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書房和南書房有什麼不同之處
| 南書房和上書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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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書房和南書房有什麼不同之處上書房和南書房，是清代宮內極為重要的教育基地，它們不但傳授知識，更為皇子們提供治國指南，有時候甚至還是網羅人才之所、官員升遷的跳板。下面趣歷史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1]
「上書房」是「皇子皇孫上學讀書的地方」。清道光之前，叫「尚書房」，道光年間奉旨改為「上書房」。
上書房位於乾清門內東側南廡，建於雍正初，門向北開，共五間，凡皇子年屆六齡，即入書房讀書，一般派滿漢大學士一人或二三人為上書房總師傅，並設漢文師傅若干人，稱為「諳達」的滿蒙師傅若干人，均多以貴臣充任，又有內外諳達之分，內諳達負責教授滿蒙文，外諳達教授騎射。總師傅有事則來，不必日日入值。師傅們輪流入值，與皇子皇孫們相見，僅以捧手為禮而不下跪。每日寅時(凌晨3：00—5：00)來到書房早讀;卯時(凌晨5：00—7：00)開課;午時(11：00—13：00)下學。各大節日放假一天，暑期上半課。
皇子皇孫們對師傅極為尊重，例如嘉慶帝的師傅朱文正(朱珪)入值上書房十餘年，乾隆帝崩，嘉慶帝急召他入京，至京哭臨，嘉慶帝執朱珪手哭失聲。命值南書房，管戶部三庫，加太子少保，賜宅第於故宮西華門外。後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朱珪逝世，嘉慶帝親往府上弔唁，由於朱家大門低矮，御車不能入，嘉慶帝便步入，並哭之深哀，特諡文正。這段師生情誼當時傳為佳話。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乾隆帝偶查上書房師傅入值門單，發現自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初六共七天裡，所有師傅竟都沒有到職，乾隆對這次師傅失職和皇子皇孫逃學行為極為憤怒，遂召集軍機大臣詢問，又將曠職師傅狠狠訓斥一通，下令將兩名滿籍內閣學士革職，後來覺得不妥，又採取寬大處理，將兩個革職的師傅先打四十大板，仍留上書房行走，以觀後效。上書房師傅挨板子，清代歷史僅此一次。
清人福格的筆記《聽雨叢談》卷十一中「上書房」一則有比較詳細的說明，云：尚書房在乾清宮東南廡北向，皇子讀書之所也。皇子年六歲，入學就傅。由上書房總師傅翰林掌院學士，保薦品學兼至翰林官若干員引見，次日詔對便殿，察其器識端謹者，欽點某某為某皇子授讀師傅。又派一二員副之，謂之上書房行走。得預斯選者，咸具公輔之望。
每日皇子於卯初入學，未正二刻散學。散學後習步射，在圓明園五日一習馬射。寒暑無間，雖婚娶封爵後，讀書不輟……皇子沖齡入學讀書，與師傅共席向坐，師傅讀一句，皇子照讀一句，如此反覆上口後，再讀百遍，又與前四日生書共讀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謂之熟書。約隔五日一復，周而復始，不有間斷，是非庶士之家所及也。每日功課，入學先學蒙古語二句，挽竹板弓數開，讀清文書二刻，自卯正末刻讀漢書，申初二刻散學。散學後晚食。每日一朝於上前及皇太后、皇后宮。率以為常，惟元旦、端陽、中秋、萬壽、自壽，共放五日，余日雖除夕亦不輟也。
上書房行走，實際上就是清朝時候皇子師傅的副手。清朝人喜歡用「行走」這詞兒，大約就是供驅使的意思，例如提拔某人當大學士，讓他在軍機處當差，皇上的諭旨一般會這麼說：着賜張三某某閣大學士，賞一品頂戴，在軍機處行走。說白了，這「上書房行走」其實不是一個官職，只是說明這人在哪個單位上班。
南書房座落於紫禁城內月華門之南，舊為康熙帝讀書處。康熙十六年(1677年)始設，命侍講學士張英、內閣學士高士奇入值。此為選翰林文人入值南書房之始。
翰林入值南書房，初為文學侍從，隨時應召侍讀、侍講。常侍皇帝左右，備顧問、論經史、談詩文。皇帝每外出巡幸亦隨扈。皇帝即興做詩、發表議論等皆記注。進而常代皇帝撰擬詔令、諭旨，參與機務。因接近皇帝，對於皇帝的決策，特別是大臣的升黜有一定影響力。故入值者位雖不顯而備受敬重。
雍正朝成立軍機處後，撰擬諭旨為軍機大臣等專職，南書房雖仍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參與政務。有清一代士人，視之為清要之地，能入則以為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南書房記注》，系迄今發現的為數極少的南書房檔案。
