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
《黄帝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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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思想著作。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经近人唐兰先生考证为《黄帝四经》。全书由四篇组成，共一万一千余字。作者不详。近人龙晦先生从《黄帝四经》(以下简称《四经》)中所引用的楚言、楚谚，与《管子》、《国语·越语》和《淮南子》的关系以及它与《淮南子》的押韵情况，详尽地对《四经》进行了考证，认为作者是西楚淮南人。《四经》出土后，唐兰先生与龙晦先生都曾作过详细的考证，认为《四经》为战国中期作品，即成书于前四世纪末或前三世纪初。
目录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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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佚书《四经》，全部用韵文写成，全书由《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组成，其重点是讲治国安民之术，突出的是政治理论。 [1]
《经法》
《经法》是四篇佚书的第一篇，作为全书的总纲。全篇共分九小段，主要讲的是治国必须依靠法治。第一小段《道法》则又是《经法》篇的总论和概括。主要讲述“道生法”和以法制国的理论。“道”为黄老哲学上的专有名词，指宇宙构成与发展变化的实体与动力。“法”是指法律制度。“道生法”即法令制度由这个最高的存在-“道”产生的，使法令制度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即所谓“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口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便是“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的理论依据。以后的各段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论述的。
第二段《国次》：主要讲施政、治国必须态度严谨，国家才能稳固和兴旺，不固执己见，遵循事物变化发展的自然的“度”来办事，便能获得“天功”，坚持反对“过极失当”的极端政策。
第三段《君正》：主要讲执政必须“从其俗”、“用其德”、“民有得”，方能“知民则”、“民则力”、“民有得”。但对于破坏制度的，在法律面前，“罪杀不赦”。要举生伐死，文武并行，天下才能宾服。
第四段《六分》：主要讲君臣之道。观国观主，观家观父。君主必须懂得南面之术，不沉湎于田猎酒色，能驾御群臣，臣子必须忠诚老实，一心服侍君主，“不敢蔽其君”。只有“主执度，臣循理者，其国霸昌。”
第五段《四度》：主要论述施政度量分界的四个原则。“四度”是指君臣不得易位；贤与不贤不能并位；动静有时；生杀有度。这是四条施政原则。违背“四度”，就会“失本”、“失职”、“失天”、“失人”。这就是叛逆、动乱、背时、暴乱产生的原因。所以说，“审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
第六段《论》：讲君主应该根据自然规律以法天则地，循名责实。顺四时之度，应动静之变来制定自己的统治策略。掌握“六枋”，“六枋备则王矣”；审察“三名”，“三名察则事有应矣。”以此来治国，就会“有国将昌，当罪先亡。”
第七段《亡论》：阐述国危、君灭的道理。
第八段《论约》：讲述人事“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要符合天地四时之自然法则。即“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这样便“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
第九段《名理》：这是全篇的总结。主要论述“道”的本质和功能。“道者，神明之原也。”其特征是“有物始口，建于地而溢于天，莫见其形，大盈终天地之间而莫知其名。”“重柔者吉，重刚则灭。”
《十六经》
《十六经》是古佚书的第二篇。主要论述政治、军事方略。共分十五小段。这篇是以黄帝君臣对话的形式来叙述其主要思想的。
《立口》：主要论述黄帝必体天地之德，心虚静自守，才能成名于人。黄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是“受命于天”。“定位于地”的缘故。
《观》：讲黄帝命令大臣吸取四方的经验，按照事物“盛而衰，极而反”的规律，上察天道，下视民情，而后“布制建极”，制定好完整的治国策略。
《五正》：以黄帝和大臣阉冉对话的形式来讨论布施五政，如何止始的问题。指出“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有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的道理。其中还提出“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的观点。
《果童》以大臣果童名作为本篇的题名。用黄帝与果童对话的形式，提出人不分高低贵贱的思想。
《正乱》是黄帝的大臣力黑、高阳，与太山之稽的对活。通过对黄帝与蚩尤六十次战争的分析，总结出必须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利用敌人的弱点方能克敌制胜。
《姓争》：叙述黄帝之臣高阳与力黑的对话。主要谈到“静”与“争”、“刑”与“德”的关系。主张发挥各自的功效，采用静动相辅，刑隐德显相互配合的办法治理国家。
《雌雄节》：雌雄节，这是古代关于治道的两种基本态度。主张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柔弱以静，以柔克刚的为人处事哲学。
《兵客》：主要讲述用兵作战必须因天时，因地利，因人力，才能作出正确决断。“三遂务从，兵有成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因此用兵作战必须符合天道。
《成法》：是黄帝与大臣力黑的对话。提出要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思想。
《三禁》：主要阐述行事要遵守一定的规范。指出“行非恒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的三禁原则。这是国家兴盛的保障。反之要受到上仓的惩罚。
