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任繼愈（1916年4月15日 - 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 ，山東平原人。
| 任繼愈 | |
|---|---|
| 出生 |
1916年4月15日 山東平原縣 |
| 逝世 | 2009年7月11日（93歲） |
| 國籍 | 中國 |
| 別名 | 字又之 |
| 民族 | 漢族 |
| 職業 | 學者，哲學家，歷史學家 |
| 知名作品 |
《中國哲學史》 |
著名哲學家、佛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館長、名譽館長。師從湯用彤、賀麟。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先後講授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朱子哲學、華嚴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邏輯學等課程.並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課程。
1964年，負責籌建國家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長。致力於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老子全譯》、《老子繹讀》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宗教詞典》、《中國哲學發展史》等。此外，還主持《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等的編輯出版工作。
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和賀麟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
1955-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
1956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新中國培養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負責籌建國家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長，並於1978年起招收宗教學碩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與北大合作培養宗教學本科生，為國家培養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他致力於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並曾多次在國外講學並進行學術訪問。
於1987年至2005年1月年間，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是學術界的代表，並擔任王羲之藝術研究院學術顧問，曾當選為第四、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1999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1991年6月，任繼愈先生應邀出席了在山東省廣饒縣舉行的「孫子學術研討會」，和其他150餘名與會專家共同揭開了關於孫子故里的千古之謎，確定山東省廣饒縣即為春秋時期偉大軍事家、思想家、《孫子兵法》作者、兵聖孫武（孫子）的故里。會上，任繼愈先生被推選為中國孫子與齊文化研究會會長，並被聘為廣饒縣孫子研究中心特邀顧問。
任繼愈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7月11日4時30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3歲。
任繼愈先生一生簡樸，嗜好不多，除了酷愛藏書之外，就是一枚愛不釋手的漢玉把件雙面馬馱金。很為世人稱道。
目錄
學術主張
繼愈先生把總結中國古代精神遺產作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於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用馬克思主義總結中國古代哲學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四卷本）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是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來，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哲學工作者。七十年代後期，他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他在《壽命最短的黃老學派 效應長久的黃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司馬遷的《史記》把老子與韓非合在一起，寫成《老子韓非列傳》。古人曾指責司馬遷分類不當，認為老子不應與韓非擺在一起，其實兩任繼愈家有相融相通處，《史記》的安排並不能算錯，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把對佛教哲學思想的研究作為研究中國哲學的組成部分。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他連續發表了幾篇研究佛教哲學的文章，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這些論文後來以《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出版，成為新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之命，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幾十年來，世界宗教研究所培養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繼《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之後，又主編《中國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國道教史》、《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
任繼愈先生第三項學術貢獻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說」，這一判斷根本改變了對中國傳統文化性質的看法，是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本來面貌的基礎性理論建樹。這些年來，「儒教是教說」逐漸得到學術界理解和贊同。
任繼愈先生的第四項學術貢獻，是領導了大規模的傳統文化的資料整理工作。從上任繼愈年輕時
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任繼愈先生就領導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整理和編纂工作。全書106冊，1.02億字。目前，《中華大藏經（下編）》也已經啟動，預計2億-3億字。同時，任先生又主持編纂《中華大典》，預計7億字。
任繼愈先生的第五項學術貢獻，是始終堅持以科學無神論為思想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堅持宗教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用無神論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論，抵制各種打着科學和民族文化旗號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領導下，創辦了建國以來、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以宣傳無神論為宗旨的雜誌：《科學與無神論》。
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老子全譯》、《老子繹讀》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4卷本）、《中國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詞典》、《中國哲學發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還主持《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編輯出版工作；主要論文收集在《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和《中國哲學史論》中。
刊行著作
專著
《老子今譯》（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魏任繼愈晉玄學中的社會政治思想略論》 1956(合著）
《范縝「神滅論」今釋》 1957 (譯註）
《墨子》1961 (專著）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老子新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訂本）
《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國佛學論文集》 1984 (合著）
《中國哲學發展史》1985 (專著）
《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11月）
《佛任繼愈教史》1991 (專著）
《老子全譯》（巴蜀書社，1992年）
《漢唐佛教思想論集》 1994 (專著）
《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
《佛教與東方文化》 1997 (專著）
《墨子與墨家》（商務印書館，1998年12月）
《天人之際》 1998 (專著）
《墨子與墨家》 1999 (專著）
《任繼愈自選集》 2000 (專著）
《竹影集》（任繼愈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
《任任繼愈追悼會繼愈禪學論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8月）
《皓首學術隨筆·任繼愈卷》（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老子繹讀》（書目文獻出版社，2006年12月）
主編
