人根本不能把書放下。」珀西·霍華德·紐比則在《聽眾》雜誌中評論《一九八四》為：「自《機場》（The Aerodrome，由雷克斯·華納所創作）以來，最搶手的英國政治小說」
《一九八四》亦受到像羅素、福斯特、尼科爾森般的著名人士的讚賞。與以上評價相反，愛德華·謝克斯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中評論《一九八四》時，不但沒有讚揚它，反而輕視之，認為它「破滅了所有悲觀的預言」魯益師亦同樣對《一九八四》作出了批評，認為黨對性的看法，以至溫斯頓跟茱莉亞的關係，都缺乏一定的可信度，內容設定亦不但「令人不感到悲慘，反而令人作嘔。」
反烏托邦小説《美麗新世界》的著者奧爾德斯·赫胥黎曾於1949年寫信給歐威爾，在信中讚揚《一九八四》為一本「優秀且令人深刻的重要著作」，但仍同時認為《一九八四》中對極權主義的預測是錯誤的，因為其認為統治階級會更傾向使用「軟實力」去控制人民：「一隻皮鞋能否永遠踩在一張人臉上是值得商榷的，而我則更傾向相信統治階級會採取一種較少攻擊性和破壞性的方式管治人民，並以此滿足對權力的慾望，如同我所寫的《美麗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