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莉婭·大衛·妮爾

亞歷山大莉婭·大衛·妮爾

亞歷山大莉婭·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法國著名東方學家、漢學家、探險家，一位神話般的傳奇人物。生於巴黎，在斯里蘭卡和印度學習梵文。後作為一位歌劇演員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還遍游歐洲直到1911年回到印度，訪問了流亡到大吉嶺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並開始研究西藏佛教。1916年被逐出印度後又到緬甸、日本和朝鮮，1917年到北京，1934年重返西藏，1945年7月從成都回國，退休後住在法國迪涅。

目錄

個人簡介

大衛·妮爾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東方學界被譽為「女英雄」。她有關東方（特別是西藏及毗鄰地區）的探險記、日記、論著和資料極豐，被譯成多種西文和日文，並多次重版。她終生對西藏充滿了無限的熱愛和崇拜，曾先後五次到西藏及其周邊地區從事科學考察，而且還起了一個「智燈」的法號。

個人經歷

童年生活

大衛·妮爾1868年10月24日生於法國巴黎的郊區聖－曼德。其父為猶太人血統，曾參加過巴黎公社的起義。她在童年時代就有一種與常人不同的性格，喜歡冒險，嚮往赴遠方旅行考察。1886年她離開少女修道院，前去拜謁比利時國王和王后，並在比利時王宮中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在此期間，她如饑似渴地學習塞涅卡、斯多葛與伊壁鳩魯派哲學，酷愛音樂和舞蹈，尤為勒克魯斯輿地學著作所吸引。同時她還具有一種追求社會進步的傾向。1888年她寫成了自己的處女作《為了生活》。此書怒斥了當時的剝削制度，號召人民起來反抗。1969年，在法國那場波瀾壯闊的學潮中，她又重版了此書，為人民的反抗運動歡呼。

旅行生活

大衛·妮爾為了能赴遠東探險，1888年前往倫敦。在那裡，她遇到了美國著名民族學家、原始社會歷史學家和進化論的代表人物摩爾根的夫人，並被介紹參加了倫敦的「最高神智學會」。在此期間，她學習了英文和梵文。此後，她從師於當時法國著名的印度學、中國學家烈維和福科，接觸到了西藏的經典，在梵文學、神秘學、秘傳學諸領域中取得了很大成績。1889年她受洗成為基督教加爾默羅會的會士。同時，她還對吉美博物館中收藏的佛教壁畫產生了極大興趣，並深入地學習了佛教。這一切，都為她終生的科學研究與探險奠定了方向。

大衛·妮爾從1891年起，開始了她終生漂泊的旅行生活。她先在錫蘭和印度學習佛教經典，特別是吠檀多派教理，並於1893年首次到達印度與中國西藏的邊境，並初覽西藏的山川風貌。

研究佛學

1918年7月－－1921年2月間，她居住在塔爾寺，歷游青海和甘南藏區的佛寺，潛心研究佛學。

亞歷山大莉婭·大衛·妮爾

1921－－1923年間，大衛·妮爾輾轉在中原與西藏之間的茫茫戈壁、草原和沙漠之中。她企圖從打箭爐（康定）經通商大道進入西藏，後受阻返回羌塘（藏北牧場）。

潛入西藏

1921年6月，妮爾夫人在其義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化裝進入西藏腹地。

1924年5月，妮爾夫人離開江孜前往帕里宗，最後經亞東到達印度。她在印度又拜訪了聖雄甘地和英國駐印度總督。1925年2月，她受到了孟買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印度、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各大報刊均有對她旅行的評論。同年5月10日妮爾夫人回到了法國。在法國，她被當作「女英雄」，並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大衛·妮爾熱潮。比利時皇家地理學會、法國地理學會、世界婦女體育協會都向她頒獎和授勳。她於1928年獲法國榮譽勳章。歐洲各國都爭相邀請她去作報告、講演、著書撰文。她在法國地理學會、法蘭西學院、吉美博物館以及比利時、社會名流和大使參加。1926年6月，《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的法文版問世，不久就出了英文版，後又陸續被譯成德文、荷蘭文、西班牙文和捷克文。

