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作者
余华
类别
中国当代小说
文学简介
《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曾经从事过5年医工作，1983年开始写作，已经完成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随笔休3部，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中国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5年）等。现为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
作者后记
2003年8月余华去了美国，在美国东奔西跑了七个月。当他回到北京时，发现自己失去了漫长叙述的欲望，然后开始写作这部《兄弟》。《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产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余华曾说过：“写作不是一种生活，而是一种发现，它通过一个什么事情，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同时又给它一种新的生活容貌。”
《兄弟》在叙述过去的生活时，虽然并没有绕开那些共识性的历史记忆，但是，它却从特定的历史苦难中发现了爱的宽广。余华说，“事实上，我是写到下部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在写作一部什么样的小说。作家都愿意去写作久远的故事，因为在久远的时代里更容易找到文学中最引人入胜的传奇性。当我写到下部时，我突然发现今天的中国充满了传奇性，应该说是现实和传奇合二为一了。这是一个叙述者千载难逢的时代，只要写下了真实的现在，也就同时写下了持久的传奇。”
起初作者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他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他告诫我们，“因为引到灭亡，那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畅销原因
首先，《兄弟》（上）得益于良好的市场运作。自该书出版以来，关于《兄弟》的讨论铺天盖地，余华本人频频举办个人讲座，作者全程参与了诸多书店举办的首发式并现场签名售书，关于余华的个人访谈瞬间出现在媒体的大小版块，甚至连以前从未接受媒体采访的余华妻子陈虹也破例为《兄弟》和余华感言，更有媒体开始讨论余华是否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也有对余华退化、煽情化的质疑，无论是褒是贬，《兄弟》自开售以来始终处在大众传媒和受众视线范围之内。《兄弟》已如畅销书的模式包装出来，上海书展的签名售书，接二连三的媒体轰炸，畅销书排行榜名列前茅，余华新浪博客门庭若市，这些高调的亮相是商业的宣传策略。
其次，作者的品牌效应。毕飞宇的《平原》、东西的《后悔录》、余华的《兄弟》（上）三部作品皆是叙写文革荒诞和生命苦难，出版时间也几乎同期，个人认为这两部作品的艺术价值胜《兄弟》一筹，但在"如火如荼，人气巨旺"的《兄弟》面前，《平原》和《后悔录》在销售数量上则显得黯然失色。除去出版社运作机制的因素之外，余华的品牌效应在《兄弟》的图书营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也意味着，余华的知名度和以前作品的"美誉度"使余华的作品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文化符号，在书店看到一部新长篇小说，作者署名是"余华"，就会有人掏钱购买。同时，余华的十年沉寂，又为"余华品牌"增添了一层朦胧神秘的色彩，很多读者对作者的创作潜力和创作能力期待值甚高，也势必认为余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不同凡响"，这也是《兄弟》（上）在上海书展面世"即遭围抢"和销量创下书展销售记录的原因之一。
第三，小说内容和装帧形式等方面具备了诸多"畅销元素"。《兄弟》（上）以文革为故事背景，以偷窥、性启蒙为引子展开叙述，小说中保持残酷细节描写的写作特征，虽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易于大众读者接受;小说叙事直白简炼，口语化特征明显，不乏幽默风趣，在部分章节以儿童视角进行叙事，血腥惨烈场景和童趣天真的温情场景交织融合，大场面和小细节的交错更迭使叙事节奏张驰有度而又变化多姿;此书封面以双人头叠加设计带来强烈的视觉刺激，摆放于书店畅销书系列中最显眼位置，吸引眼球;用纸选材具有独特之处，无论封面装帧还是内文用纸都给人一种仿旧风格的感觉，这种装帧和用纸容易引发读者"内容一定很经典"的阅读想像;出版时机也是重要因素，在80后的作品和魔幻类小说已在市场上火一阵子，读者需要换口味，出版市场也需要开辟其他风格作品销售增长点;此书定价为16元，让大多数读者能接受;本书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而该出版社在文学书图书出版方面口碑不错等。
推荐理由
《兄弟》其实绝不只是写了兄弟俩的事。《兄弟》的亮点在于对文革揭露的深度以及表现出的人间的一种真情。《兄弟》也的确不完全是反映文革为根本目的，其目的则在于写人性，文革只是一种背景，是一种大环境。《兄弟》让人感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情，这种真情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更加感人。余华告诉读者，社会及人心永远是向善的，都是应该充满真情的，这一点其实无关于时代。
折叠编辑本段相关评论 从人物塑造、叙事视角到价值立场、篇章结构，余华始终没有将我们原本熟悉的那个愤世嫉俗的具有鲜明个体意识的“我”放进《兄弟》里去，相反的，他都在刻意地规避自我，规避一种个性化的把握；而一直在有意识地靠拢当下生活，将自己融进平庸，小心翼翼地按照这个时代流行的观念、趣味和习性，以认同“成功”、制造财富传奇的方式，摸索一种迎合一般的平庸趣味的文学产品。因而，如果说，在上册中，我们还能依稀看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种小人物的悲惨境遇构成的对大时代的疏离、反讽的话，那么在下册中，作者对以李光头为代表的众多张扬欲望的人物的成功史有声有色的铺陈，很明显就与当下社会中人们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较为流行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一种呼应。
《兄弟》的上、下册之间，就不能如作者原先设想的那样，能够在“批判”的层面上建立起有机的关联，从而成为一个整体了。如果要将《兄弟》放到精英文学的框架中加以评判的话，人们会认为，上述的断裂当然是一种败笔，而《给余华拔牙》中的许多评论家对于《兄弟》的冷嘲热讽都言之成理，切中肯綮。但是，如果承认从成为签约作家起，余华与此呼应的很多创作都不能被单纯地搁置在纯文学的平台上，而更应该被视为当代文学生产的一种结果的话，那么，也许我们的评判会从另外一些方面展开。
如果与以出版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联系在一起，余华放弃“我”而投向“我们刘镇”的叙事立场和角度，就是可以理解的。在余华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中，可以发现，读者并不关心他在《兄弟》中寄予了个人怎样的想像，而更关心比如美处女大赛的短信投票形式是否受到“超女”比赛形式的启发，自动验钞机是否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就出现了，用吸管吸的汤包是否是一种独特的发明，等等。在读者与余华的交流中，已经很容易让人感受到，这一代人通过记录历史并强调这种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曲折地传达了需要建立自己存在合法性的潜在呼吁。因而，在面对畅销书召唤的尽可能广泛的读者群时，余华“我们刘镇”的叙事策略选择，应该是与出版社的基本目标一致的。
《兄弟》上册对时代的疏离和下册对时代自觉不自觉的认同，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平庸者做人生挣扎的真实写照。在这个意义上，余华不认为《兄弟》的分册是错误，就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可以视为，那种追随主流的历史分期与记忆方式，依然是他恪守的基本写作前提；另一方面，也就是从这个裂痕中，他清楚地把自己的写作姿态告知大众，那就是并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奢望能找到一种救赎的力量；而只想说，上册提供的那种善恶理念固然是好的，而下册展现的欲望化的生活方式更是可行的，两者在“庸人”的立场上既是矛盾的，又可以并行不悖地一起存在。如果这样的解释可以行得通的话，那么可以说，余华的分册出版以及由此形成的断裂，依然是一种迎合了大多数人生存观念的尝试。
由此，《兄弟》是出版社、作者和读者自觉联手打造的成功的文化商品。它有着相当清晰的市场定位，有着较为务实的市场推广策略，也因其对转型期读者群生存心态与阅读兴趣的准确把握与迎合，制造了广泛的市场影响。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