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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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丑吉 中江兆民之子，汉学家，东京大学法学科毕业，1915年底来华，直到1941年底因病归国。在北平居住28年，运用西方的一些思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尚书概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尚书廿九篇之我见》等一系列论著，都表现出他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深刻而卓越的认识。特别是他的《关于中国的封建制》与《公羊传与公羊学》两文，前者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封建制度与欧美、日本的根本区别，从而澄清了东西方在理解、认识封建制度上的根本问题；后者则概括出东西汉公羊学之间在思想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这些新颖的见解都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以及极为深远的启示意义。他和曹汝霖，冈村宁次是朋友，却反对建立满洲国，反对侵华战争，反对太平洋战争，被宪兵队称之为“粘在北京城墙上对圣战翻白眼的老顽固”。
目录
生平介绍
多难童年中江丑吉（1889——1942）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之子，杰出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大家。迄今为止，他的研究论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1950年由“岩波书店”初次出版发行）仍然作为一种标志，一种独特与杰出的标志而存在。
1889年8月14日生于大阪曾根崎。不久，丑吉和姐姐一起跟随母亲前往东京父亲处。 1893年，进入山田幼稚园。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之友的石本宪治。当时家中很清贫。他的身体也不很好。 1895年，进入竹田町的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1901年，进入早稻田中学。3月，父亲中江兆民发现咽喉癌症，当年12月13日死去。这对于年幼的丑吉是很大的打击。丑吉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谈到：“在中国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话，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过去曾没有什么感情地不知见过几百遍，而经过这一次的死（指父亲之死），确 确实实地被这句话触动了。他的晚年，在自己的房间里放着父亲的书，有的研究者认为，也许带有一种“儿子配不上父亲”的心情。
中江兆民死后，在他的学生们的帮助下，中江一家搬到麹町。当时右翼政治家头山满，通过有名的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为中国留学生在中江家租赁了两间房子，先后给章宗祥、曹汝霖居住。此两人后来和中江丑吉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尽管得到了中江朋友和学生们经济上的援助（包括幸德秋水长时间为中江著作的出版整理原稿，使之出版），但仍难以扶养子女，中江夫人于1905年12月，和右翼的政治活动家竹内纲的第三个儿子竹内虎治结婚。竹内虎治则是后来的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异母兄弟。 放荡北平 1914年3月，正在他准备毕业考试之时，母亲突然病倒。4 月17 日死去。这对于中江丑吉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打击。是年毕业，但是未能进入官界。12月，受到当时南满铁路会社副总裁伊藤大八的邀请，前往中国的大连。由此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同时，曹汝霖为他在当时任袁世凯顾问的有贺长雄处找了一个闲职。每月领取100 元的收入，在当时乃是相当高的。他过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放荡无赖的生活”。其间，他通过章宗祥、曹汝霖等介绍，和在中国的日本人坂西利八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年轻参谋相识。1915年，契约期满，有贺长雄不再延聘他。而他回东京寻找工作时，又因为要跟在北京结识的艺妓松井里子结婚和姐姐闹翻。于是在 1915年底或1916 年初，返回北京。以后17 年，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 潜心著述 1920年初，受曹汝霖之邀，他搬到了在东观音胡同的曹家居住。此后20年，他一直免费住于此。这时，他和姐姐的关系似有所好转。他决心和过去沉湎于女人和酒的生活方式告别，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通常早上 4点起床，看报，早餐。然后稍稍整理园子，再看书。午餐后下午散步。回家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晚上仍然是看书，就寝前读一段圣经。大约10点就寝。这样的生活一直继续到他去世。人们都感觉到他的变化。由于他和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人接触不多，因此注意他的人也不多。 病归日本1941年11月，病重卧床。医生诊断为“肺结核”，并预言最多能活两年。 1942年4月初，给母亲过去的友人写信，明确地告之医生的意见和自己的病状。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回到日本九州治疗。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丑吉早年就认识的冈村宁次曾要送给他医疗费，但被他固执地回拒了。1942 年7月前后，他姐姐到九州的医院看望他，或许可以说，这是他们和好的表现。1942年8月7日去世。
中江丑吉死后，他还有许多藏书在中国。1943 年，他的朋友京都大学的小岛祐马费了很大的力气，通过各种方法才运回了日本。因为，在他的藏书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在当时是被日本当局禁止的书籍。现这些中江的藏书都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作为“中江文库”保存着。
学术贡献
中江丑吉的学术思想而言，大约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方面：一、对于中国古代经典、古代思想的研究。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三、对于他所处时代现实的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见解。四、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论著、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
一、对于中国古代经典、古代思想的研究。
这方面主要的成果是对《尚书》、《公羊传》的研究。对《尚书》的研究，以《关于商书盘庚篇》的论述为例来探讨。
他一反当时学者们对于《盘庚篇》三部分区分的一般看法（即认为，第一部分是对于反对迁移的廷臣的训诫；第二部分是继续第一部分，对于民众的诰辞；第三部分是迁移以后的诰辞），认为《盘庚篇》上、中两篇，并非对于不同对象发表的连续之作，而是重复的。下篇，则是后来人对于前面内容，用当时的语言所作的解释。
之所以会有前述的错误，是由于人们不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统治者对于臣僚的训诰，总是先采取对民众的训诰的形式，而不是相反。他在这样辨析的基础上，再展开论述（。见所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289页以下，岩波书店，1975年再版。下引页数同此。）当然他对于《盘庚篇》的理解和看法，还可以再讨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