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聲腸斷溱湖水(曹學林)
作品欣賞
一聲腸斷溱湖水
1946年春日的某一天，溱潼道上，一個身影在匆匆疾行。路邊草叢中，幾株紅杜鵑開得正艷，他只投去一瞥，沒有放慢自己的腳步。遠處湖岸邊，綠楊搖曳，翠柳依依，美好的景致也沒有讓他有片刻的稍停。只是寂寥的天空中突然傳來的布穀鳥的鳴叫，讓他禁不住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他是誰？他到何處去？
他是高二適。
他在回歸自己的家鄉。
他離家已經八年了。抗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秘書的他，不願做亡國奴，將家眷寄養於溱潼岳父家，隻身隨立法院西遷重慶，直到抗戰勝利，八年他未見到自己的妻兒，自己的親人了！
他歸心似箭。
當年離家時，那湖邊的幾棵樹還那樣細小，如今已經長得如此高大、粗壯了！那路邊盛開的杜鵑，那飛翔於空中的布穀的鳥鳴，更讓他想起蜀地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紅，那杜宇「不如歸去」的聲聲啼叫。為什麼至今才歸來？為什麼有家歸不得？漫漫四野無聲，悠悠溱湖無言，可是他的內心卻翻湧着不息的波瀾。
出蜀希聞子規鳥，
回鄉初見杜鵑花。
一聲腸斷溱湖水，
何事將歸不問家？
他仰天長吟。呵，終於回家了！終於可以一家團圓了！然而，愈是離家近，他的思緒卻愈是飛出去很遠。這條回家的路，他走過多少次？他最早是什麼時候從這裡走出的？又從這裡歸來過幾回？
高二適1903年2月出生在泰州姜堰興泰鎮小甸址村（時屬東台縣小甸址鄉，解放後劃歸泰縣即今姜堰）一個書香家庭，祖輩高伯星為水部主司，叔父高仕坊是光緒三年進士，父親高也東為本鄉塾師，「國民立達小學」創始人。他四歲入塾啟蒙，後就讀東台小學，十四歲以全縣第一名成績畢業，隨後考入揚州中學。「煙花三月下揚州」，那恐怕是高二適這一生第一次出遠門。然而未及完成學業，他就因貧輟學返鄉，十八歲就在父親的學校里擔任教員，第二年又接替父親出任校長。二十歲與溱潼鎮乾泰昌百貨店老闆朱竹成之女朱鳳子結婚。
就這樣在家鄉做一個小學教師、校長？就這樣與妻兒老小一起固守在鄉村一隅？這不是高二適的人生目標，他不滿足於此，也不甘心於此。他從小就有着遠大的志向。終於，二十五歲那年，他考入了上海正風文學院，二十七歲又考上北平研究院國學研究生。他再一次遠離自己的家鄉，像一隻鄉間的小鳥，舒展開翅膀，翱翔於雲天。然而二十九歲，他卻又因病不得不再次回鄉，做起了通訊研究生，同時繼續擔任起立達小學校長之職。
再次回到家鄉，高二適一邊繼續着他的學業，一邊教書育人。那個叫小甸址的村莊裡，常常出現一個年輕俊逸的書生身影；那個叫立達小學的校園裡，常常傳出抑揚頓挫的誦讀之聲。然而此時的高二適已不是十年前從揚州回來時的高二適了，他已經逐漸有了一定的「名氣」。他少承家學，嗜書如命，尤對作詩和寫字情有獨鍾。詩歌上，對唐代的杜、韓、劉、柳和宋代的江西詩派極為喜愛，並深入研究，《古詩源》、《杜詩鏡詮》、《山谷全集》以及《後山詩》等詩歌經典無不通讀精研；書法上，從小學時就臨習晉、唐楷字，尤喜臨《明徵君碑》、《曹娥碑》、《蘭亭序》、《龍藏寺碑》及鍾、王書法，作品以行楷為主。其愛詩愛書到了「筆不離手、詩不絕口」的地步，就連攜帶妻兒到岳父家小住時，也往往一人坐在店堂櫃檯內看書，或在小閣樓上臨池學書。從小的愛好、鑽研，讓他在書藝詩學上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上海、北京的求學、深造，更為他打開了一片廣求師友、研討學問的新天地。他與地方賢達韓紫石時有交往，他給上海《時報》投寄詩文，結識了同鄉名流戈公振，他通過向《甲寅》雜誌投稿，與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釗開始了書信往來；嶺南派畫家陳樹人常在報刊上徵求題畫詩，他屢以詩作應徵，為陳賞識。此時的高二適，雖然居於鄉村，然而他的孤詣奇才已經開始受到世人關注。
讓高二適真正走出家鄉，走向廣闊天地，走進藝術殿堂的是1935年。這一年的10月，陳樹人舉薦高二適到南京擔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辦事員，不久升任科長職務。陳樹人雖是一名著名畫家，但他與章士釗一樣，也是辛亥革命元老，當時正擔任國民政府秘書長、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在南京，高二適結識了章士釗、于右任、胡漢民以及江南圖書館館長柳詒徵等社會名流。章士釗長他二十三歲，由於「志同道合」，二人初次見面，即定為忘年交。「七七」事變後，陳樹人又介紹他到立法院秘書科任科員。10月份，即隨國民政府西遷重慶。
