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照樣升起》
《太陽照常升起》是美國作家海明威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以1924年至1925年這一歷史時段和名城巴黎為背景，圍繞一群在感情或愛情上遭受過嚴重創傷或者在戰爭中落下了嚴重心理或生理機能障礙的英美男女青年放浪形骸的生活以及發生在他們之間的情感糾葛而展開，反映了這代人意識覺醒後卻又感到無路可走的痛苦、悲哀的心境。[1]
作者藉此成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並以此書開創了海明威式的獨特文風。在這部小說中，海明威不僅着力表現了「迷惘的一代」在失落和絕望中放浪形骸，向醉生夢死、浮躁喧鬧的生活方式尋求刺激和慰藉的精神狀態，同時也不動聲色地註解了這群目空一切、否定一切、憤世嫉俗的「荒原人」在困境中為尋找新的出路所做出的努力，揭示了他們堅韌不拔地追求自由、公正、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的精神實質。小說凝結、匯聚了年輕的海明威自己的思想、情感、理智、痛苦和他對未來的窺望，是海明威自己的人生體驗和哲學思考的深度延伸。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太陽照樣升起
作者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
出版時間 1926年
體裁 長篇小說
外文名稱 The Sun Also Rises
內容簡介
美國青年巴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脊椎受傷，失去性能力，戰後在巴黎任記者時與英國人阿施利夫人相愛，夫人一味追求享樂，而他只能借酒澆愁。兩人和一幫男女朋友去西班牙潘普洛納參加鬥牛節，追求精神刺激。夫人拒絕了猶太青年科恩的苦苦追求，卻迷上了年僅十九歲的鬥牛士羅梅羅。然而，在相處了一段日子以後，由於雙方年齡實在懸殊，而阿施利夫人又不忍心毀掉純潔青年的前程，這段戀情黯然告終。夫人最終回到了巴恩斯身邊，儘管雙方都清楚，彼此永遠也不能真正地結合在一起。
創作背景
1920年代是個經濟、社會、文化全面轉型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美國躍升為頭號資本主義強國。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了激烈的動盪和混亂的精神，熱鬧的喧囂之聲處處可聞。而美國的經濟騰飛創造了豐沛的商品供應，象汽車、家電等日常消費品，娛樂、旅遊、休閒等都市生活方式的打造以及廣告、媒體等推波助瀾，消費主義實際上已在美國赫然聳現。對當時的美國讀者而言，《太陽照常升起》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小說對文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描寫。顯然這些敘述具有異國情調符合所謂「爵士時代」總的文化氣質。符合了美國1920年代消費大眾的文化心理需求。
美國20世紀初的經濟崛起帶來的社會與文化轉型，產生了價值觀念上的困境。有學者指出：「事實上，在商業繁華如夢的20年代，崇尚享樂的價值取向與傳統的清教文化積澱．共同構成美國文化現代化過程中的時代性悖論」。這種因境表面上看是一個文化價值的觀念問題，但實際上是其底層資本邏輯中內在矛盾的體現。一方面，資本增值的生產邏輯要求堅持清教的儉樸、誠實、工作倫理，保證訓練有素的工人培養這些良好的品格。以便提高勞動生產率、維持工業繁榮。另一方，資本增值的消費邏輯要求採取各種手段，如分期付款、廣告、增加休息時間等，鼓勵大眾積極參與休閒和享樂等消費活動，以便維持欲望的再生產。
人物介紹
主人公傑克·巴恩斯（故事的敘述者和中樞人物）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城，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結束後以一名記者的身份僑居在巴黎，書中出現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和他關係密切的摯友或熟人。巴恩斯曾在意大利前線的一次戰役中身負重傷，由於受傷的部位偏巧是他胯下的生殖器，使他從此落下了性功能障礙的後遺症，因此他雖有性愛的欲望，卻沒有做愛的能力，無法同他心愛的女人在一起過正常的生活。這是鬱積在他心中的最大的癥結，是他的一切煩惱和不可名狀的痛苦的罪魁禍首，也是這部小說的核心主題。巴恩斯深愛的女人是故事的女主人公勃萊特·阿什萊，勃萊特也深愛着他，兩人相識已久，然而殘酷的現實卻註定讓他們無法結為夫婦。