フォルモサ
 フォルモサ 封面 原图来源 | |
| 期刊名 | フォルモサ |
|---|---|
| 创刊时间 | 昭和8年(西元1933年)7月15日 |
| 停刊时间 | 昭和9年(西元1934年)6月15日 |
| 起迄卷期 | 第1～3号 |
| 出版地 | 日本东京市本乡四丁目十七番地 |
| 发行单位 | 台湾艺术研究会 |
《福尔摩沙》フォルモサ 杂志为留日台湾青年们于东京所创立之文艺团体“台湾艺术研究会”的机关杂志。“台湾艺术研究会”创立于1933年3月，其前身之“东京台湾文化circle”（或翻译为“东京台湾文化同好会”）创立于1932年3月，为左倾并历经多次检举后的“台湾青年会”成员林兑，与王白渊、吴坤煌、张文环等受日本左翼文学运动思潮影响的留日文艺青年，在眼见非合法的活动空间日趋紧迫，转而企图在文艺、文化等合法活动掩护下开拓新境地的时代产物。“东京台湾文化circle”承继“台湾青年会”血统，并同时为“克普”（KOPF，“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化连盟”）之子团体，因此可视为以台湾民族社会运动支流出发的台湾新文学，与日本前卫文学思潮的结晶。“东京台湾文化circle”创立后旋因成员被捕而解散，重新组织期间因政治性压迫日趋严厉，以及欲从事纯文艺活动的成员如巫永福等人的意见，因此改组为走合法路线、重视文艺活动本身价值的“台湾艺术研究会”，并于同年1933年7月发行机关杂志《福尔摩沙》。
创刊声明
《福尔摩沙》同人在创刊词中声明，吾人所渴望的除了“政治上经济上”自由的生活，更要求“艺术的生活”；而吾人将重兴“萎靡的台湾文艺”。在具体行动上将整理“既有之贫弱的文艺作品”以及“歌谣与传说等乡土艺术”，更呼吁“台湾青年诸君”“以我们的全副心力创作真正的台湾纯文艺”，并宣示“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为自由与丰富，台湾的文艺运动必须由我等青年之手开始做起”。这篇由身为青年的“我们”，向同世代之“我们”台湾青年发声，以演讲口吻写成之创刊词中，洋溢《福尔摩沙》身为开拓台湾文艺之先行者的精力与自负。
成员及内容
从“东京台湾文化circle”到“台湾艺术研究会”之主力成员为张文环、王白渊、吴坤煌。王白渊在《福尔摩沙》创刊号（1933年6月）出刊前即已离开日本赴上海，且其与张文环二人皆鲜见写作评论文章。因此吴坤煌所执笔的二篇评论性文字──发表于创刊号的及第二号中的〈给某女士〉、〈论台湾的乡土文学〉，可视为象征《福尔摩沙》之时代意义的指标性文章。而在“台湾艺术研究会”时期始成为同人的苏维熊，当时正是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的学生。其所作〈台湾歌谣试论〉正呼应了〈创刊之辞〉中，为创造台湾“独特的文艺”而必须“整理研究脍炙人口之歌谣与传说等乡土艺术”的具体主张。与《台湾新民报》为求巩固民族根源──自民族社会运动立场出发提倡歌谣整理相较，苏维熊与其《福尔摩沙》同人则重视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层面。而与苏维熊同样于“台湾艺术研究会”成立阶段方加入的巫永福，一开始即表示“我们身为学生，circle活动将成为学业的阻碍”，不欲与左翼文学运动有所牵扯，而只“写些小说与诗，梦想著创办文艺杂志”。其发表于创刊号中的小说〈首与体〉，描写二位台湾留学生共度的时光，虽然有著来自故乡催婚的阴影，但其中对于东京街景的点描，以及“看起来本是高举穿刺雪空的枝枒末梢强烈地将寒冷的感觉灌进体内”、“热蒸气扑面而来的暖意就像金属的热传导一样一瞬间直进身体内部”等结合外部刺激与肉身感觉的表现，叙述者“我”对所有瞬息生灭之意念的追随与继之而起的行为，都可以看到以横光利一为首之新感觉派于文学手法上大胆尝试的影子。此外，《福尔摩沙》中更有法国作家杜铎（Alphonse Daudet）作品的翻译、让唐璜与大盗加彭尼共聚一堂的奇想小说、白居易研究之论文、鲁迅诗之转载等。在乍见撩乱的外貌下，以张文环及吴天赏之小说、吴坤煌之评论所代表的左翼文学脉络，与巫永福作品所象征之现代主义趋向的并居共存应为其最大特色。
影响
在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仅发行三期的《福尔摩沙》具有指标性的地位，与其他多攻读法律、医学之留学生相比，《福尔摩沙》同人为文学、艺术领域之学生，志在文艺创造使其成为台湾知识份子中相当特殊的一群。其于东京活动的1933-1934 前后数年间，正值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由极盛至崩坏，文学之“文艺”价值因此得以从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性意义中解放；由《福尔摩沙》内容中，亦反映台湾知识青年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思索。其虽仅发行三期即停刊，然其所开拓出之“文艺”空间以及对日文的大量运用，已为台湾文学发展进程中宣示了新时代的来临。[1]
注释
- ↑ 张文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