想不到，當年的那一別，他竟與妻子兒女分開八年。這八年，心中有多少思念，有多少惆悵，又有多少盼望！值得慶幸的是，抗日戰爭終於勝利了，遊子今天終於回家了！這是應該讓人「漫捲詩書喜欲狂」的事，這是應該對着溱湖放歌一曲的事！令人腸斷的傷心事還是讓它隨着溱湖水遠逝而去吧！此時應該是「青春作伴好還鄉」！在溱潼鎮上那座讀書的小閣樓里，在小甸址村那低矮的老宅和破舊的校舍里，親人們、鄉鄰們正在等着他的歸來呢！
行走在溱潼道上，高二適的心情舒朗起來，腳步輕快起來。他沒有帶什麼行李回來，入蜀時留在南京寓所的四千冊藏書及少數生活物品全部散失了，在川期間，有限的幾個薪資除了吃飯外，都用於書刊筆墨的開銷了。肩上背着的一隻行囊里，除了很少的一些生活用品外，只有幾本舊書和幾支毛筆，這是他的生命之所系。在川八年，他除公務代作應酬文字外，悉心攻讀國學，校研典籍，不敢一日稍懈。1938年，寓成都，校讀《世說新語》；1939年，寓重慶立法院宿舍，讀《山谷全集》；1940年，客居巴縣山中，誦韓昌黎、孟東野詩文，臨《黃初碑》、《龍藏寺碑》；1941年，在巴嶺，日日攻詩，復理《古詩源》及杜甫、韓愈、黃山谷、陳後山等；1942年，校讀《劉夢得集》；1943年，寓重慶獨石橋，盡力於《山谷詩集》，每至夜闌更深，輒放聲吟哦不休；1944年，兼任朝陽文學院教授；1945年，讀《莊子》、《玉溪生詩箋注》。這樣一個年表，足以讓人想象，入川八年，高二適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而這種生活於高二適固然充滿了樂趣，但其間又飽含了多少不足為外人道的孤寂與清苦！「一聲腸斷溱湖水」，箇中滋味，也只有自己知道。
高二適在家鄉與親人團聚。他住在溱潼鎮上岳父家，許多過去的知交都來看望他，他也到左鄰右舍以及小甸址村的一些本家親友處走走。更多的時候，還是跟年輕時一樣，鑽進店堂或閣樓讀書寫字，有時也會看見他在小鎮的麻石街和夾河邊上散步。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南京來電催他回去。於是高二適就攜了家眷一起回到南京，繼續從事起立法院的文秘工作，併兼任建國法商學院教授、南京第三中學教員。1949年解放前夕，作為國民黨立法院的資深文員，他本可以跟着蔣介石去台灣，然而他不願再背井離鄉，他也厭倦了官場生活，從此不再與政治有什麼瓜葛，一門心思埋頭在文史和書法的園地里默默耕耘。他曾到上海任南京工專上海分校語文教員，後又調任華東交通專科學校語文教員，再後來又回到南京任華東水利學院圖書館職員，直至1958年因病從華東水利學院退職。其間十年，雖然也工作幾變，未息奔波，但他卻無時無刻不執著於書法和古典詩文的臨習研究，浸淫在傳統文化的汁液中，廣采博取，舞文弄墨，不求人知，獨學自成。
1974年的溱潼道上，又出現了高二適的身影。此時的高二適已經七十一歲，進入古稀之年了。
人到老年，最想念的就是自己的故鄉，就是自己的親人。小甸址，有他的親人；溱潼，有他的故交。有生之年，能多回故鄉幾次，能與親人故交多見幾次面，這是他最大的願望。而讓他越發思念故鄉、親人的原因，還由於他這麼多年不平凡的人生經歷，特別是那一場驚心動魄的「蘭亭論辨」。
高二適在五十歲以後，進入學術研究的厚積薄發期。1954年他始攻章草，並精研《急就章》，至1964年完成書法研究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證》，歷時十載。該書存亡繼絕，探尋隸、草之演變，匡正前賢訛誤，填補了我國文字學和書法史的一段空白。1959年，他撰成《劉賓客辨易九六疏記》上中下三篇，凡五千餘言，得到章士釗高度評價。1963年，完成《〈劉夢得集〉校錄》一書，並撰《柳子厚與劉禹錫周易九六論書後題》、《跋劉賓客天論》二文，為章士釗收入《柳文指要》。
章士釗與高二適亦師亦友，是高二適服膺終生的人物，其獨立自由之心性對他影響很大。二人自相識結為忘年交始，相互砥礪切磋、詩詞酬答、書信往來，四十餘年從未間斷。1962年，高二適應章士釗之邀到北京相會，暢敘別情。章士釗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深知高二適的道德文章，有意邀請他到中央文史館工作，高二適雖很感動，但想到家累太重，還是婉拒了邀請。第二年，章士釗又力薦他進入江蘇省文史館，並賦詩一首相贈：