由於自己性無能，巴恩斯只能坐視、容忍勃萊特在別的男人面前尋歡作樂；由於對勃萊特愛之入骨，他願意滿足她的一切要求，甚至可以撮合她跟別的男人幽會，眼睜睜地讓她成了他人的未婚妻或情人，然而他靈魂深處卻在咀嚼着難以言說的悲酸和痛苦，這種矛盾、複雜的滋味是不言而喻的——有內疚，有心痛，有妒忌，有失意，有孤獨，有無奈，有苦悶，有空虛，有屈辱，有無處宣洩的憤恨……種種禁鍋了精神並使之痛苦的東西全都糾結在一起。這種令人心碎的痛楚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巴恩斯不是英雄，而是海明威精心塑造的一位形象豐滿的「反英雄」，是一個保持着「重壓之下的優雅風度」、「打不垮的」的類型化角色。無法治癒的戰爭創傷、難以實現的愛情、不可言說的隱痛、破碎的理想，凡此種種，都沒有摧垮他的意志力，不能使他頹廢沉淪、隨波逐流。他是一個被命運「打敗」的人，但是他「敗而不垮」。[3]
勃萊特容貌艷麗、風度翩翩，自然是男性心儀的對象。然而，她的行為，如品酒、抽煙、留短髮、着短裝、性解放等在當時的確具有叛逆精神。但要說明的是，這畢竟是時代使然，除喧囂塵上的消費主義之外，更得益於女權主義的發展與弗洛伊德主義的傳播。相比之下，小說其他三個男人卻體現了被動、順從、膽怯、衝動等女性特徵。這就意味着，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上承受着性倒錯位。勃萊特作為人物形象的複雜性預示着社會文化轉型時期的女性的性別複雜性和確定性。她的迷惘表明了女性角色的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還無從定位。
羅伯特·科恩是這部小說中的另一個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重要人物，但他是海明威刻畫的一個「反面角色」。科恩是美籍猶太入，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期間曾獲得過該校重量級拳擊比賽的冠軍。他剛與第一任妻子離婚，來巴黎的目的是為了體驗生活，尋找文學創作的素材。他在紐約出版的第一本書給他帶來了成功的喜悅，然而第二本書的寫作卻茫無頭緒，毫無進展。他的第二任未婚妻也跟隨他從紐約來到巴黎，並牢牢控制着他，但他最終還是狠心拋棄了她，轉而去追逐勃萊特了。他是在一次酒會上邂逅勃萊特的，當即就被她艷麗的容貌和高雅的氣質迷戀得神魂顛倒，沒多久便偷偷攜她去聖塞瓦斯蒂安同居了一個星期。他滿以為勃萊特從此就是他的人了，以為真正的愛情能夠征服一切，還想跟她正式結婚，豈料勃萊特只是逢場作戲，事後便對他厭惡至極，視他為「一頭十足的蠢驢」，甚至不屑於同他握手。這使他深感困惑，並為此而傷心欲絕。
在巴恩斯的朋友圈中，科恩是一個特例。他沒有參加過殘酷的戰爭，沒有經受過精神磨難的考驗，他依然還俗守着戰前傳統的價值觀，對生活和愛情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個陳腐的浪漫主義者和虛妄的理想主義者，與巴恩斯這夥人根本不是「一路人」，因此，他處處都顯得不合時宜，甚至令人討厭。
鬥牛士佩德羅·羅梅羅是海明威在這部小說中塑造的一位他心目中的真正的英雄。羅梅羅才十九歲，卻英姿勃勃，舉止不凡，渾身散發着年輕人的昂然朝氣。他精於鬥牛，技藝超群。在鬥牛場上，他以自己精湛的技藝和優雅的風度贏得了眾人的崇拜。在社交生活中，他為人坦誠，談笑自然，從不扭捏作態。他身上既沒有「迷憫的一代」的頹廢，也沒有科恩那種以英雄自居的虛假派頭。為了自己心愛的女人勃萊特，他與科恩進行了一場力量懸殊的決鬥。在拳擊上，他固然不是科恩的對手，一次又一次被擊倒，但他在精神上卻始終是勝利者，最終以頑強的拼搏精神打垮了科恩，維護了自己的尊嚴，也贏得了勃萊特的信任和鍾情。羅梅羅是海明威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打不垮的」硬漢形象的代表：無論面臨多大壓力，始終都保持着優勝者的風度。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太陽照常升起》是一部涉及多主題的現代小說。首當其衝的主題無疑是戰爭在生理、心理、倫理等方面對「迷憫的一代」所造成的嚴重損害。這部「情緒結晶式小說」不以情節取勝，而在於着力表現這一代人在生活方式、價值取向上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在於宣洩他們的情緒，展示他們複雜矛盾的心態和心理發展歷程，並由此深入挖掘和直接表現他們對世界的認識。這一代人所有的夢想、信念和單純都已被戰爭和現實的殘酷擊得粉碎，人生的目標已經死亡，他們在毫無節制的酗酒和縱樂中品嘗着內心的絕望和悲哀。