《本伐》：指出挑起战争的三个原因：“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各种战争其结果各有不同，只有义战，方能取胜。
《前道》：指出治国必须以道作为前导、唯道是行的思想。只有“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方能国富民强。
《行守》：讲为人处世应该遵守的法则：不搞阴谋，不持雄节，心表如一，戒骄戒躁。同时指出“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配，得而勿以。”的用人方针。
《顺道》：讲战争中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用“单视不敢，明势不能，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穹而因之”的方法，麻痹敌人，以智取胜。
最后一段无题名，主要讲道家清静无为的本质。提出“刑恒自定，是我俞静。事恒自瓴，是我无为”的观点。
《称》
第三篇《称》，此篇不分小段，主要讲统治策略的“度”和“极”的。指出行事要有准则，治国要有仪表法制，这就是“度”。君主的行为要合于天时地利，顺乎民心，“毋失天极，废数而止”。这就是“极”。主张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不走极端，物极必反的作法。
《道原》
第四篇《道原》：主要讲的是宇宙观。此篇不分小段。集中论述了“道”的本质、性质和功能。指出道是无名无形，无为而无不为的。其中有一主要思想即强调统一，提出只有黄帝这样伟大的人物才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宏大事业。 [2]
社会价值
“道”是《四经》的理论基础。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和渗透着“道”的思想，体现“道”的功能和作用。全书层次清楚，主旨明确，对我们重新认识“黄老”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
西汉前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多是在《四经》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这些政策为其社会稳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否定了自殷周以来以“天命”、“鬼神”主宰一切的宗教观念，代之以“道”为人类、宇宙的最高本质，应该认为这是人类认识上的深化和进步。
《四经》是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佚书，一九七四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线装书)，一九七五年，唐兰先生在《考古学报》第一期对上述释文进行了修订。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题为《经法》的注释文本。一九八九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明光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一书，也对《四经》作了释文。
《黄帝四经》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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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轰动世界华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黄帝四经》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 [3]
起源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初期的“黄学”即《黄帝四经》，曾是百家学术之林。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未看到。致使黄学被淹没了五千余年都没有被历代史学者重视。西汉时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个谜。现在《黄帝四经》出土，经过今人唐兰先生考证后，确认《黄帝四经》不是伪书，是几千年来出土轩辕黄帝第一本书。这是一部“治国之本”的书，它由四篇文章组成。这就为海内外黄帝子孙重新认识黄帝、黄帝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轩辕黄帝不再是传说人物，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
93岁的台湾史学家王寒生先生，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恨不得一下飞回大陆，一睹为快。但当时海峡两岸还未通邮，无法看到真迹。几经周折，通过日本才搞到《黄帝四经》影印件，王寒生先生如获至宝，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先后花近四年时间将《黄帝四经》译出来，于一九七六年在台湾龙华出版社出版，王老先生在他自写的序言里庄严宣告：“读罢四经，我们认识了修道之门径，更提高了人生境界。如果我们仍然是懵懵懂懂，那就不可挽救了。纵然再读书万卷，也无济于事。在四千年前，我祖已经打开了宇宙奥妙之门，指出了一条上进大道，今日能读到宝贵经典，是如何幸福！”又云：“黄帝四经出土，如老祖再降人间，这是可幸的，凡是黄帝子孙们，全当雀跃鼓舞。”
司马迁写《史记》时，并未看到过《黄帝四经》，原因是他生在汉武帝时代（景帝是文帝之子，武帝之父，在位十六年），天汉年间司马迁为李陵事件，触怒了汉武帝，被腐刑下狱，其父司马炎正在朝中出任太史令，父子二人同朝为官。那时，司马迁才三十多岁，而《黄帝四经》已入土二十七年了。所以说，司马迁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过《黄帝四经》。只是按当时的传说写下“五帝本纪”，排在《史记》开宗明义第一篇。
外部连结
参考资料
- ↑ 道家《黄帝四经》，把天机诠释得淋漓尽致,快资讯，2018-12-10
- ↑ 从《黄帝四经》让我们更全面认识道家,快资讯，2018-12-11
- ↑ 帛书《黄帝四经》,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