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基督教的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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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基督教的国际问题》是赵紫宸所著作品，出自于《赵紫宸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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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不爱国而谈爱世界的人，为人是妄人，为言是妄言；徒爱己国，而把别国为鱼肉，别国文化为刍狗的人，为人是贼人，为言是贼言。贼人可以暂时得胜利，妄人必定永远受欺凌。因为爱国与爱世两端，在古代虽难并峙而同存，在今世虽难实现而两立，在将来则必需于人类生活中得到统一，达到爱国即是爱世，爱世即是爱国的情势。现在的世界还是作战的世界，战则流血。流血而利，则流血必无倦止的一日；流血而大不利，那末，杀人的人，才要拭其刀剑，变其威仪，以应付他人；灭国的国，也要减其舰舸，削其甲兵，以应付他国。其间实无所谓爱，不过以机械易机械而已。一旦杀人之道复行，那末，能杀人以自肥者依旧杀人而已矣。

于是国际问题的发生、的研究、的解决，皆似乎有待于一种生活，使妄人可以化为真人，贼人可以化为善人。这种生活，基督教自谓有之；不宁有之，且能普及之而发生效力。基督教愿人类能把耶稣的生活与精神，收吸到心血里去，培养着，试验着，使人的习惯、态度、思想，都要经一度的改变。更愿延长这个试验期，不要因暂时的失败而失望，那末国家主义便可与国际主义相辅不悖了。

但是讨论国际问题的人，往往容易举头天外，大放厥辞，其实执柯伐柯，其则不远，我等即在教会内观察就是了。中国教会是国际生活的试验室；倘使教会在这种生活上，因了种族政治的关系，不能得到美满的结果，她的使命，到几时才能完成呢?基督教高谈国际主义，宣传国际和平，果然很好，但在今日却有“反求诸其身”的需要，须有“请自隗始”的觉悟。基督教在今日，倘使“舍近而图远，舍本而逐末”，岂不要“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么?在驻留我华的教会里，各族共存，彼此互辅。有生活的实验，然后有感想的发生，而概念随之。百余年间，其潜者已转而为显，其微者已见而为著。我们倘将教会内部的国际生活分析一下，便可了然于以下几种觉悟。

（一）国际的友谊，当以国际的个人互有的交情为根基，尤当以平民的国际交谊为根基。教会中牧师与教友，有此种交谊；教会学校中教员与学生，有此种交谊；教会一切机关中，中西领袖及供职者中间，有此种交谊。各族共图，长居一处，故有思想、情愫上深切的交入。西国人士可以因此而深入我国人的心理，透进我国文化的精神。中国人与西国人互相切磋，也有同等的感悟，于是双方发生正解，产出了彼此欣赏的情意。

出处收录

此文出自于《赵紫宸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作者简介

赵紫宸（1888—1979），举世公认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神学奠基人，基督教诗人。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硕士，东吴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神学博士。任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东吴大学校务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及院长，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之一。他深受西方基督教自由神学的熏陶，终生努力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神学精华进行融合。他的著述是研究中国基督教神学、中国基督教史的必读书目。

神学（theology），又称圣经学。是欧洲著名的经院哲学的前身。最早的神学起源于圣保罗，圣保罗用基督的话语来解释天地奥秘、人生百态，遂成神学之基础。5世纪左右，圣安东尼奥用圣经来补充他自己的元素论，进一步为神学奠定基础。到了中世纪早期，神学家只是对基督教的圣经、信条加以阐述，或对文献、经籍的一些段落进行注释。到11世纪，神学命题日益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将正反两面的理由或意见列举出来，然后加以分析，得出结论。当时称这种方法为辩证法。而辩证法也成为经院哲学的基础。并日益成为神学的理论基础。而教授神学的学校即为神学院。最早的神学院是的巴黎大学，罗马大学后来居上，成为当时罗马教廷名下的第一神学院。13至15世纪的枢机主教大多从这里毕业。当今的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也是罗马大学神学院的神学院长。

编者简介

赵晓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基督宗教史、近代社会史、中西交流史。出版专著《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译著《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北京的行会》、《寻找老北京》，编译《北京研究外文文献题录》，发表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