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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詩中的「人本」精神(邢孔史)

《中國古詩中的「人本」精神》中國當代作家邢孔史寫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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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賞

中國古詩中的「人本」精神

詩的情趣隨時隨地而異,各民族各時代的詩都各有它的特色,這是不同的文化影響使之然。中國古代詩歌和西方詩在情趣上就有很多不同,其中中國古詩中表現出來的「人本」精神,是它區別於西方詩的最顯著的特徵。這種區別來源於中國文化的人本精神對古代詩歌的內容題材、藝術風格和審美標準產生巨大的影響。      

人本主義或人本主義,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人為本」就是指以人為考慮一切問題的根本,用中國傳統方式來說,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間,以人為中心;在人與神之間,以人為中心。這種人本精神主要體現在儒家思想中,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中也有所反映。如儒家董仲舒指出,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人要「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人是衡定萬物的尺度。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了天人之間的統一性。一方面,儒家用「人事」附會「天命」,把人的行為歸依於「天道」的流行;另一方面,人又往往把主體的倫常和感情貫注於「天道」,並將其擬人化,「天道」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表面上看,是人按「天命」、「天道」在「從命」、在「行道」,但實際上,天卻成了人們實現道德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天人之間,人為主導,人是目的,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      

人本精神對古代詩歌產生着重大的影響,它決定了中國古詩的內容,從題材、主題到思想、情感,與西方有極大的不同,它使詩人以入世為主流,注重現世生活,而不是超念的神和彼岸世界。和西方相比,中國古代詩歌相對缺乏宗教神話的思想和題材,表現出強烈的現實性和人文氣息,形成了與政治社會人生密切結合的帶有實用性很強的一個傳統。      

先秦時,我國最重要的詩歌作品《詩經》,是現實主義之作,以忠實反映現實為特點:「雅」多為宮廷之音或燕食之詩,如「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灑,以燕樂嘉賓之心」,(《小雅·鹿鳴》)「湛湛露斯,匪陽不。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小雅·湛露》)都寫貴族一心沉迷於現世的宴飲享樂之中,而不象上古那樣娛鬼神。「大雅」中《生民》、《公劉》、《皇矣》、《大明》等詩,敘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國至武王滅商的全部歷史。「國風」中許多詩正面表現下層老百姓的遭受貴族壓迫、統治的痛苦、呻吟和反抗的呼聲,《七月》、《碩鼠》、《伐檀》等名篇都是直面滲淡的人生,沒有絲毫的宗教氣息。《碩鼠》詩中寫道:      

坎坎伐檀兮,填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蟾爾庭有縣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這是一群在河邊伐木的奴隸的歌,他們向剝削者提出正義的責問:為什麼那些整天都在勞動的人反而無衣無食,而你們這些「不稼不穡」、「不守不獵」的人,反而坐享別人的勞動成果?婚姻戀愛題材的民歌在國風中也不少,如《溱洧》、《靜女》、《木瓜》、《出東門行》、《大車》、《氓》等,表現了青年男女對愛情的追求和嚮往,歡樂和苦悶。      

屈原的作品雖然充滿浪漫色彩,其中還需要借用了不少神話故事,但仍無宗教崇拜的意味,只是增加了奇幻的色彩,寄寓於其中的主旋律則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現世鬥爭精神。      

在唐詩中,幾乎所有的詩人都以滿腔熱情去擁抱人生。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充滿對人民的同情;「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對祖國的無比熱愛;「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對禍國殃民的統治者的強烈憎恨。《春望》一詩寫道: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這首詩滲透着愛國的血誠,當國家危難時,他對着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      

且不說抒寫「詩史」的杜甫,還有謳歌邊塞題材的高適、岑參和關心民間疾苦的白居易、元稹,即使是喜愛刻劃鬼神世界的李賀,其實也以對黑暗現實的憎惡反襯着對美好人間的嚮往。中國詩歌中,即使是關於佛理禪趣的詩和道家的遊仙詩,也顯出較多的世俗性,而並無多少真正的宗教神性。      

應該指出的是,中國文化的人本精神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的追求個人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本精神,主要表現在它的倫理本位和群體關係的特徵。這種以道德修養為旨趣、以群體關係為紐帶的人本主義,具有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可以稱之為道德人本主義或群體人本主義。道德人本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中國文化總是把個人放在一定的倫理政治關係中來考察,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實現個人價值、提升個體道德精神境界的標準;而且,這種考察只能放在社會的宗法結構和人倫關係中,即在國家、宗族、親族關係及一般人際關係中,不是重在作為關係基礎的個體上,而是重在群體上,或者說重在關係的整體上。誠然,佛家尤其道家有個性自由和個體生命價值的思想,這是對儒家群體人本精神的一種補充,它們使中國古代抒情詩中保存了一定的自我個性。但它與西文的個體人本精神仍有區別:它們通過超脫社會功利和個人慾望的「虛靜無為」的自我修養方式來獲得個體的消遙與自由,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這與儒家通過與體現「天理」的社會常綱協調一致而達到「天人合一」,失去個體的「我」,有一致性。這在中國古代山水詩田園詩中表現突出。      

道德人本主義使中國古代文學和審美文化具有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先秦詩歌的繁榮與政治倫理密不可分,時人對詩歌的評論,把政治、倫理放在第一位。「詩言志」之「志」,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政治倫理方面的。孔子講《詩經》三百篇「思無邪」就是從政治倫理是肯定它的中正平和,合乎周禮;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事君」,除興之外,余皆服務於政治、倫理目的。孔子之後的《毛詩序》乃漢儒所作,其最大的特點是:將詩歌依附於政治,使人之情成為政治的附屬品。它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好壞決定作品的格調。詩歌的特點雖在於抒情言志,但情志均受社會生活的制約,反映的是政治的興衰。《毛詩序》更打出詩歌教化論的旗號,強調詩的目的在於「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並把《關雎》《卷耳》硬解釋成為「后妃之德」與「后妃之志」。中國古代詩歌重視作家的人格,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及忠君報國、交友愛民成為文學的最高題,而愛情、家庭、個人在作品中表現不強烈;從道德立場出發,視俗文學為旁門左道,市井下流,不能登上文學的大雅之堂,而只能流傳於民間。      

這種群體精神又決定了中國古代抒情詩富有社會性,如抒情詩即有憂患意識及相應的憂國憂民題材,又富有人情味和脈脈溫情的親情、鄉情和友情題材。同樣是關於人倫的詩,中國和西方有很多的不同。如果說,西方詩的情感主要是個體性的自我感情,中國詩歌的情感則主要是群體的人倫感情。西方詩大半以戀愛為中心,中國詩言愛情的雖然很多,但是沒有讓愛情把人倫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誼在西方詩中不甚至重要,而在中國詩中則幾與愛情詩占同等位置。把屈原杜甫陸游的忠君愛國愛民的情感拿去,他們詩的精華便已剝掉大半。蘇李、建安七子、李杜、韓孟、蘇黃、納蘭成德與顧貞觀諸人的交誼和贈答酬唱古今傳為美談,在西方詩人中為歌德席勒華滋華斯柯爾律治濟慈雪萊諸人雖也以交誼著稱,而他們詩集中敘朋友樂趣的詩卻極少。 [1]

作者簡介

邢孔史,男,中文本科學歷。人文社科學院中文副教授,省作家協會會員。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