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穎
{Infobox person | 姓名 = 丁穎 | 圖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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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說明 = 農業科學家
| 出生日期 = 1957年9月
| 國籍 = 中國
| 別名 =
| 職業 =農業科學家
| 知名原因 = 著名的農業科學家、教育家、水稻專家，中國現代稻作科學主要奠基人
| 知名作品 = 《丁穎稻作論文選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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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穎（Ding Ying)
目錄
簡介
中國現代稻作科學主要奠基人
丁穎（1888—1964），廣東省高州縣人。1957年9月—1964年10月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24年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農學部畢業。回國後任國立廣東大學（後改為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院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華南農學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7—1964年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等職。同時還是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民主德國農業科學院、捷克斯洛伐克農業科學院的通訊院士、榮譽院士。周恩來總理譽其為「中國人民優秀的農業科學家」。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丁穎教授畢生從事水稻研究工作。1926年在廣州郊區發現野生稻，1933年發表了《廣東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種》，論證了我國是栽培稻種的原產地，否定了「中國栽培稻起源於印度」之說。
他長期運用生態學觀點對稻種起源演變、稻種分類、稻作區域劃分、農家品種系統選育以及栽培技術等方面進行系統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為稻種分類奠定了理論基礎，為我國稻作區域劃分提供了科學依據。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他就進行水稻雜交育種研究。1933年選育的「中山一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種質與栽培稻育種工作的成功嘗試。1936年用野生稻與栽培稻雜交，獲得世界上第一個水稻「千粒穗」品系，曾引起東亞稻作學界極大關注。他從農業生產實際出發，選育出60多個優良品種在生產上應用，對提高水稻產量和品質作出了貢獻。他還創立了水稻品種多型性理論，為開展品種選育和繁種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
丁穎晚年主持水稻品種對光、溫條件反應特性研究，其成果為我國水稻品種的氣候生態型、品種熟期性分類、地區間引種及選種育種、栽培生態學等，提供了可貴的理論依據。
丁穎教授一生撰寫了140多篇水稻研究的論文，這些論文已由農業出版社出版了《丁穎稻作論文選集》。此外，還主編了《中國水稻栽培學》等著作。
主要研究成就
中國稻作之父
丁穎，字君穎號竹銘，1888年11月25日生於廣東省高州縣（原茂名縣）謝雞鎮石塘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父親丁林泰深感窮人受苦的根源在於沒有文化，決心借債送子上學。為此，丁穎成了丁家的第一個讀書人。1906年丁穎自私塾童蒙書館考上縣城的「洋學堂」——高州中學。入學後，他參加了「新高學社」，曾不時議論時政，立志「科學救國」。中學畢業後，他懷着「要使吃不盡苦頭的農民與現代科學發生聯繫」，向同學們表示：「諸君！當今之血性青年，當為農夫溫飽盡責盡力，我決意報考農科。」他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博物科學習一年，便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留學日本。1912年9月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學習日語，1914年6月曾一度回國，後又於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繼續學習。1919年畢業時，適逢國內掀起「五四」運動，東京留學生為聲援祖國的學生運動上街遊行示威受到日本軍警的血腥鎮壓，氣憤之餘，不思久留，加之那時家境拮据，乃決定輟學回國。先後在高州中學、高州農校任教，後來改任廣東省教育廳督學。
此後，鑑於對官場貪污舞弊的厭惡，深感不深造就難以實現「科學救國」之夙願，遂於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進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攻讀農藝，成為該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學的中國留學生。1924年獲學士學位，時年36歲。為了出國深造，他前後奮鬥了11個春秋。
學成回國後，丁穎在廣東大學農科學院（中山大學農學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學的同
時，積極開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規律的研究，並對廣東糧食生產問題做了很多調查，寫出《改良廣東稻作計劃書》和《救荒方法計劃書》，建議政府每年撥出1%的洋米進口稅作為稻作科研經費，但這些飽含拳拳學子之心的種種考慮均為石沉大海毫無着落。面對重重困難，他決心立足現實，以「螞蟻爬行的方式，苦幹到150歲」。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資積蓄補充經費之匱乏，在茂名縣公館圩籌建了我國第一個稻作專業研究機構——南路稻作育種場。隨後又用「賣青草」預售良種等辦法解決經費困難，先後又增設了石牌稻作試驗總場和虎門（沙田）、東江（梅縣）、北江（曲江）等試驗分場，旨在選育優良稻種，改進栽培技術，對發展華南糧食生產做出貢獻。1938年日軍侵入廣州，他們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場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慘遭殺害。中山大學西遷雲南，丁穎冒着生命危險搶運稻種和甘薯苗。後來學校從雲南移回粵北坪石，抗戰勝利後，再遷回廣州。八年抗戰，中山大學三易校址，顛沛流離，元氣大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校方醞釀再次遷校到海南島時，丁穎為了維護教育事業和國家財產便毅然加入了地下黨領導的護校行列，反對遷校，並不顧身家安危出面保釋為此而被捕的同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怀和重视，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的恢复工作，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还积极团结知识分子，规劝外流港澳的科技人员和学生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更多地了解和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他和青年教师一道参加了俄语学习班，并潜心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1956年，在他67岁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见消瘦。同志们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就医，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丁穎除歷任上述職務外，還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全國人大第一、二、三屆代表，廣東省政協第一、二、三屆副主席。他曾先後代表國家赴蘇聯、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緬甸等國考察和進行學術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蘇、越3國學者參加的武漢水稻科學技術會議；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學討論會。他曾受聘為柏林民主德國農業科學院、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通訊院士，捷克斯洛伐克農業科學院榮譽院士。丁穎蜚聲中外，有「中國稻作之父」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