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黨
事大黨（朝鮮語：사대당）是朝鮮王朝末期政府中的一個政治集團，存在於1882年到1894年之間，因其成員堅持事大主義，採取親近、效忠宗主國——清朝的立場，因此被敵對的朝鮮的親日開化黨（獨立黨）及日本人稱為「事大黨」。事大黨形成於壬午兵變後，代表人物有趙寧夏、閔台鎬、金允植、金弘集、魚允中、金炳始、閔泳翊、閔泳駿等，他們以清朝及其駐朝代表袁世凱為後台進行各種政治活動，在甲申政變以前與金玉均等為首的開化黨對立，其後與王室和外戚為首的親俄親美派對立。甲午戰爭以後事大黨自動消失。
目錄
主要特徵
由來與表現 「事大黨」嚴格來說並不是一個政治團體或朋黨，只是人們對於當時朝鮮政府中具有某種共同點的政治人物的歸類或統稱，而這些被稱為「事大黨」的政治人物本身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結黨行為，只是他們在與開化黨等勢力對立時表現出一致性，這種共同點或一致性就是他們都採取事大主義的立場，主張保持與清朝的宗藩關係，默許清朝對朝鮮的干涉，反對日本及其他勢力滲透朝鮮。「事大黨」是親日開化黨和日本人對他們的稱呼，主要用於日本境內，比如從1882年起支援朝鮮開化黨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主筆的《時事新報》中就不斷採用「事大黨」來稱呼朝鮮的當權者，而開化黨與之對應地自稱「獨立黨」，標榜自己獨立自主的反華主張，同時他們還把事大黨稱為「守舊黨」。除了事大黨和守舊黨這兩個稱呼，其他叫法還有「清黨」、「支那黨」等。其中「清黨」在朝鮮國內用得相對較多，反映19世紀末朝鮮社會狀況的《梅泉野錄》有如下記載：「世稱金允植、魚允中為清黨，金弘集、俞吉濬為倭黨，李范晉、李允用為俄黨，三黨迭進，而愈不可以國矣。」開化黨領袖金玉均的《甲申日錄》中也稱閔泳翊等為「清黨」，而事大黨的代表人物金允植也說「余得清黨之目」。甚至少數激進的開化黨人還稱事大黨為「胡奴」、「清奴」等，不僅為金玉均等所常用，在少壯派開化黨人尹致昊的日記中可以得到體現。 與其他區別 很多史家將「事大黨」與閔妃集團或閔氏政權劃等號，或等同於「穩健開化派」或「東道西器派」，這些都是不準確或不全面的。壬午兵變後事大黨剛形成時，閔妃集團的確是事大黨，但這只是閔妃用中國來牽制日本的一種策略，並非真心忠於清廷。1884年甲申政變以後，作為事大黨的對立面的開化黨被消滅，日本在朝鮮的勢力大為退縮，因此事大黨對於閔妃來說也失去了利用價值，轉而投向俄國、美國等國來牽制中國，反倒成為事大黨的對立面，所以閔妃集團並不是所有時候都與「事大」或「親清」劃等號。當然，其後閔妃集團不再是事大黨，但仍有閔泳翊、閔泳駿等少數人堅持親清，是事大黨的一份子。而且閔妃集團從未像開化黨那樣宣布與清朝決裂，所以其與事大黨雖然有矛盾，但關係並非像同開化黨那樣不共戴天，至甲午戰爭前夕又出現合流的趨勢。而「穩健開化派」或「東道西器派」固然是事大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並非全部。事大黨與極端保守的「衛正斥邪派」有所不同，區別在於事大黨都具有變法或變通的思想，依照其程度不同主要有以下兩種組成：一種是主張「東道西器」，要求大規模引進西方科技，但不主張改變朝鮮政治等方面的現狀，包括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如同中國洋務運動那樣「中體西用」。這種「穩健開化派」或「東道西器派」是事大黨的骨幹，他們支持洋務路線，大多數人都有出使中國的經歷，比如閔台鎬、趙寧夏、金允植、金弘集、魚允中等。