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閒集》序言
原文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於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於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於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於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諡。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於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里，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閒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 「這樣的人」 的。自己編着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 的始終》)，至於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麼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里。至於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說，就是老譜裡面的一着。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跡，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這集子裡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書籍的序引，卻只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里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只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 《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閒」，而且「有閒」還至於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並記。
賞析
1927年至1930年，正是魯迅思想發生急劇變化和前進的時期。在這一個時期里，魯迅通過四·一二事變的現實教訓，對進化論的觀點已經產生了懷疑。在本文中他寫道：「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到了上海之後，為了對付來自敵我兩方面的攻擊，魯迅在堅毅地尋求新的思想武器，那就是他自謂的「科學底藝術論」，此期，他一面戰鬥，一面大量搜求和閱讀各種文本的蘇聯文藝理論著作，並動手把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譯為中文。由此掌握了新的思想武器，他的思想由此產生了一個新的升華。在本文將要結束時，魯迅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 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藝術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相信進化論的偏頗。」 因此，本文最重要的內容在於，魯迅以自述的形式，留下了自己發展變化的一條準確的軌跡，表現了他的思想發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現實社會階級鬥爭事實的教育和科學的藝術論的啟迪。這是讀這篇序文所不該忽略的。
這篇序文在寫出以上觀點的同時，對於那些攻擊奚落魯迅為「雜感家」的「高等文人」、「正人君子」中的「新月派」也給予嘲諷;對於創造社、太陽社中人的圍攻，也加以批評。
作為一篇序文，魯迅自然也交待了《三閒集》編輯的緣起。但並非為了說明而說明，而是緊扣了現實的鬥爭，如講去香港演講的情況，說《無聲的中國》竟然被香港當局視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揭露了港英當局的文化專制主義行徑，然後好似淡淡一筆，帶出「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前文看似針對1927年香港當局的，到此才顯出底蘊，原來是針對寫作這篇文章時的1932年的國民黨的文化圍 剿而言的。顯示出聲東擊西、虛實相濟的特色。[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