「書房」本來是官宦人家讀書學習的地方，但在清入關前，卻把它當成儒臣在宮內值班、工作地點的專用語。玄燁沿用舊稱，在紫禁城設了兩個書房，即南書房和上書房。南書房供入值內廷的翰林官們以詩詞、書畫等供奉皇帝，而上書房則是皇子從師傅讀書學習的地方。
南書房最初是康熙帝本人的書房。康熙十六年十月，儒臣開始在那裡供職。它對於玄燁習文寫字，讀史論經，吸取前朝統治者的經驗教訓，接受漢族悠久文化傳統的薰陶，起過頗為重要的作用。
玄燁本人早已在康熙九年開設日講和經筵，每天都與擔任講官的翰林官往來。但這種接觸只限於講課之時，他覺得遠不能滿足自已對知識的渴求。
康熙十六年十月，玄燁向內閣大學士提出：「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付。今欲於翰林內選擇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但伊等各供厥職，且住外城，不時宣召，難以即至。着於內城撥給閒房，停其升轉，在內侍從數年之後，酌量優用。」(《清實錄》)
當時僅選擇了兩人，一是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張英;一是流落在京的浙江窮書生高士奇，由內務府在西安門內給他們找了兩所空房做住宅，每天到宮中南書房入值。此後，玄燁又不斷在南書房增設大臣。南書房成了與玄燁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的地方。
南書房不是一個行政機構，一切供應，如筆墨紙硯、太監勤雜等均出自內務府。入值官員每天辰時在皇宮侍衛的伴送下到南書房上班，戌時才下班離宮。在南書房供職的大臣不另設職銜，仍稱原職。
張英入值前是翰林院侍講學士，入值後稱「侍講學士支正四品俸張英」。如果入值官員非翰林出身，入值後便看情況賜給官銜。布衣出身的高士奇，到南書房後賜予中書舍人的官銜，被稱為「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支正六品俸高士奇」。一般統稱他們為「南書房行走」。還有一些大臣，如李光地等，雖不是南書房的正式官員，但因與皇帝關係密切，也常出入南書房。
在南書房供職的大臣，任務離不開文墨。最早入值南書房的高士奇曾說：「余自康熙丁巳叨塵侍從，日值大內南書房，寒暑無問，將十有三年。日惟探討載籍，與筆硯為伍。」(《天祿識余》)
南書房初成立時，玄燁剛學作詩，興趣很濃，不但命張英、高士奇二人寫詩進呈，還常召王士稹、陳廷敬等侍讀學士進內廷賦詩。有時天晚了，就把他們留在南書房，擺御宴以賞賜。在賦詩作文這些事情上，他自知不如張、高等人，因此，同詞臣們的關係還較平等。
康熙十七年八月，玄燁命張英、高士奇及講官陳廷敬、王士稹、葉方靄到南書房讀閱自己的詩集，並且提出要求：「朕萬機之暇，偶有吟詠，未能深造古人。因爾等在內編纂，屢次請觀，故出以示爾等。中有宜改定處，明言之，毋隱。」(《起居注檔》)玄燁的詩並不高明，更何況他還在初學。不過品位卑下的詞臣卻不敢非議，照例要說一番「千古帝王所不及」的恭維話。至高無上的皇帝地位，使他難以聽到大臣們的真心話。
當時刊印御製詩文集，或內廷要編纂什麼書籍，編輯和校對的任務就落在南書房官員身上。如康熙十七年南書房奉命為玄燁編輯御札;康熙五十五年，蘇州織造李煦承辦刊刻御製詩三集，但修改、校對和粘簽的工作，卻由南書房負責。每當年節，康熙帝要向大臣賜字，內容多是福壽、嘉祉，松鶴、松壽等吉祥字句，也常由南書房官員代筆。
康熙朝後，一些文人在自己的隨筆中記有南書房還擔負着草擬諭旨的重任(見《檐曝雜記》、《嘯亭續錄》、《養吉齋叢錄》、《恩福堂筆記》等)。但是從康熙年間的起居注檔看，情形卻並非如此。
就在張英、高士奇正式供奉南書房的第二個月，康熙下了一道上諭，明確指示「張英、高士奇，選伊等在內供奉，當謹慎勤勞，後必優用，勿得干預外事。伊等俱系讀書之人，此等緣由雖然明知，着仍恪遵朕諭行」(《起居注檔》)。張英、陳廷敬、王士稹等人在到南書房供職前都曾擔任起居注官，他們對國政大事雖不起多大作用，卻是直接介入政事，入值南書房後，就再也不擔任起居注官了。
而與玄燁面商國務，請旨草擬諭旨的，是內閣大學士和學士一類官員，並不是南書房行走。《起居注檔》上幾乎每天都有「上御乾清門聽部院官員面奏政事畢，部院官員出，內閣大學士、學士捧折本面奏請旨」的記載。有時玄燁患病，無法御門聽政，也不召近在內廷的南書房官員商議政事，卻要「召內閣大學士、學士至懋勤殿，面商折本」(《起居注檔》)。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為康熙草擬諭旨的，是內閣大學士，而非南書房官員。