另一派則是傳統的士大夫、老臣，他們深受事大主義影響，因為反對歐美日本侵略而親近中國，變通思想不多，最多要求「利用厚生」等改革，如金炳始、洪淳穆、金炳國等。另外事大黨還有個共同特點，他們的後台都是清朝，而直接靠山則是長期擔任清廷駐朝大臣的袁世凱。事大黨與袁世凱關係融洽，袁世凱也加以扶植，並常利用他們刺探朝鮮情報，作為其與朝鮮宮廷溝通的中介。 代表人物 基於以上特徵，近代朝鮮的事大黨官員可以判斷出來的。其中在1882年到1894年期間始終是事大黨、並且最活躍的是金允植、金宏集（後改名金弘集）、魚允中，被稱為「事大黨三巨頭」，其他代表人物有閔台鎬、趙寧夏、尹泰駿、閔泳穆、閔泳翊、閔泳駿、朴齊純、金炳始、卞元圭、成岐運等。[1]
形成背景
朝鮮半島政權長期以來有對中國「事大」的傳統，1392年朝鮮王朝建立後，即向中國明朝稱臣，成為明王朝的藩屬國，此後一直保持宗藩關係，事大主義也是朝鮮王朝的基本國策之一。1636年丙子胡亂以後，朝鮮成為清朝的屬國，對清採取事大政策，19世紀以後朝鮮更是心甘情願地做清朝的藩屬，因此並不存在「事大黨」或「親清派」這一說法，即便是1876年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打開國門以後也是如此。這從一件事例中即可看出，1880年朝鮮修信使金弘集（當時名為金宏集）從日本帶來了中國人黃遵憲寫的小冊子《朝鮮策略》，主張朝鮮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但是習慣「事大」的朝鮮人對於「親中國」這一說法感到很奇怪，以致朝廷大臣發出了「二百年來我國事大之誠，未嘗一分或懈，上國亦待之以內服，曲（加）庇覆，更有何別般效（敦）親者乎？」的疑惑。1882年在野儒生白樂寬也上疏反駁道：「中國我已服事三百年，別無加親之道。」由此可見直到1880年代，在當時環境下的朝鮮可謂是「集體事大」，不存在某一黨一派「事大」或「親華」的狀況。但這種狀況在朝鮮開港後就悄然發生變化，外國資本主義尤其是日本勢力的滲透，使許多朝鮮人拋棄事大主義，開始出現了脫離中國的想法，「開化黨」就是其代表。於是親清和親日兩種勢力的對立不可避免地在朝鮮王朝出現了。 1882年7月朝鮮爆發的壬午兵變是形成「事大黨」的關鍵因素。這場由興宣大院君從閔妃手中奪權的政變引發了中國和日本的同時干涉，也是清朝全面插手和干涉朝鮮半島事務的開端。中日兩國因為壬午兵變而在朝鮮半島發生的對立自然而然地引發了朝鮮統治階級內部的對立，因此在壬午兵變後，作為與親日的開化黨對立的「事大黨」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壬午兵變平息後不久，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同時派出了兩個使節團分別出使中國和日本，一路是以趙寧夏為首的謝恩兼陳奏使，包括金弘集、魚允中等人員，前赴中國；一路是以朴泳孝為首的謝罪兼修信使，包括金玉均、徐光范等人員，出使日本。兩者在各國的活動也相反，表現出親華和親日兩種極端：趙寧夏使團與清政府締結《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使清朝強化了對朝宗主權；朴泳孝使團則在日本朝野廣泛活動，竭力呼籲朝鮮獨立。至此，朝鮮政府中「事大」與「親日」兩派發生明顯的分化，許多史學家將此事件看做穩健開化派與急進開化派的分化，其實也是「事大黨」形成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