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
內容簡介
卡塔琳娜是一位年輕漂亮的女管家，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過着體面的生活，卻因一次意外成為媒體的靶子，遭到小報的誹謗，名譽受損，隱私被披露，甚至連親朋好友都不幸遭到騷擾。忍無可忍的她，最終舉起手槍，踏上了以暴制暴的復仇之路。本書首次出版於1974年，先後被譯為三十多種文字，並被改編成電影和舞台劇。
作者簡介
海因里希•伯爾（1917-1985），德國當代小說家，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戰後德國最重要、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他出生於科隆的一個天主教家庭，中學畢業後在波恩的一家書店當學徒，1939年入科隆大學學習日耳曼文學和古典哲學，不久即被徵召入伍，經歷了六年的戰爭生活。伯爾在戰爭中多次負傷，並被關入美軍戰俘營數月，這些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日後的創作。戰後，他一邊當木匠和統計員，一邊繼續在科隆大學深造，並開始發表作品。
伯爾的早期作品多以戰爭為題材，表達他對戰爭的厭惡和痛恨，如《火車正點》《亞當，你到過哪兒？》及不少短篇小說。20世紀50年代後，他的視野擴展到更廣闊的社會，以生動細緻的筆觸，描繪了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通過他們的遭遇和命運，批判和揭露社會的不公，他也因此被稱為「德國文學的良心」。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有《一聲沒吭》《無主之家》《小丑之見》《萊尼和他們》《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勃羅姆》和《保護網下》等。
伯爾曾獲包括畢希納獎和諾貝爾獎在內的多個重要獎項，並擔任國際筆會主席數年。
原文摘錄
至於這兩個相愛的人用的是什麼具體的詞彙，也許人們可以在某些現代的電影中聽到。在這些電影裡，常常是隔着很遙遠的距離，在電話里講着許多許多表面上看來沒有任何意義的話。 例如，在最後一段提到的「不禮貌」，最初在記錄上寫的是「溫柔」，原來的措辭是「這些先生變得溫柔起來」。卡塔琳娜·勃羅姆對此極為憤怒，堅決要求改正，於是在她和檢察官之間、她和巴埃茲曼納之間引發了一場真正的有關詞義的舌戰。卡塔琳娜聲稱，「溫柔」是雙方的，而「不禮貌」是一種單方面的行動，而且涉及對方。當先生們認為，這一切並不如此重要，而且會由於她的緣故而使審訊延長時，她就回答說，如果在記錄上以「溫柔」代替了「不禮貌」的話，她將拒絕在上面簽字。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對她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為什麼她會跟她的丈夫離婚，其理由之一，就涉及這個問題。她的丈夫從來就沒有對她「溫柔」過，只是一味地「不禮貌」。同樣的關於布洛納夫婦的用詞「仁愛」也發生了類似的爭論。記錄上寫的是「對我很親切」，而勃羅姆堅持用「仁愛」。當人家認為「仁愛」這詞太舊，建議用「慈祥」來代替時，她就冒火了。她說，「親切」或「慈祥」跟「仁愛」都沒有關係，只有用「仁愛」才能說明布洛納夫婦對她的態度。置
書評
現如今科技資訊發達，發現他人、展示自我的手段變得很多。明星、政要、各領域的專家、公眾人物、還有這世間所有的普羅大眾，我們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我們藉助窺視他人的生活來愉悅自己，通過發表評論以彰顯存在。
我們確實在世間、在社會上、在仿佛不相關的事件中，超過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不知不覺間或有意識地，化為了輿論洪流的一部分，對事件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種輿論，或者說民意，當然是自由民主思想的體現。而這種輿論和民意，是否導向正義與公平，卻也是不見得的。如果我們有跟蹤過新聞的流向，常常會看到一個人是如何地死裡逃生，另一個人又是怎樣的萬劫不復———輿論和民意有時候並不是同一種東西，在其中一者尚未穩固、尚未表現出確切形態時，另一者往往可以努力控制、施加影響。
應該說，我們已經習慣了做普通人、做邊緣人。很難想象，當同樣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當鏡頭在自己蓬頭垢面、驚慌失措的臉上聚焦，當你所知道的事實與社會普遍認定的事實產生衝突，應該如何辯駁？常說舊社會的道德觀念可以輕易殺死一個人，當今的社會輿論也如此，個人的意識與集體混淆，成為了砸石頭的人———當罪行終於發生，我們該怪罪虛張聲勢的媒體報道？助紂為虐的看客？莫非是那個死人嗎？上帝呢？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