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谂禅师
原文
赵州禅师(778~897),法号从谂,曹州(今山东菏泽市)人,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他幼年出家,后得法于南泉普愿禅师,为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之后的第四代传人。唐大中十一年(857),八十高龄的从谂禅师行脚至赵州,受信众敦请驻锡观音院,弘法传禅达40年,僧俗共仰,为丛林模范,人称“赵州古佛”。其证悟渊深、年高德劭,享誉南北禅林并称“南有雪峰,北有赵州”,“赵州眼光烁破天下”。赵州禅师住世120年,圆寂后,寺内建塔供奉衣钵和舍利,谥号“真际禅师”。
有关赵州和尚终生事迹的资料,最早的是南唐中主保大十年(952)成书的《祖堂集》卷第十《赵州和尚》;最为详尽的,算保大十一年洛阳东院惠通所述《赵州真际禅师行状》(简称《行状》)。厥后,《宋高僧传》(端拱元年〈988〉撰成)卷第十一《唐赵州东院从谂传》、《景德传灯录》(北宋景德元年〈1004〉撰)卷第十《赵州东院从谂禅师》等皆有记载。
赵州和尚的法名和乡贯,历来存在岐说,一般认为赵州和尚法号从谂,曹州郝乡人。《祖堂集》曰,讳全谂,青社缁丘人。青社,古代借指青州(注释:参看《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册11,页524右。);缁丘,不知何处。《宋高僧传》则言,法名从谂,青州临缁人。《祖堂集》之“缁丘”,盖即临缁也。青州,唐时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潍坊、益都等地,治所在今山东省青州市。明杜思修、冯惟讷纂《[嘉靖]青州府志》卷第二十六《仙释》,据《宋高僧传》而归赵州为临缁人;该卷“从谂”前列战国齐人周涓子、安期生、汉代李少君、晋代竺法汰等人,后次南北朝僧远之类,显然是认为从谂生活在唐代以前(注释:见于《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册一一,叶五十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人物资料、人名索引》因而称,从谂为“东晋”人(注释:页971中。)以上著述,皆未及俗时姓氏;而谓赵州法名全谂,亦仅静、筠二师之书。日本人诸桥辙次着《大汉和辞典》,认为赵州和尚是青州临缁赫氏之子,将籍里曹州赫县列为或说(注释:卷第四,页884a。)陈垣撰《释氏疑年录》,归赵州为“青州临淄郝氏”(注释:页154。),盖也依《宋高僧传》的记载吧。
赵州语汇录第226则:“问:‘和尚承嗣什么人?’师云:‘从谂。’”第431则:“问:‘如何是赵州正主?’师云:‘老僧是从谂。’”这是现在可见到的赵州和尚自道名讳的惟一材料。《行状》称,俗姓郝氏,本曹州郝乡人,讳从谂。《景德录》同。之后,宋大观二年(1108)刊印的宋睦庵善卿编《祖庭事苑》卷第七《八方珠玉集·赵州》(注释:《大日本续藏经》第壹辑第贰编第壹拾捌套第壹册。)、《联灯会要》卷第六《赵州观音从谂禅师》(注释:《大日本续藏经》第壹辑第贰编乙第九套第参册。)、《五灯会元》卷第四《赵州从谂禅师》(注释:《大日本续藏经》第壹辑第贰编第壹拾捌套第壹册。)、绍昙于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撰成之《五家正宗赞》卷第一《赵州真际禅师》(注释:《大日本续藏经》第壹辑第贰编第壹拾捌套第伍册。)、元念常至正元年(1341)撰《释氏稽古略》卷第三[唐昭宗]丁巳乾宁四年”下(注释:《大正新修大藏经》49/481c。),地方志如明蔡懋昭纂修《[隆庆]赵州志》卷第十《杂考·集览》(注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册三,叶十八左。)、《嘉庆重修一统志》卷第一八二《曹州府·仙释》(注释:册一一。页8913。)、《山东通志》卷第三O《仙释志》(注释:《文渊阁四库全书》,541/481下右。)、《山西通志》卷第百六十《仙释·唐》(注释:《广渊阁四库全书》,547/530下。),近人著述如印顺《中国禅宗史》(注释:页412。)、比丘明复编《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注释:页318。)等,皆持这种看法。曹州,唐辖境相当于今山东菏泽、曹县等地,治所在今山东省曹县西北。需要指出的是,《嘉庆重修一统志》谓赵州名从穗(注释:册一一,页8913。)并无依凭;《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因之而误载从谂一名“从穗”(注释:《四库全书索引丛刊》之三,则一,而267c;册三,页1215c&d。)
