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到底是功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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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到底是功是过？提起清代古籍，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四库全书》，其成书过程却充斥了“血与泪”。据统计，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为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这里边的功过是非究竟如何？《四库全书》今何在？我们请出国家珍贵古籍评审专家孟宪钧先生为您破解历史的谜团？[1]
《四库全书》是图书的总括，虽分别收入经、史、子、集四库，但并未将图书按其性质和内容进行分类编纂，所以，它是一部丛书。
清高宗弘历即位第6年，即乾隆六年（1741），下令广搜天下奇书来充实天府宝藏。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下令各省加强访求天下书籍，编辑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正式成立。据《四库全书》卷首开列编纂的人，前后共有360多人。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下设相关官员，都是选派当时有学问、有专长的文人担任。如总纂官是纪昀（晓岚），这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尤其在民间，口碑甚佳。清代著名学者朱筠、于敏中、刘墉、戴震、余集、姚鼐、程晋芳、王念孙等都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经过10年的艰苦工作，全书终于完成。共收书3503种，79327卷，分装36304册，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它内容广泛，一方面起到了保护和整理古籍的作用，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古书就有500多种。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所收书，是经过选择的，它排斥了许多与统治者思想不合的著作。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书、民间流行的文艺作品等都被排斥在外。另外，它还妄改了许多著作的原本。宋明时代与外族斗争的著作，或者完全加以排斥，或者将书中内容、字句加以删改，致使许多书籍失去了原貌。乾隆禁书、毁书，反映在当时刊刻的书目中。乾隆年间，仅官方刊刻的《全毁抽毁书目》、《禁毁总目》、《违碍总目》等就有多种。这些书流传至今已不多见了。至光绪年间，姚觐元辑为《禁毁书目四种》，这些书目客观反映了乾隆钳制思想、高压统治的实况，既是资料，又是罪证。乾隆时的毁书情况十分骇人听闻。仅以浙江一省为例，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8年间，就毁书24次，总计毁书530多种，13800多部，所以说，《四库全书》的搜求、编纂，也是乾隆皇帝进行书籍检查的一个借口，因此毁掉了不少古籍，前人评之为“功魁祸首”，我认为，总的来看，还是功大于过吧。
《四库全书》没有刻印，只有写本，最初写了四部，分藏于北京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今沈阳）文溯阁和热河（今承德）文津阁，称“北四阁”。北四阁本的装潢、纸张好，开本大。后来又抄写了三部，藏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称“南三阁”。南三阁的装潢、纸张差，开本小。
文渊阁藏本保存完好，现藏台湾；文溯阁藏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人掠去，战争结束后被苏联接收，现存于辽宁。文源阁藏本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火毁，少数流入民间；文津阁藏本原藏避暑山庄，1915年运至北京，现藏国家图书馆；文宗、文汇两阁藏本在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被焚毁；文澜阁藏本咸丰十年（1860）丢失，丁丙、丁申兄弟收集残书，抄补缺书。光绪六年（1880）重修文澜阁，民国后继续抄补四库全书》的编纂，还有一个“副产品”，这就是给北京市宣南琉璃厂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促使了琉璃厂古文化街的形成。乾隆时，不论是参与编纂《，至1925年终于补齐。
《四库全书》的学者们，还是各地进京赶考的读书人都要到琉璃厂来选购文房用品、寻书淘宝。他们的居住之地，就是各地的会馆。当时各地的会馆大多建在宣南、前门外一带。据清人《水曹清暇录》、《宸垣识略》等记载，琉璃厂附近会馆云集，在延寿寺街、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韩家潭、梁家园、孙公园、南柳巷、北柳巷、前青厂、后青厂等地，到处都有会馆。至今还有少数清代会馆的遗迹保存完好。
学子们来琉璃厂是为了找资料、作学问、求功名，而那些四库馆臣们上朝时在四库全书馆里编纂资料、切蹉琢磨，下朝后又到琉璃厂搜罗奇珍、探讨研究。所以琉璃厂实际上成了《四库全书》的第二编纂处。大批士子学者涌向琉璃厂，不仅促进了琉璃厂古书业的繁荣，也带动了琉璃厂文房四宝、文玩骨董等其他文化行业的发展，使琉璃厂逐步成为一条文化街了。这倒是敕命编纂《四库全书》的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