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人才輩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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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人才輩出的原因說起歷史上人才大爆發的時代，那一定是漢末三國時期，三國時期的人才真的是多到數不勝數，只《三國志》中記載的有名有姓的三國人才就超過1000人。我們且不說三國，就算是東漢末年袁紹、劉表、陶謙等勢力下也是人才濟濟，也正因為如此，漢末三國這段歷史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也是最生動的。[1]
在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70年裡，都不會同時出現這麼多人才。如果換到另外一個時代，比如五代十國大分裂時期，曹操、孫權、劉備集團，任何一個集團都有統一全國的能力。
正因為他們都擁有大量的人才，所以三個國家政權在初期都少有大的政治和軍事失誤，這才是三國分裂保持了一種均勢。到後期吳、蜀人才凋敝，以致於政治昏亂、軍備不整、戰略失誤，結果蜀國僅兩個月被魏所滅，吳國也旋即投降。
我們不禁有個疑惑，為什麼這麼多優秀的人才在這幾十年裡集中湧現？同樣是在東漢，在桓靈二帝以前，尚看不到這種盛景。
亂世出英雄，這向來是不變的歷史規律，一來是因為亂世之人有上進之心，二來亂世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施展才幹、建功立業的機會。正如漢武帝說李廣那樣，如果生活在高祖那個年代，萬戶侯豈足道哉！治世讓很多人沒有了建功的機會，治世會埋沒很多人才。這是其一。
其二，我們都知道，東漢是在宦官和外戚的鬥爭中走向滅亡，在後漢晚期，全國的士大夫階層分成了三黨，除了宦官和外戚以外，還有一類人叫作「清流」，所謂的清流就是那些正直、剛正的官員名士。
當時的士大夫基本上都是都籠絡於這三黨之下，有的人投靠宦官，有的人投靠外戚，有的兩不沾，向清流靠攏。我們都知道，東漢桓、靈二帝時，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兩次都是與宦官有關。
簡單地來說，第一次是以陳蕃、李膺為首的清流集團向宦官集團發難，第二次是以竇武、陳蕃為首的清流、外戚集團聯合向宦官集團發難，結果兩次發難都以失敗而告終。
在宦官集團的迫害之下，清流集團中的很多人都被終身禁錮，也就是明確規定一輩子不能再做官。所以這些人都退隱山野，很多都以著書教學為業，這些社會清流大都是滿腹經綸的大學問家，所以他們教出了很多優秀的人才。
兩次黨錮之後，清流集團在政治上失勢，但是卻也因禍得福，他們的影響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資治通鑑》說：「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
崇尚清流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普遍風氣，全國的士大夫都以與清流沾邊為榮，對清流集團中的重要人物爭相標榜，而且給他們取了很多雅號。
比如：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硃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勛、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
像這樣的稱號還有很多，可見社會風氣如此。據《後漢書》的說法，後來的荊州牧劉表也是「八顧」之一，還被列為「八及」之一。
不但士大夫讀書人崇尚清流，在東漢末期，外戚集團也都願意與清流合作，甚至連很多宦官也都同情清流黨人，很多人都站到了清流黨的一邊。
三國史中有一個特有名詞，叫作「名士」，名士最初指的就是他們這些人。在漢靈帝光和七年以前，這些人都被雪藏山林，在數十年的時間裡，他們影響教授了很多人才。
當時的讀書人都議論朝政、褒貶人物，以此形成了一種社會風尚，都是受到「名士」文化的影響，尋其根源，都是由於兩次「黨錮之禍」。
後來董卓入主洛陽，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啟用清流黨人，藉此來邀買人心。曹操占領兗州之後，因為殺了名士邊讓，導致了幾乎整個兗州的背叛，由此可知當時他們的社會影響力。
正是在這幾十年的時間內，為漢末三國時期積累了人才，分裂割據的諸侯都各自招攬，很多人投身政治，還有很多人才像管寧一樣終老山林。到了三國時期，這種風氣漸漸地消失，而那個時代所培養出來的人才也都漸漸離世，所以到了後三國時期，整個中國開始人才凋敝。[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