赵州和尚名全谂还是从谂虽有小异,然皆可通。《说文解字·言部》:“谂,深谏也。”段玉裁注:“深谏者,言人之所不能言也。”全谂,正知无不尽之谏也。若作从谂,则意指接纳规谏劝告。至于其原籍青州或曹州,也都有文献佐证,后人亦不可以、也不能以一之。 从南泉受法之后的全部行踪,《祖堂集》仅概言曰:“自尔,随缘任性,笑傲浮生,拥毳携筇,周游烟水矣。”
《行状》叙次稍详,谓受戒后,闻受业师在曹州西住护国院,乃归院省觐。受业师,即《行状》前此所称的“本师”,也就是当初从之披剃之师也。自南泉返曹州,一路上应该又寻访过一些寺院高僧吧。到护国院后,本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郝家。其父母高兴不已,准备“来日”一起去看望。赵州这时却说:“俗尘爱网,无有了期。已辞出家,不愿再见。”当夜就收束行装避开了。比照《宋高僧传》“童稚之岁……越二亲之羁绊,超然离俗”的记载来看,其出家之后不愿再与俗世父母有任何瓜葛是合情合理的。
再离故土,赵州自携瓶锡,遍历诸方。常自谓曰:“七岁童儿胜我者,我即问伊。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行状》)表现出惟真理是求、漠视辈分资格的豪迈作派。虽然,这种精神粗看起来有点年轻人的狂傲和不明“世理”。
《景德录》载,赵州离南泉后,游历过黄檗(希运禅师,嗣百丈。住洪州黄檗山〈在今江西省宜丰县西北〉)、宝寿(沼和尚,员临济。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盐官(嗣马大师。住蘅州〈治所在今河南省衡阳市〉)、夹山(善会和尚,嗣花亭。住沣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沣县〉)、五台山,并记有其化语。
源自赵州弟子文远记录的《赵州和尚语录》三卷,所辑法语中亦露出赵州和尚行脚时的踪迹。除第458则亦载在五台山勘一婆子、第510则亦记尝到宝寿而外,第11则赵州自述“老僧到沩山”;沩山灵佑,嗣百丈,住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第204则,称“师到道吾处”;潭州道吾山圆智禅师,嗣药山,住湖南浏阳县。第434则,赵州说自己“初到药山”“得一句子”;药山惟□,嗣石头,住朗州(治所在武陵,今湖南常德市)。第456则,到云居;云居道膺,嗣洞山,住洪州(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第456、457则曰,去茱萸;茱萸山和尚,亦嗣南泉,住鄂州(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昌市)。第485则,与临济问答;临济之玄,嗣黄檗,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第486页、487则,因慕寒山、拾得而参浙江天台山。第494则,行脚往大慈;大慈寰中禅师,嗣百丈,住浙江北部大慈山,第495则,受教于百丈;百丈怀海,嗣马祖,在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东西南昌〉)。第496则,得投子蒸饼吃;投子大同,嗣翠微,住舒州桐城县(今属安徽省)。第509则,参潼关。
《祖堂集》卷第五《椑树和尚》,嗣法药山惟□的椑树和尚,与赵州问答“般若以何为体”。卷第十八《赵州和尚》,三峰指示赵州应住处;此三峰,或即三峰山道树和尚(734--825),直嗣北宗神秀,住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注释:参观陈垣《释氏疑年录》,页135。) 综合种种记载,赵州和尚行脚天下时,至少到过今天的河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六个省。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寻访的师友不仅遍及惠能门下的“二甘露门”青原系和南岳系,而且包括了北宗神秀的足下;他为脱情捐累、求法证悟,只认禅证的上下而不拘辈分的高低,竟然同参师徒乃至于孙支。这在极重传承师嗣的禅宗当中,委实不易。当然,上举皆是赫赫有名的衲子,赵州在行脚的过程中,一定到过去时更多的无名萧寺,接触过更多的无闻僧徒。如,第488则记尝记的庵主,第490则载到一尊宿院等,皆是也;第12则语录更言,“老僧九十年前见马祖大师下八十余员善知识,个个俱是作家”,仅马祖门下就达八十多人!
