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党
事大党（朝鲜语：사대당）是朝鲜王朝末期政府中的一个政治集团，存在于1882年到1894年之间，因其成员坚持事大主义，采取亲近、效忠宗主国——清朝的立场，因此被敌对的朝鲜的亲日开化党（独立党）及日本人称为“事大党”。事大党形成于壬午兵变后，代表人物有赵宁夏、闵台镐、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金炳始、闵泳翊、闵泳骏等，他们以清朝及其驻朝代表袁世凯为后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在甲申政变以前与金玉均等为首的开化党对立，其后与王室和外戚为首的亲俄亲美派对立。甲午战争以后事大党自动消失。
目录
主要特征
由来与表现 “事大党”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或朋党，只是人们对于当时朝鲜政府中具有某种共同点的政治人物的归类或统称，而这些被称为“事大党”的政治人物本身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结党行为，只是他们在与开化党等势力对立时表现出一致性，这种共同点或一致性就是他们都采取事大主义的立场，主张保持与清朝的宗藩关系，默许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反对日本及其他势力渗透朝鲜。“事大党”是亲日开化党和日本人对他们的称呼，主要用于日本境内，比如从1882年起支援朝鲜开化党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主笔的《时事新报》中就不断采用“事大党”来称呼朝鲜的当权者，而开化党与之对应地自称“独立党”，标榜自己独立自主的反华主张，同时他们还把事大党称为“守旧党”。除了事大党和守旧党这两个称呼，其他叫法还有“清党”、“支那党”等。其中“清党”在朝鲜国内用得相对较多，反映19世纪末朝鲜社会状况的《梅泉野录》有如下记载：“世称金允植、鱼允中为清党，金弘集、俞吉濬为倭党，李范晋、李允用为俄党，三党迭进，而愈不可以国矣。”开化党领袖金玉均的《甲申日录》中也称闵泳翊等为“清党”，而事大党的代表人物金允植也说“余得清党之目”。甚至少数激进的开化党人还称事大党为“胡奴”、“清奴”等，不仅为金玉均等所常用，在少壮派开化党人尹致昊的日记中可以得到体现。 与其他区别 很多史家将“事大党”与闵妃集团或闵氏政权划等号，或等同于“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这些都是不准确或不全面的。壬午兵变后事大党刚形成时，闵妃集团的确是事大党，但这只是闵妃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一种策略，并非真心忠于清廷。1884年甲申政变以后，作为事大党的对立面的开化党被消灭，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为退缩，因此事大党对于闵妃来说也失去了利用价值，转而投向俄国、美国等国来牵制中国，反倒成为事大党的对立面，所以闵妃集团并不是所有时候都与“事大”或“亲清”划等号。当然，其后闵妃集团不再是事大党，但仍有闵泳翊、闵泳骏等少数人坚持亲清，是事大党的一份子。而且闵妃集团从未像开化党那样宣布与清朝决裂，所以其与事大党虽然有矛盾，但关系并非像同开化党那样不共戴天，至甲午战争前夕又出现合流的趋势。而“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固然是事大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事大党与极端保守的“卫正斥邪派”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事大党都具有变法或变通的思想，依照其程度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组成：一种是主张“东道西器”，要求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但不主张改变朝鲜政治等方面的现状，包括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如同中国洋务运动那样“中体西用”。这种“稳健开化派”或“东道西器派”是事大党的骨干，他们支持洋务路线，大多数人都有出使中国的经历，比如闵台镐、赵宁夏、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等。另一派则是传统的士大夫、老臣，他们深受事大主义影响，因为反对欧美日本侵略而亲近中国，变通思想不多，最多要求“利用厚生”等改革，如金炳始、洪淳穆、金炳国等。另外事大党还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后台都是清朝，而直接靠山则是长期担任清廷驻朝大臣的袁世凯。事大党与袁世凯关系融洽，袁世凯也加以扶植，并常利用他们刺探朝鲜情报，作为其与朝鲜宫廷沟通的中介。 代表人物 基于以上特征，近代朝鲜的事大党官员可以判断出来的。其中在1882年到1894年期间始终是事大党、并且最活跃的是金允植、金宏集（后改名金弘集）、鱼允中，被称为“事大党三巨头”，其他代表人物有闵台镐、赵宁夏、尹泰骏、闵泳穆、闵泳翊、闵泳骏、朴齐纯、金炳始、卞元圭、成岐运等。[1]
形成背景
朝鲜半岛政权长期以来有对中国“事大”的传统，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即向中国明朝称臣，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此后一直保持宗藩关系，事大主义也是朝鲜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1636年丙子胡乱以后，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对清采取事大政策，19世纪以后朝鲜更是心甘情愿地做清朝的藩属，因此并不存在“事大党”或“亲清派”这一说法，即便是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打开国门以后也是如此。这从一件事例中即可看出，1880年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当时名为金宏集）从日本带来了中国人黄遵宪写的小册子《朝鲜策略》，主张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但是习惯“事大”的朝鲜人对于“亲中国”这一说法感到很奇怪，以致朝廷大臣发出了“二百年来我国事大之诚，未尝一分或懈，上国亦待之以内服，曲（加）庇覆，更有何别般效（敦）亲者乎？”的疑惑。1882年在野儒生白乐宽也上疏反驳道：“中国我已服事三百年，别无加亲之道。”由此可见直到1880年代，在当时环境下的朝鲜可谓是“集体事大”，不存在某一党一派“事大”或“亲华”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在朝鲜开港后就悄然发生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尤其是日本势力的渗透，使许多朝鲜人抛弃事大主义，开始出现了脱离中国的想法，“开化党”就是其代表。于是亲清和亲日两种势力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在朝鲜王朝出现了。 1882年7月朝鲜爆发的壬午兵变是形成“事大党”的关键因素。这场由兴宣大院君从闵妃手中夺权的政变引发了中国和日本的同时干涉，也是清朝全面插手和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的开端。中日两国因为壬午兵变而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对立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因此在壬午兵变后，作为与亲日的开化党对立的“事大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壬午兵变平息后不久，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同时派出了两个使节团分别出使中国和日本，一路是以赵宁夏为首的谢恩兼陈奏使，包括金弘集、鱼允中等人员，前赴中国；一路是以朴泳孝为首的谢罪兼修信使，包括金玉均、徐光范等人员，出使日本。两者在各国的活动也相反，表现出亲华和亲日两种极端：赵宁夏使团与清政府缔结《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使清朝强化了对朝宗主权；朴泳孝使团则在日本朝野广泛活动，竭力呼吁朝鲜独立。至此，朝鲜政府中“事大”与“亲日”两派发生明显的分化，许多史学家将此事件看做稳健开化派与急进开化派的分化，其实也是“事大党”形成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