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条路(溪汪)
作品欣赏
上海一条路
普陀山名胜也好，苏州园林也好，杭州西湖也好，几年前我都寻访过，往日的诗文使时光依旧新鲜，走到哪里都兴味盎然，唯独错过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就住在新闸路。“五月至上海，寓新闸路。与汤蜇仙时相往来，求其作谱序一首。”查阅《吉林成氏家谱》，可知汤寿潜谱序完成时间是在“光绪三十四年戊申秋九月”，也就是说，到这一年九月，上述的种种活动之后，他们仍在上海，新闸路上会同时出现汤公、程公和成公的身影。
新闸路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一条总体上东西走向的街道，地跨黄浦区和静安区，长3855米。1862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西越界修筑了数条运兵道路，其中直接沟通租界的有两条：新闸路和静安寺路。新闸路最初是一条土路，因吴淞江上曾有建于雍正初年的新闸而得名。几年后划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后，其中一段铺砌了碎石路面。此后由于拥有苏州河水运的便利，沿路逐渐形成密集的住宅、商店、工厂混合分布区。1908年，也就是成多禄寓居沪上时，该路继续向西延伸直到胶州路，同时在原碎石路段铺设了上海最早的电车轨道之一。成公往返市区及苏杭，想必是搭乘过电车的。
新闸路泰兴路口，原有巨商辛仲卿的辛家花园，与张园、愚园齐名，后归盛宣怀，据说康有为一度居住过。此外，无论是新闸路1321号的民国银行家、收藏家刘晦之故居及小校经阁，还是新闸路1124弄的沁园邨（阮玲玉故居），都是民国建筑，清末的汤公、程公和成公能住在哪儿呢？
多年来对上海的若即若离，可以说是机缘不到，也可以说是潜意识里担心自己迷失在上海的“大”里。自从锁定新闸路，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了。
成多禄在上海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寓居沪上的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最初只是为求得谱序，有赖于程德全从中玉成。但谱序既成，二人仍“时相往来”，可见性情相投。于程成二人，若无故旧、新交的往来与牵念，人在孤旅中该是多么单调与无趣。于汤公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汤寿潜，浙江山阴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两年后授安徽青阳知县，数月即辞。后受聘当幕僚，游历各省。除去早年功名，出山之后的阅历与成公倒有些相似。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汤寿潜任两淮盐运使，但仍以养亲之故居上海。两年后，他与张謇、许鼎霖等在上海创办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还发动旅沪浙江同乡抵制英美侵夺苏杭甬铁路修筑权，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七月，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总理。此时清政府被迫允诺沪杭铁路由商民自筑，授汤寿潜为四品京卿，总理全浙铁路事宜。1906年，汤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江、浙、闽绅商270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任会长，汤寿潜与张謇任副会长，许鼎霖、雷奋等十二人为干事，设董事会。以“警尊谕旨、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为基础，出版《预备立宪会报》，总会迁京后改为《宪政日刊》。公会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多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敦促清廷早日立宪。
人生际遇和聚散因缘也真是奇妙，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之际，正值成公被程德全外派到绥化知府任上，“惟当时朝廷方讲求新政，袭宪法之皮毛，舐欧洲之馀唾，余心惧焉。”他是不大赞成预备立宪的。甚至他与绥化府的上级、绥兰海兵备道松毓的矛盾，与松毓本人拥护新政、倡导预备立宪不无关系，且导致他三年未满即挂冠离去。要知道，他们可是地地道道的吉林同乡啊！但从东北到了江南，他眼界大开；程公受代而去后，尤其是结识汤寿潜后，他逐渐接受了立宪。这个朝廷“贿赂公行、亲贵用事”，他也“知其去末季不远矣”。但如果社会要改革，君主立宪式的改良总比颠覆式的革命好得多。
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设在上海静安寺路54号。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新闸路南五百米左右。倒是革命团体光复会上海支部设在新闸路，最初在新闸路余庆里，暴露后迁至新闸路仁和里，即光复会成员王廉（清天）开设的“人和煤号”，如今新闸路和江宁路交叉口的1243弄。只不过它是地下组织，远不及预备立宪公会那么堂堂正正。公会每年开常会一次，仅1908年就两次电请清政府提前召开国会。
作者简介
溪汪，原名王力，1970年5月生于“诗县”舒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