展品展出

1928年，大衛·妮爾將她從亞洲搜集到的佛像、魔刀、金剛、印度紗麗等物品在她的故鄉底涅展出，該地被視為「法國的布達拉宮」。當時的法國總統杜梅格也成了《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一書的崇拜者和熱心讀者。在總統的建議下，60歲的妮爾夫人準備再次出發赴遠東旅行。

妮爾夫人的《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1923年的旅行記）、《西藏的巫術和奧義》（1912－－1921年的科學考察成果）及在《貴族－－土匪地區》組成了她入藏旅行的三部曲，而《喇嘛教度禮》則為其前奏曲。尤其是《西藏的巫術和奧義》一書，其第一位讀者就是法國總統杜梅格。妮爾夫人與其義子庸登合作，於1934年出版了《五智喇嘛》。1936年，她又出版了其名著《佛教及其教理和修持方法》。

1937年，妮爾再次到中國。她從布魯塞爾先到達中國佛教聖地五台山，不久又與庸登再次駐足於北京，從事學術研究，並與中國學者廣泛交流，寫成了小說《激情與魔法》。針對當時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她又寫出了《暴風雨的烏雲下》和《在中國遼闊的西部地區》等著作。

1937年底，妮爾獲悉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非常難過，毅然決定再次入藏，於1938年7月到達打箭爐。因時局動亂，不得不於1938－－1944年間滯留在打箭爐，以種菜養花消磨時光。二次大戰結束後，她回到成都，舉辦有關漢藏關係的講座等。1945年7月，77月歲高齡的她離開亞洲，1946年10月回到法國底涅。

舉辦講座

妮爾返法後，與庸登再次引起轟動。1947年她在巴黎大學舉辦有關「藏傳佛教特徵」的講座，後又到比利時舉辦該講座。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喜馬拉雅的腹地》一書。此後，她寫出了一系列與西藏有關的著作，如1951年的《印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51年再版時改為《我生活過的印度》）、1952年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1954年的《西藏巡禮記》和《西藏的神秘巫術》、1961年的《永生和轉世》、1964年的《中國4000年的開拓史》。

1965年，妮爾夫人赴華入藏的護照到期了，她要求再換一本新的，希望再赴西藏。1965年2月3日，她請人用漢文寫好了自己的墓志銘並抄正掛在其寢室的牆上：「向偉大的哲學家大衛·妮爾夫人致敬。這位精英獲得了極其豐碩的哲學知識，把佛教和佛教儀軌引進了歐洲」。這一年，她向巴黎維加書店訂購了《毛澤東選集》、《列寧選集》、《成吉思汗論集》、《馬克思全集》、《摩西五經》等書。同年，底涅的一座女子中學被命名為「亞歷山大莉婭·大衛·妮爾中學」。

人物去世

1966年10月24日，妮爾夫人在98歲生日時還親筆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應該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樣死去該多麼美好啊！境界該多高啊！」1969年，人們為她鑄造了以布達拉宮為背景的銅像。1969年9月8日，大衛·妮爾去世，享年101歲。由於當時無法將其骨灰拋撒於西藏，故於1973年拋撒於恆河中，不久法國成立了大衛·妮爾基金會，妮爾在底涅的住宅成了法國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那裡經常舉行國際會議，接待各國訪問學者。

大衛·妮爾在西藏旅行時所作的全部筆記很早就已經出版。第一卷是她於1904－－1917年間寫的，第二卷是1918－－1940年間寫的，其中有許多實際上是她寫給其夫菲利普的信。日記和書信中記載了西藏及附近地區的山川地貌、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及政治情況。法國普倫出版社，1975－－1986年再版了這套筆記。該社同期還再版了她的大批著作。

