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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上薛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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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第上薛侍郎》是一首古詩,中國作為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早在商朝甚至更早就擁有了文字,而正是文字的誕生,讓詩詞的記錄得到了可能,詩詞的發展,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以下幾個階段: 先秦時期的《詩三百》;兩漢時期的樂府古詩[1]魏晉南北朝新的文學取向;李唐的詩歌高峰與詞的興起;趙宋的詩的綿延和詞的高峰;元明清的繼承與發展。

下第上薛侍郎

目錄

中西方詩詞特點

與西方商業性、開放性社會所形成的重視概念、範疇內涵的明確性,分析、歸納的邏輯性,和抽象性強的思維方式不同,中國早在先秦已經形成感悟式直覺思維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學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故努力明確事物內在聯繫與邏輯關係;後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偏重於統一,偏重整體、直觀的把握,而忽視了精密和抽象的邏輯分析、歸納,是一種典型的「以物觀物」的方式,明顯不同於西方的「以我觀物」 的方式。這樣一來造成了語義含糊,難以進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來理解其中的意思,沒有精確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義。例如《老子》開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2];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來「道」的含義備受爭議,在翻譯中更找不出合適的能表達其意思的詞,只好用「dao」來表示,這是直覺思維下的典型產物。這種直覺式的思維上升為理性後,仍不離感性。當它運用於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時就會產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風骨、風雅、陽剛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樣先對概念作明確的界定,經過推理過程,然後才建構理論體系。它起源於感性體驗,經過感悟,後又約定俗成,在前後沿用中逐步發展完善,具有具體與抽象、體驗與概括結合的特點。

中國在長期的認識活動中,又形成了運用樸素的辯證法觀察事物的傳統,以及相應的辯證思維方式,體現在文學上就是既重視並揭示文學與社會的內在聯繫,也能夠揭示文學自身的規律。

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之下,中國的詩歌創作特別強調一個「悟」字,「頓悟」成了詩歌創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帶來神來一筆,它不一定與上文有直接邏輯的聯繫,但感情上具有連貫性,這種寫作方式是直覺思維方式的產物,它鑄造了中國詩歌特有的美麗。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