但是，南書房官員也不是絕對不干預政事。曾在南書房供職的侍讀學士王鴻緒說過：「先年承旨，密繕小折於皇上巡幸之時，親詣雨書房，交與管理宮報首領，從內密達御前。俟宮報回日，臣親詣領出。此時聖駕在外，南書房絕無人到，極為隱秘。今重奉密令，似宜照先行走，交與首領，慎密收發，庶免他虞」(《王鴻緒密繕小折》)。
王鴻緒奉旨向康熙帝奏交密折，想來其他南書房官員也可能做類似的事情。然而這種向皇帝奏交密折同前面所說的為皇帝草擬諭旨，無論形式上或實質上，都完全不同。草擬諭旨是當時最重要的機密工作，參加草擬的大臣必須直接介入政務，而提交密折，不過是大臣就自已的見聞密奏皇帝而已，其密奏事情的本身並非都是機密。應該說，這是大臣在履行自己的義務，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的。
玄燁與南書房官員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他常「與諸文士賞花釣魚，剖析經義，無異同堂師友」(《嘯亭續錄》)。康熙十七年三月，五台山向宮中進貢了一種「天花蘑菇」，玄燁認為蘑菇「鮮馨罕有，可稱佳味」，派人送到南書房，特讓正在那裡編輯御札的張英等人嘗鮮，「使知名山風土」(《起居注檔》)。
李光地病了，玄燁關懷備至，不但賜他熏細鱗魚、鮮鹿肉條，而且還特讓李光地的家人每天到宮中取飲玉泉水，滋補腸胃。張英的父親病故，張英請假回鄉奔喪，玄燁特賜他白銀五百兩料理喪事。至於賞賜諸臣御用瓜果酒菜，更是尋常之事。玄燁本人常到南書房看大臣賦詩作畫，他高興起來，也揮毫命筆，賞賜諸臣。
南書房的官員主要來自翰林院。當時的翰林官大都是科舉出身才學出眾的文人，同時，入值南書房的官員一般還都要經當朝名士的舉薦。但玄燁仍不放心，還要親自考察他們的才學。清初鼎鼎大名的詩人、侍講學士王士稹，侍讀學士陳廷敬，都是被玄燁召到懋勤殿，當場賦詩，又受到皇帝的讚賞後進入南書房的。
康熙二十四年，玄燁又對翰林院、詹事府諸臣進行了一次考試。有一位日講起居注官在這次考試中獲第一名，玄燁才把他選人南書房。康熙三十三年，玄燁又下令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每天選派四名官員，輪流入值南書房，以便他從中挑選。
玄燁選擇南書房官員的主要標準也可概括為德、才兩項，當然他是要有利於封建統治的德和才。對他們的職務、門第，倒不大放在眼裡。如最早入值南書房的流落京城的窮書生高士奇，因大學士明珠的舉薦，說他寫得一筆好字，便被破格選入南書房;南書房官員戴梓，原來也是個布衣，通天文算法，又能詩能文。
他發明的連珠火銃法，在平三藩時起過很大的作用。他亦被破格選入南書房。至於頗有影響的朱彝尊，更是有名的「四布衣」之一，在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時初露頭角。當時朝野輿論攻擊他為「野翰林」，但玄燁認為朱彝尊兼詩、文、考據之長，還是將他選入南書房。
最能說明玄燁注重南書房官員才華的例子，是方苞的入值。方苞本是震驚全國的《南山集》案中的一名要犯，因為《南山集》作序，被關進死囚牢。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玄燁聽李光地說，方苞的古文超群拔類，便赦免了方苞的罪行，又命人把他帶到暢春園，撰寫《湖南洞苗歸化碑文》、《黃鐘為萬事根本論》等。
玄燁閱後十分滿意，竟說方苞的文賦「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望溪全集》)。從此，方苞就由一個罪犯一躍而成為南書房的官員。
南書房的官員對玄燁學習的影響是很大的。玄燁評價他們「所纂講義典確精詳，深裨治理」(《篤素堂全集》)。在南書房任職十三年的高士奇，是玄燁跨進學海的引路人。他曾對侍從說：「朕初讀書，內監授以四子本經，作時文;得士奇，始知學問門徑。初見士奇得古人詩文，一覽即知其時代，心以為異。未幾，朕亦能之。」(《清史稿》)
玄燁自幼喜愛書法，認為萬機之暇揮毫練筆是帝王應有的修養。他將擅長書法的起居注官沈荃召到南書房，指導自己練字。沈荃死後，玄燁很懷念他，對李光地說：「朕初學書，宗敬父荃指陳得失。至今作字，未嘗不思其勤也。」(《清史稿》)在沈荃的指導下，玄燁臨了許多名帖。後來，他命御書處將這些帖專門刊刻了《懋勤殿法帖》。
康熙朝以後，詞臣入值南書房就成為清朝的定例，「寵眷不衰，為木大儲材之要地」(《嘯亭續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