家庭狀況

大衛·妮爾在遠東長途旅行時都由其義子－－藏族喇嘛庸登陪同。庸孟（即庸登）又被稱為孟喇嘛，因為他於1899年12月生於錫金（哲孟雄）登戎地區芒托林的一個藏族家庭。其祖父為巫師喇嘛，其父為一名小官吏和土地出租者，其母是喜馬拉雅地區的土著女子。庸登8歲時離家，在尋找叔父的過程中，入西藏的一座寺廟學習佛法。他從14歲起，便隨大衛·妮爾遍游亞、非、歐三大洲，與其義母一起生活了40年。31歲時（1929年），庸登入法國籍。國民黨政府於1945年12月9日宣布承認他為活佛，並封他為「福界善教禪師」。他於1954年在巴黎出版了《空的威力》，次年10月7日去世。

出版書籍

從印度返回後，她到達了法國的殖民地突尼斯。1902年出版了她的《偉大的藝術》一書，1895年又作為明星演員而赴河內表演。在些期間她曾有過幾次婚變。1901年她加入了薔薇十字會，後又加入共濟會，1903年起成為記者，並在許多報刊雜誌上發表有關東方、特別是東方宗教的文章。

1904年，她在羅馬意大利婦女大會上，宣布自己將信仰比耶穌哲學更為優秀的佛教哲學：「佛陀成了我腦海中的導師，我只通過佛陀來觀察世界」。她從不放過任何機會來宣傳佛教，並寫成了《佛陀的宗教和佛教的現代化》一書。1910年她在布魯塞爾新大學主講佛教的現代化問題，立志成為歐洲研究佛教的先驅。

1910年8月，大衛·妮爾開始赴遠東旅行，直到1925年才返回歐洲。她遍游錫蘭、印度、錫金，並於己於1912年產能力月到達大吉嶺，準備進入西藏。在此期間，她搜集了大量有關嶺·格薩爾的資料，後來出版了《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陳宗祥譯作《超人嶺·格薩爾王》），從而成為西方學者最早研究格薩爾的著作之一。1912年4月15日，她受到了正在噶倫堡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接見，這是歷代達賴喇嘛首次會見一名西方女子。這次會見的具體情節記載於她1929年出版的《西藏的奧義和巫術》一書中。1912至1913年間，她在印度與尼泊爾學習並從事科學研究。1916年7月，她進入西藏，並在日喀則受到了班禪喇嘛的召見，從此就與班禪堪布廳特別是與班禪母親保持着密切聯繫。班禪母親每年都送給她一頂鹿皮帽子和親手繡花的氈靴。但當她到達聶當後，當時英國駐錫金的官吏貝爾以未經英國人的允許而入藏為由，限她14天內離開大吉嶺。

此後，妮爾又遍游印度、日本、緬甸、新加坡。1918年10月間，她到達北京，居住在柏林寺，準備隨時赴蒙古和西藏旅行以研究藏傳佛教。後來，經法國駐華公使的推薦，北洋政府外交部把她交給古戎倉呼比勒汗，由呼畢勒汗送她前往塔爾寺。

社會評價

在大衛·妮爾等身的著作中，尤以《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價值最大。本書是她的第五次西藏之行的遊記。由於她從雲南經康區入藏，而該地區很少有人研究，所以，可以說，正是她的這部生動、形象的著作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本譯本是根據巴黎普倫出版社1982年的最新版本翻譯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衛·妮爾是本世紀上半葉初入藏族行的。那時候，由於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壓迫與剝削，西藏地區變得極其貧困，落後與陰暗面很多。大衛·妮爾作為一個出生和成長在西方上流社會中的女子，難免會對西藏地區當時的落後及藏族人那不大符合現代文明的習俗提出一些批評，這也不足為怪。西藏自1950年和平解放以來，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大衛·妮爾所描寫的那個西藏已經大不相同了。

但是妮爾夫人筆下的西藏，無疑也是西藏漫長歷史中的一幕，它不僅是一部很有價值的科學考察記，同時也是當時西藏社會風俗民情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