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劉曄傳
三國志·劉曄傳出自《三國志》,史書是由西晉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歷史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1]
目錄
原文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 揚士多輕俠狡桀。鄭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眾皆驚怖,走還營。曄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勛。 時劉勛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勛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勛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勛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勛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勛窮,遂奔太祖。
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群下,可伐與不。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強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 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在位二年遜位,薨。諡曰景侯。
譯文
劉曄字子揚,淮陽郡成德縣人,是漢光武帝的兒子阜陵王劉延的後代。汝南郡人許劭是公認的會識人才的人,這時正在揚州避難,稱讚劉曄有輔佐天下的才能。
揚州士人多輕佻俠義,鄭寶最為驍勇果敢,才力過人,地方上的人都懼怕他。鄭寶想要驅使百姓渡水到江南去,因為劉曄出身貴族,又很知名,試圖強逼劉曄為他倡導這個行動。劉曄當時二十多歲,心裡很為這件事憂慮,但沒有合適的機會解決它。適逢太祖派遣使者來到揚州,查問有關情況。劉曄前去會見使者,為了和使者一起評論世事形勢,便邀請他一起回府,住了好幾天。鄭寶果然帶了幾百人攜帶牛肉好酒來問候使者,劉曄命令家裡的奴僕帶領鄭寶的隨從坐在中門外面,為他們設置酒飯;自己與鄭寶在內室設宴痛飲。秘密安排了壯健軍卒,命令他們聽行酒的信號而砍殺鄭寶。鄭寶生性不喜歡飲酒,對室內動靜看得十分清楚,行酒的人不敢發出信號。劉曄只得自己拔出佩刀砍殺了鄭寶,眾人都非常震驚害怕,逃回軍營去了。劉曄將這些軍隊託付給廬江太守劉勛。
這時劉勛的兵力在江淮之間是很強大的。孫策非常厭惡他,便派遣使者攜帶厚禮,送信勸說劉勛說:「上繚的土著宗族屢次欺負我方,我惱恨他們已有好幾年。現在我去襲擊它,路途多有不便,希望藉助您的力量來討伐它。上繚非常富有,得到它可以使國庫富足,請允許我出兵作為外援。」劉勛相信了孫策的話,又得到孫策送來的珠寶、葛布等珍貴禮物,很是高興。內外官員都來慶賀,而劉曄獨獨不這樣認為。劉勛詢問他為什麼,劉曄回答說:「上繚雖小,但城池堅固,很難進攻,防守容易,不是十幾天就能攻克的,攻擊太久了就會造成在外作戰的士兵疲憊,而自己國時孫策乘虛襲擊我們,我們的後方肯定堅守不住。這樣將軍前進則被敵人挫敗,後退又沒有歸路。如果您執意出兵,災禍現在就到了。」劉勛不聽從劉曄的勸阻,興兵攻打上繚,孫策果然襲擊劉勛的後方。劉勛窮困窘迫,只好投奔太祖。
太祖到達壽春縣,這時廬江郡境內有山賊陳策,手下有幾萬民眾,依憑險要地勢據守。以前曾經派遣副將前去進剿,沒有能夠攻克。太祖詢問部下可不可以討伐山賊。劉曄說:「陳策這些毛賊,是趁着動亂而跑到這裡的,他們依靠險惡的地形而形成強大的力量,而且沒有什麼爵位來得到民眾信服的。以前派去剿滅他們的副將資望太輕,而中原地區又尚未平定,所以陳策敢於憑藉險要堅守。現在天下初步平定,可以先征討後降服。大凡畏懼死亡、追求獎賞的心理,無論上面的智者和下面的愚民都是相同的,更何況明公如此仁德,已是向東征討而西方抱怨大軍不來,現在先公開進行賞賜招募,以大軍相威逼,只要詔令一宣布,陳策軍營就會大門四開而賊兵自行潰散了。」太祖笑着說:「您說的還頗有些道理!」隨即派遣猛將在前先行,大軍殿後,一到那裡就收服了陳策,完全如同劉曄所預料的那樣。 太和六年,劉曄因病拜官太中大夫。在職兩年便辭官了,就在這時他去世了,諡號為景侯。[2]
作者簡介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 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結束了分裂局面後,陳壽歷經十年艱辛,完成了紀傳體史學巨著《三國志》。此書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全貌,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前四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