柳田先生谓,赵州年轻时以历几乎不明,只能大致地说,早年在江南修行(注释:《禅籍解题》第五部分《唐代偺禅籍·赵州录》。)。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赵州的行踪崖略在现存文献中还有可以凸现出来的。
正是在南北广泛体验的过程中,赵州和尚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韶华,迸发出大量隽永瑰奇的法语。这些法语在其产生的当时,即随着禅僧们的流动而四外散播风行开来。
赵州究竟参访到何时才定住一地,《祖堂集》、《宋高僧传》皆未言及。《行状》谓“年至八十,方住赵州城东观音院”;《景德录》更称在游五台山后,“师自此道化被于北地,众请住赵州观音”;《祖庭事苑》卷第七《八方珠玉集·赵州》所载似更合于情理:“晚游于河、朔,被檀越之请,唱道于赵州之观音。”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当是周游南方惠能门下各支后,复过黄河访问临济、宝寿,上五台山,然后方应大众之邀住观音院也。柳田先生认为,赵州是受燕、赵一带的首领之招,方重返故里附近的赵州(注释:《禅籍解题》第五部分《唐代偺禅籍·赵州录》。)。恐不确。因为燕、赵藩王是在赵州和尚返回北方数十年后,方始闻见其大名而拜访其住处的。
《嘉泰普灯录》卷第七《南岳第十三世·黄龙元肃禅师法嗣·袁州仰山清简》:“僧问:‘集云峰不分明事,请师分付四藤条。’云:‘赵州八十方行脚。’云:‘得恁么不知时节?’曰:‘行到南泉即便休。’”对于这类无稽观点,日本无着道忠《禅林象器笺》卷第十二《参请类·行解》依《行状》述赵州发足始末后,尝加以驳斥,曰:“从谂自盛年行脚,到八十岁初住院,此谓‘赵州八十行脚’。世误言八十岁而行脚者,非也。”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赵州八十方定住一地,其语录第12则却称“老僧九十年前见马祖大师下八十余员善知识”,似乎九十岁以前尚飘泊在外也。
赵州语录第456则:“师到云居。云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师云:‘什么处住得?’云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师云:‘与么,即和尚自住取。’师又到茱萸。茱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去?’师云:‘什么处住得?’茱萸云:‘老老大大,何处也不识?’师云:‘三十年弄观骑,今日却被驴扑。’……”赵州为什么到耆年之纪还流荡江湖?或许是在南泉门下得不到重用吧,或许是在南方遍觅不见合适的止脚之处吧,或许是……白发飘飘而尚四处参访,内心的凄苦一定难于言说。然而,老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正是为了动惊其心、坚忍痛其性,增益其所不能也。[1]
佛教信仰
信仰佛教的好处,有些虽然信仰他教亦能获得,但毕竟佛教要高超、殊胜多了。
佛教详尽地剖析宇宙人生的问题,目的在使人对人生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而佛教的人生观,严格说来,是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的,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
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地悲叹人生,也不浑浑噩噩地虚掷生命,它能用智慧的眼光,扫除一切人生的疑惧、苦闷和误解,而正确地认识人生的真象,把握人生的方向。
佛教又认为众生是一体的,休戚与共的,小我生活于大我之中。因此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但不能自私自利,反而要有慈悲助人的精神。
佛教反对命运操纵在他人或神的手中,自己做的自己承当,因此人人要克苦耐劳,努力奋斗,为了明日,必须献出今天,没有辛勤的耕耘,哪会有丰硕的收获呢?
佛教的戒律,对人的行为并不是死的束缚,而是活的鼓舞,在消极方面可以止恶防罪,在积极方面能够鼓励救人济世。举‘不杀生’为例,它的真正精神与目的,不在自己的不杀,而是要去劝人戒杀,一个立志学菩萨道的人,自己杀生固是破戒,就是见死不救也是犯戒。其他戒律也莫不如此,不但自己不能‘偷盗’、‘说谎’,更要劝人不要偷盗、说谎,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劝人改邪归正。
严守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违犯五戒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同时为国法所不容,最后只有身系囹圄,饱尝铁窗滋味。而佛教更认为要想做‘人’就非守五戒不可,违反五戒,下世就不能再得人身,而将堕入地狱、畜生、饿鬼等三恶道了。(这三类众生的报应都是痛苦不堪的,因此称为恶道。)我们且不管下世如何,看看目前就够了,人能不杀生,社会上就没有杀人命案;能不偷盗,就没有小偷、强盗;能不邪淫,就不会有男偷女娼,破坏家庭伦理的事;能不妄语也就不会有欺、诈、骗等事;能不饮酒,则身心愉快,头脑清晰,不会因一时糊涂而闯祸。(酒有害身体,早经医学一再证明。)如此,这个社会不是宁静、安乐的社会吗?因此我说佛教有净化社会人心的功用。
佛从不生气,或处罚弟子,在佛教经典中,绝对找不到佛发怒而用洪水、瘟疫来处罚人类的。
佛对弟子一直和颜悦色,谆谆教诲,他真的是‘有教无类’——不论老、少、贫、富、贵、贱,同时包括宇宙间每一类众生在内。
佛最懂得因材施教,能把握不同的时机,对不同资质的众生说最好的道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