異同劉柳不需刪，
童子隈牆作態玩。
南海共識翁仲歿，
東周誰見冶長鰥。
誤書偶得思逾適，
大草偷揮手更嫻。
天下一高吾許汝，
家門月旦重如山。
字裡行間，傾注了對高二適的相知讚許之情。特別是「天下一高」四字，足以說明章士釗對高二適評價之高。
確實，識高二適者，章士釗也！章士釗是高二適真正的知音。「天下一高」，高二適當之無愧。高二適一生持之以恆於對杜甫、劉禹錫、柳宗元和南宋江西詩派的研究，成果卓著，其詩作「興托高遠，感情豐富」，於高古中寓慷慨氣質，尤以古風極為突出，林散之曾詠詩讚嘆：「江南高二適，詩力全無敵。……筆驅六代風，手掇西江月」。高二適一生臨池不輟，由早年的《明徵君碑》、《曹娥碑》、《蘭亭序》、《龍藏寺碑》及鍾、王書法，到中年的王獻之行草等，再到五十歲後的專攻章草，並醉心於《急就章》的研究和考證，直至六十五歲後，諸體貫通，草書突破前人窠臼，自創一格，熔章草、今草、狂草於一爐，形成一分隸、二分楷、三分行、四分草的高體，筆致古拙靈動、蒼勁灑脫，書卷氣息濃郁。
高二適是一個集學者、詩人、書法家為一身的大家，他的草書被章士釗尊為「第一」，他本人對自己的草書也很自信，自認為天下第一。然而，這樣一個在藝術上達到如此境界的人，雖然生性狂直，卻清高自守，不喜誇飾張揚，除了幾個知己外，了解他的人並不多，在全國的名氣也不大。然而，在他進入江蘇文史館之後，發生了一件事，卻讓他從此名聲大噪。
這件事就是曾經震驚國內外學術界、被列為「二十世紀十件文化大事之一」、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蘭亭論辨」。
走在溱潼道上，回憶起這件事來，高二適仍然心緒難平，論辨的經過還歷歷在目。
1965年6月，高二適讀到郭沫若在《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上發表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大為驚異，對其所提出的觀點不敢苟同。郭沫若根據當年南京附近出土的晉人王謝墓石均為隸書字體這一事實，推斷晉代不可能有成熟的楷書、行書，從而斷言《蘭亭序》既非王羲之所作，也非王羲之所書，而是王羲之第七世孫智永和尚所依託。這真是「驚心動魄」之論！刻石書跡與手寫書跡豈能混為一談？楷書及行、草書體在東晉已完全成熟而王羲之又兼善各體的史實豈能隨便否定？對於這樣的妄斷之言，高二適怎麼能緘默不語呢？他立即寫出《〈蘭亭序〉真偽駁議》一文，列舉種種可靠事實，一一進行反駁，明確提出《蘭亭序》其文其書皆出自王羲之手筆。他將文章寄給報刊，以期引起爭論，結果未能發表。他只得寄給章士釗，希望老師能推薦給毛澤東。章士釗於是寫信將高文轉呈毛主席，毛看了高的文章，對其觀點並不完全贊同，甚至認為其世界觀有問題，階級立場不對，但高二適的個性、書風卻得到他的關注和欣賞，因而支持展開爭論。他給郭沫若寫信，提出「筆墨官司，有比無好」的著名論斷。很快，高二適的文章在《光明日報》刊發，後又在《文物》雜誌發表影印手稿。而緊接着郭沫若就在《文物》雜誌發表《〈蘭亭序〉與老莊思想》、《〈駁議〉的商討》兩文與之辯論，由此一場聲震士林的關於《蘭亭序》真偽的論戰在全國展開，時間延續半年之久。許多人都參與其中撰寫文章，然而大多都贊同郭沫若的觀點，只有少數人支持高二適。1972年，郭沫若又在《文物》雜誌第8期發表《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對《蘭亭序》為偽的觀點再下定論，且語氣強悍、霸氣：「新疆出土的晉寫本是隸書體，則天下的晉代書都必然是隸書體。所謂一隅三反，所謂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而表現，就是這個道理。在天下的書法都是隸書體的晉代，而《蘭亭序》帖卻是後來的楷書體，那麼《蘭亭序》帖必然是偽跡，這樣的論斷正是合乎邏輯的，而且也合乎辯證邏輯。」面對這樣極為武斷霸道的強詞奪理，高二適沒有退縮，他又寫出了《〈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然而卻無處發表。而在1973年文物出版社編印的《蘭亭論辨》一書中，竟將這一論辯說成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鬥爭」，還給高二適套上了一頂「唯心論」的帽子。
作者簡介
曹學林，男，出生於1981年，畢業於榆林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