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原文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於是有人慨嘆，以為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嘆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英雄一入獄， 天地亦悲秋。 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螭鬽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啓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源於先生的 《中華民國解》 (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了!
但革命之後，先生亦漸為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鋩。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於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於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於期刊的鬥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於《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贄願為弟子者綦眾，至於倉皇制《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鬥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注釋和賞析
【析】 本文是一篇悼念性雜文，與傳統的悼念文章相比，它並不重在寄情於死者的在天之靈，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表達對師長個人的懷念，而主要是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因此不僅在死者身上寄生者之情，更要從中求生者之道。這是這篇雜文在藝術上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魯迅在逝世前10天，先後寫了這篇文章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為何連撰兩文來評論章太炎呢?這自然是有重要原因的。章太炎是清末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和學者，在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他積極參與反對清政府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在總統府痛罵妄圖復辟帝制的袁世凱，但以後逐漸脫離現實鬥爭，鑽進書齋，成為 「寧靜的學者」。1936年章太炎逝世後，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御用文人正是利用這一點，以追悼、紀念為名，大做文章，企圖「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以達到誘導青年逃避現實革命鬥爭，對抗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文化鬥爭的反動目的。因此，如何評價章太炎的一生就顯得十分必要，這不只是章太炎個人的問題，而直接關係到現實的階級鬥爭。這就是魯迅寫作此文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的根本原因。
在這篇文章中，魯迅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分為二地總結了章太炎的一生，公正地評價了章太炎的是非功過，回擊了反動派對章太炎的故意歪曲，表明了魯迅堅持革命、反對倒退的立場。文章開頭從上海官紳為章太炎開追悼會，當時有人慨嘆「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談起，駁斥這種慨嘆是「不得當的」，指出章太炎「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所以「為大多數所忘卻」。接着針對當時反動派大肆宣揚章太炎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故意抹煞他前期革命業績的陰謀，對章太炎作出總的論斷：「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然後文章緊扣總題「二三事」轉入回憶，用事實予以說明，從章太炎撰寫駁康有為的文章和作鄒容的 《革命軍》序，到因《蘇報》案而被捕，再到出獄後主持同盟會機關雜誌《民報》，同梁啓超、吳稚暉、藍公武等人鬥爭，以及因反袁世凱而被軟禁。在列舉了這些事跡後，作者熱情洋溢地讚揚道：「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充分肯定了章太炎的本質和主流。與此同時，魯迅也指出，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後，「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參與投壺」，「接受饋贈」，對這種倒退是應該否定的。但衡量功過，作者認為這只是「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不能以此否定他前期的革命業績，不能藉此歪曲他的「全人」。文中魯迅對章太炎的蓋棺論定無疑是科學的、全面的、正確的，他對太炎先生的革命業績熱情讚賞，指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是青年們應該學習的地方，從而有力地反擊了 自鳴得意的文儈們對章太炎的奚落中傷，澄清了反動派在這個問題上有意製造的混亂。顯然，這篇悼念文的寫作不僅是為了死者的昨天，而更是為了生者的今天和明天。
相對於魯迅其他偏重議論的雜文而言，本文是一篇側重記事的雜文。在記事方面，它也是很有特色的：一是簡潔概括，詳略得當。這篇文章的敘事顯然不同於人物傳記的記事，並未去羅列人的一生，也不同於敘事散文的記事，未詳加鋪陳和描寫，本文的記事主要是用來說明作者的論點，作者用精練扼要的文字只記述了二十世紀初年，1906年前後及辛亥革命之後三個重要歷史階段章太炎的幾件事情，其中對他的革命活動寫得較詳，學術上的成就則一筆帶過。在革命活動中，又突出章太炎不怕犧牲、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和與保皇復辟勢力鬥爭中 「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戰鬥鋒芒。這樣更有利於說明全文的中心思想。二是多用正反對照的方法。譬如魯迅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出發，說他的知道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為《革命軍》作序以至被監禁;愛看 《民報》，並非因為章太炎的 「文筆古奧，索解為難」，而是因為他與保皇派等進行鬥爭，「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文中所否定的一面正是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及文儈們欣賞、歪曲的一面，從而加強了文章的針對性。三是敘事中加入議論。如針對章太炎死後的哀榮遠不如高爾基而有人發出慨嘆的駁斥和申述; 對章太炎一生「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的精闢論斷;對章太炎同梁啓超等保皇復辟勢力鬥爭。「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的褒讚; 用兩個「並世無第二人」對其一生革命業績的稱頌;對他晚年「既離民眾，漸入頹唐」，「粹然成為儒宗」的分析;以及對章太炎一生功過的衡重量輕等。這些議論，文字精當，言簡意賅，與敘事結合，既飽含着記事升華的情感，又將事理表達得更為深刻，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戰鬥力。[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