小說中的巴恩斯集中體現了「迷惘的一代」的主要特徵：他雖然頭腦冷靜、性格沉穩，但他已變得漠視一切，不再相信任何價值觀念和倫理規範，不再相信諸如親情、友情、愛情、宗教信仰等等這些傳統的希望之源，唯有縱酒宴樂能給他帶來一時的快慰和解脫，即便是富有閒情雅趣的旅行，也每每成為豪飲的藉口。酗酒是這部小說中出現頻次最高的話語題材，這不僅是因為這伙飽經磨難的才子們常常「借酒澆愁」或「以酒會友」，在酣飲爛醉中暫且忘卻傷痛，或藉此來發泄心中的憤慨，更因為這種酗酒行為本身就是對美國政府當年所頒布的「禁酒令」的公然蔑視和對抗，對父輩所遵從的宗教文化和道德說教的譏諷和反叛。小說中唯有自命清高的科恩從不酗酒，因而與他們不是「一路人」。責任感的缺失、「對什麼都無所謂」，是「迷憫的一代」的另一特徵：巴恩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對工作毫無激情，總是漫不經心；儘管他偶然也去教堂，卻懷疑上帝的存在；他從不願過問任何是非紛爭，即便對能夠出手相助的事情，他也漠然置之，袖手旁觀。例如，在對待科恩與勃萊特之間的情愛問題上，他始終無動於衷，科恩為情所因而痛不欲生，他卻不屑一顧，反應冷淡。勃榮特則常常隨心所欲地玩弄男性於股掌之間，尤以挫傷有錢男人的自尊為樂。她的未婚夫邁克對她更是放任自流，他自己也置事業與家庭不顧，常常舉債酗酒，長醉不醒。海明威在感同身受地記述和批評「迷憫的一代」追求享樂、靈魂空虛的精神狀態的同時，對這一代人也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和理解，並希望世人能以此為鑑，放眼未來。
泛性主義和西班牙鬥牛是這部小說主題結構中並行不悖的兩個組成部分，泛性主義主要體現在勃萊特身上，尤其表現在她的性愛取向上。她視自己為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女魔喀耳刻，迷人的姿色使她能遊刃有餘地在男人堆里周旋——在希臘伯爵米比波波勒斯面前放肆地開懷暢飲、打情罵俏；信誓旦旦地要嫁給邁克；和科恩私奔；最後又勾引羅梅羅和她上床做愛。她要追求的顯然是她一心嚮往、但從巴恩斯身上卻得不到、從前兩次毫無愛情的婚姻中也未曾獲得的真正完整的愛情。然而放縱不等於「個性解放」，肉慾不等於愛情。這位離經叛道的「新女性」終究未能逃脫世俗的樊籬。
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在小說中多次隱喻化地借用鬥牛的場景來映射勃萊特的性愛，在兩者之間進行住複式的比擬。勃萊特曾明確告訴巴恩斯，她不可能對他做出任何承諾。這就是說，她不可能恰守婦道對他「忠貞不渝」，這也意味着她很善於耍手段巧妙地讓男人乖乖就範而又不惹火燒身。
回歸自然、呼喚脫胎換骨的新生是這部小說的另一主題。大自然在海明威的筆下風光措施，生機盎然，充滿畫面感的山川原野猶如人間天堂。每當巴恩斯置身於遠離都市和女人的原生態的大自然中，尤其在富有田園野趣的溪邊或湖畔釣魚時，他就感到精神振奮，活力勃發。和作家比爾結伴外出釣魚時，兩人更可以敞開心扉，手提酒瓶暢所欲言地談古論今，痛快淋漓地針砭時局，即便比爾譏笑他釣來的魚不及他的大，他也不計較，儘管他心裡明白，比爾是在影射他的性功能遠不如他強。在聖福明狂歡節期間，熱烈的節日氛圍、盛大的慶典場面、濃厚的宗教色彩、淳樸友好的西班牙鄉民，使巴思斯深受感染，也激活了他對生活的信念。小說接近尾聲時，巴思斯在聖塞瓦斯蒂安的孔查海灣中暢遊，他時而在海面上迎風破浪，時而深深潛入海底，他既是在經受體力、耐力和勇氣的考驗，也是在接受大自然對他的洗禮。在小說結尾處，巴恩斯深情地擁着回到他身邊的勃萊特，眺望着前方高舉警棍在指揮交通的騎警，心中在無限渴望地憧憬着未來。
藝術特色
總體風格
《太陽照常升起》可以說是海明威冰山創作原則的起始之作。在《太陽照常升起》之中他儘量採用直截了當的抒情、鮮明的對話、簡短句式，用簡單易懂的詞語把事件、景物、人物的語言、心理描寫、行動等呈現在讀者眼前。
小說就是照搬日常生活，並沒有從特定第幾人稱進行敘述。《太陽照常升起》中，作者並沒有以主人公作為進行敘述對象或者做過多的描述。作品中以戰後的迷惘一代為描寫對象，並沒有特別出眾的大人物，情節描寫也似乎小太完整，時問跨度也只有短短几天。故事中一切事情就是發生如此自然，也沒有刻意交代每個人物結局，把人生的橫的發展方式從中切斷，用以小見大的方式來窺探一個人一生。這樣的描述方法仿佛是看到一個人日常生活中某一細節被記錄下來，作品中的人物就像你我身邊的朋友，沒有必要去追根溯源，一切顯得那樣樸素和自然。
在《太陽照常升起》中的語言運用方面，文字淺顯易懂，選用簡單句式，口語化明顯。作者選用字詞悉心考慮，惜墨如金，語句十分簡練，文白暢曉。海明威並沒有把人物當做自身思想喇叭。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中選用大量省略和替代用法。用名詞、動詞、短小句式省略與替代。[4]
場景描寫
