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红颜遗事
内容简介
《陈丹燕的上海:上海的红颜遗事》讲的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理性，是一个感性的人，一个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想要建立自己积极向上生活的徒劳的人，也许还是一个捂着伤口不让别人看，自己也不看的乐观的人，一个实在不懂得怎样去应付，弄得满身满心全都是伤的痛楚的人，一个怕被别人落下，被别人孤立，被别人抛弃的认真的人。她还是一个按照自己天性生活，并没有用是非观修剪自己的质朴的人，即便是她在照相的时侯，在脸上入满了扮得十全十美的假笑，在她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和将要时入中年的时侯。我是想写一写这样的普通材料制成的人，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的际遇啊。
作者简介
陈丹燕，1958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陈丹燕青春作品集》三卷，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儿童幻想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等。曾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新闻奖金奖、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德国青少年评委金色的书虫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等。
原文摘录
“请告诉我一些1944年上海夏天的事好吗?最普通的事，天天都会在生活里发生的事。”我对一生都在上海度过的老人魏绍昌说。 这是距1944年五十六年以后的春天，这天下着雨，室内有着上海雨天淡灰色的天光，屋角的颜色会要深一点，像是纸烟的烟灰，带着点点斑驳。而窗框的影子在墙壁上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斑迹。过不惯多雨的上海春天的人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天光里如烟云的柔和，于是也很难体会在带... 我想要写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理性，对，一个感性的人，一个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想要建立自己积极向上生活的徒劳的人，也许还是一个捂着伤口不让别人看，自己也不看的乐观的人，一个是在不懂怎样去应付，弄得满身满心全都是伤的痛楚的人，一个怕被别人落下，被别人孤立，被别人抛弃的认真的人。 我没有想到，像姚姚，像燕凯，他们还能有这样汹涌的真挚的疼痛的爱情，那是让他们的战友们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眼睛都变得温柔起来的爱情。就像他们在战友们滚烫的枪筒里插进了一枝玫瑰，或者也在他们自己血污的命运里挖出了一条清清的小溪。他们在爱情里的沉迷和奔放在那样一个禁欲与凄苦血腥的春天里，带着一种倔强不甘的气息吧，像隆冬里的花，不论怎样的不合时宜，它就是要开，而且要像春天里所有的花那样开放。
书评
读完已经是凌晨3点，合卷后久久不能入睡。只感到伤心。伤心的不是姚姚的车祸，不是那个年代的动乱――那时候的人情冷暖，早已经从其他书里体尝到了。
触动我那根弦的，是凯凯的那段话：“我变了很多，我以前不是这样。下次我再来上海，可以将我和姚姚一起时的照片带回来给你看。从前我不是这样……我让你失望了。我太胖。这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吃得很多……我再没接触到什么有文化的人，所以我的气质也渐渐变了。”――我能理解为什么年过中年的凯凯要一次又一次向作者强调自己以前的模样。因为能理解，所以感到一种近似残忍的伤心。
那个姚姚爱着的凯凯，该永远是那个挺拔的坚定的英俊的少年。而要步入暮年的自己垂败的样子，像是一种辜负。辜负了姚姚的爱。这种辜负，对于凯凯自己，是不可原谅的。他害怕因为现在自己，让别人对姚姚，对那段动乱中真空存在的感情产生怀疑――那应该是美丽的，姚姚脸上带着柔和的笑，而他年轻纯净得如同一张白纸。 又有几人能依旧爱你那倍受摧残的容颜呢？
只要活着的人继续活着，死去的人就不会死去。凯凯回到上海后，就不吃，不睡，就知道一遍遍讲姚姚。那时候的他，已经快50岁了。但他仍旧活在70年代。那个年代，那段感情，因为太深刻太激烈太单纯太残酷，所以燃尽了年轻的他所有的力气――去爱的力气，去痛的力气，希望的力气，甚至绝望的力气。 在唐人街的他，带着姚姚的死亡，是怎样延续自己麻木的生命？我不敢想，因为太残酷。 残酷，不是死亡。残酷，是携带着别人的死亡麻木地活下去。 凯凯一次又一次强调从前，是因为他拒绝接受现在的自己。一个拒绝自己的人，是依靠着什么活下去的，我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人的生命有自己的决定。有的人活得明明那样绝望了，但是就是不愿意停止；而有的人明明还有许多希望，却要全部用力摔破。我以为姚姚应该停止在母亲自杀的那一刻；我以为姚姚应该停止在燕凯自杀的那一刻；我以为姚姚应该停止在孩子送人的那一刻――但是，都没有。她继续缓缓地活着。 于是我想，生命中的痛苦，当它们罗列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些事，真的很苦啊”。但当你生活在其中时，它们更像是慢性毒药，你有时甚至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于是，大多数的我们就这样以一种逆来顺受的姿态生活着。即使是千疮百孔，我们惯性地活了下去。 没有了母亲，姚姚还有燕凯。失去了燕凯，姚姚等来了凯凯。好像只要继续活下去，什么姿态什么方式都好，总会有那么一丝的转机。
可是，我看不到凯凯的转机。 我只看到他站在1971年的那个夏天。阳光透过路两旁高大的法国梧桐细碎地洒落在姚姚27岁的脸庞。她温柔地笑着，看着他。而他手里拽着一张不敢递出去的公车票，上面写着，“我可以吻你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