通過《太陽照常升起》來看，場景描寫是整個小說的大綱，所有人物的活動、人物個性展現圍繞特定場景進行展現。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主要鋪敘有三個場面，分別是巴黎、西班牙、馬德里。
1.巴黎——低沉迷茫與醉生夢死
海明威描寫巴黎時選擇筆調是低沉的，巴黎場景描寫中闡述幾位主要人物的關係。這幾位小人物每天就是醉生夢死、吃喝玩樂。小說的主要闡述人與傑克都愛着勃萊特。因為傑克在戰爭中男性部位受傷，不能與勃萊特發生性關係，勃萊特的第一任未婚夫戰死在戰爭中，這讓她精神飽受折磨。儘管如此，勃萊特和傑克還是墜入了愛情之海。傑克肉體上受傷與勃萊特精神的損傷註定他們之間的愛情並不完美。還有其他人物，例如邁克·堪貝爾，勃萊特的未婚夫常年欠債而無經濟能力償還的一個爛酒鬼，比爾戈頓在西班牙節日認識一位美國姑娘，比爾喜歡追求自由，玩世不恭，但卻與這位姑娘什麼也沒有發生。勃萊特是一個泡在酒精里的女人，同時私生活混亂。通過巴黎場景中的人們從多個層面反映出人內心的絕望和對未來生活的迷惘。海明威通過巴黎場景的展現，更多是展現人物多方位的個性，同時也為下面傑克與比爾的西班牙之行埋下伏筆。
2.西班牙——釋放自己原本自我生命
傑克和比爾要想逃離在巴黎一切的生活方式，於是他們決定前往西班牙來一次短暫的旅行。這是海明威把場景鋪設轉向西班牙。在西班牙場景中，海明威用盡全力描述大自然與人類之問和諧相處，場景中充滿了自然生命活動。在這裡他們在自我迷惘的狀態下獲得了一絲喘息機會。場景中也描寫他們喝酒、但是不是毫無節制酗酒，他們可以遊蕩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釣魚、游泳、全方位地放鬆自己。如此簡單，這麼快樂。小說中重點寫釣魚場景，這正是海明威真實情景的寫照。海明威一生最喜愛也最為擅長的就是打獵和釣魚，他每當精神飽受折磨時，他相信大自然可以治癒內心的創傷。傑克和比爾在這幾天短暫的旅行中，卸下在繁華都市中虛偽的面具，撕掉了那慣用的冷嘲熱諷的語態。他們如同親兄弟一樣真誠對待對方。用真誠坦率的胸懷去向對方打開，彼此尊重，彼此愛護。
當傑克和勃萊特到達西班牙普羅納時，當地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宗教狂歡節。面對一系列的衝突時，科恩面對鬥牛士選擇從小說里消失，他的離去標誌着迷惘一代在自身幻想式的生活里徹底陷落與失敗。與之相反，傑克與布萊頓從年輕的鬥牛士感受了面對生死的勇氣。
作品影響
《太陽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成名作，出版以來一直深受有前衛心理和逆反心理、渴望獨創藝術、渴望更加開放的心靈空間的年輕讀者群的青睞。
作者簡介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美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1899年7月21日生於芝加哥市郊橡膠園小鎮。1923年發表處女作《三個短篇小說和十首詩》，隨後遊歷歐洲各國。1926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初獲成功，被斯坦因稱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長篇巨著《永別了，武器》的問世給作家帶來了聲譽。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獵。1935年寫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說。 1937年發表了描寫美國與古巴之間海上走私活動的小說《有錢人和沒錢人》。西班牙內戰期間，他3次以記者身份親臨前線，在炮火中寫了劇本《第五縱隊》，並創作了以美國人參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1940）。他曾與許多美國知名作家和學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義鬥爭。1941年偕夫人瑪莎訪問中國，支持我國抗日戰爭。後又以戰地記者身份重赴歐洲，並多次參加戰鬥。戰後客居古巴，潛心寫作。1952年，《老人與海》問世，深受好評，翌年獲普利策獎。195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卡斯特羅掌權後，他離開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處舊傷，百病纏身，精神憂鬱，1961年7月2日用獵槍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