《中國哲學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中國哲學發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
《佛教經籍選編》1985 (選編）
《中任繼愈國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
《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增訂本）
《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7月）
《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 1993 (主編）
《中國哲學史通覽》 1994 (主編）
《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1996 (主編）
《北京圖書館同人文選·第三輯》 1997 (主編）
《禪宗與中國文化》1997 (主編）
《宗教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8月）
《儒教問題爭論集》 2000 (主編）
《中任繼愈國藏書樓》 2001 (主編）
《宗教小辭典叢書》 2001 (主編）
《齊魯人傑叢書》 2001 (主編）
《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2002 (主編）
《中國國家圖書館碑帖精華》 2002 (主編）
《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宗教學》 2002 (主編）
《佛教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中華大藏經》 2004 (主編）
《墨子大全》 2005 (主編）
《新版宗教史叢書》 2006 (主編）
《國際漢學》（1-16輯 ) 1998-2007 (主編）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2008 (主編）
《中國文化經典》2008 (主編）
《中華大典·哲學典》 2008 (主編）
發表文章
論文
從「內經」看中醫的理論基礎（《江西中醫藥》1956年06期）
魯迅同中國古代偉大思想家們的關係（《科學通報》1956年10期）
魏晉清談的實質和影響（《歷史教學》1956年10期）
禪宗哲學思想略論（《哲學研究》1957年04期）
春秋時代天文學和老子的唯物主義思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59年04期）
論老子哲學的唯物主義本質——兼答關鋒、林聿時同志（《哲學研究》1959年07期）
天台宗哲學思想略論（《哲學研究》1960年02期）
莊子探源——從唯物主義的莊周到唯心主義的「後期莊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1年02期；《哲學研究》1961年02期）
法相宗哲學思想略論（《哲學研究》1962年02期）
老子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教學與研究》1962年02期）
墨子生卒年簡考（《文史哲》1962年02期）
關於《任繼愈物不遷論》—一篇形而上學的佛學論文（《學術月刊》1962年02期）
孔子——奴隸社會的保守派、封建社會的「聖人」（《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2年04期）
莊子探源之四——「後期莊學」（內篇）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2年05期）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進步意義（《學術月刊》1962年07期）
王弼「貴無」的唯心主義本體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3年03期）
關於《不真空論》（附今譯）（《學術月刊》1963年03期）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義者（《哲學研究》1963年06期）
李筌的唯物主義觀點和軍事辯證法思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3年06期）
孔子講的「仁」能不能是人類普遍的愛（《學術月刊》1963年08期）
研究哲學史首先要尊重歷史（《哲學研究》1963年04期）
儒教的再評價（《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02期）
宗教研究與哲學研究（《青海社會科學》1982年05期）
中國文化的特點（《承德民族師專學報》1985年01期）
道家與道教（《國土資源高等職業教育研究》1987年03期）
禪宗與中國文化（《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02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五台山研究》1990年03期）
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學術研究》1991年01期）
從中華民族文化看中國哲學的未來（《哲學研究》1991年11期）
把《周任繼愈易》研究的方法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哲學研究》1992年01期）
中國哲學的過去與未來（《中國哲學史》1993年03期）
弘忍與禪宗（《佛學研究》1994年01期）
李贄思想的進步性（《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年05期）
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齊魯學刊》1994年06期）
馮友蘭先生對中國哲學的繼承和發展（《齊魯學刊》1996年02期）
老學源流（《尋根》1996年02期）
中國哲學史的里程碑──老子的「無」（《中國哲學史》1997年01期）
天台宗與中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2期）
齊文化的產生和研究齊文化的意義（《濟南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01期）
郭店竹簡與楚文化（《中國哲學史》2000年01期）
中國傳統文化的光明前景（《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李贄任繼愈的悲劇結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04期）
朱熹格物說的歷史意義（《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01期）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2001年01期）
宗教學理論研究不能脫離實際和現狀（《中國宗教》2001年02期）
談談孝道（《人民日報》2001年7月24日）
五台山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五台山佛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上的講話（《五台山研究》2002年03期）
李贄改革悲劇給後人的啟示（《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06期）
說忠孝——儒學的回顧與前瞻（《紀念孔子誕生25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卷一，2004年）
無神論教育與科教興國——2003年11月28日在中國無神論學會2003年學術年會上的講話（《科學與無神論》2004年01期）
中國封建社會忠孝規範的歷史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1月29日）
對忠孝傳統應給予新評價（《北京日報》2004年2月23日）
現代文明與宗教對話（《中國宗教》2004年12期）
漢字識繁用簡的必要與可能（《光明日報》2006年5月17日）
再談儒家和儒教（《北京日報》2007年3月12日）
再談儒學（《中國文化報》2007年4月26日）
《墨子·非攻》讀後
序跋
《中國少數民族哲學思想史論集》序（《哲學研究》1983年06期）
《印度佛教史》漢譯本序（《晉陽學刊》1984年05期）
《五台山古詩選注》序（《五台山研究》1987年01期）
《中國佛性論》序（《哲學研究》1988年06期）
《禪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哲學研究》1989年11期）
《陰符經素書釋義》序（《中國道教》1992年03期）
《蘇軾禪詩研究》序（《佛學研究》1995年01期）
《中國儒教史》序（《中國哲學史》1997年04期）
《惠能評傳》序（《中國哲學史》1999年03期）
《湯用彤全集》序二（《中國哲學史》2001年02期）
《十六國帝王列傳》序（《文史月刊》2003年01期）
對中國儒教的全面剖析——《中國儒教論》序（《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5年12月1日）
隨筆
他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數的幸運者，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未被湮滅，他在學海中浮沉，為教育盡力，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
初春的陽光潮水般湧進窗戶，暖暖地鋪在地板上，包圍了房間裡的25個巨大書櫃和藤椅中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國學大師任繼愈先生。
時間在這位再過兩個月就將年屆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現出了無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羅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條河流》。2005年4月14日，經任先生再三要求終於從擔任了18年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歲生日的前夕。現在，棲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溝一個普通大院裡的國學大師依然不得清閒，儘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視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習慣了每天早晨4點起床，一直工作到8點，孜孜不倦地從事着兩部鴻篇巨製的總編纂工作：《中華大藏經》歷經15年的嘔心瀝血，已經完成了106卷1.2億字，續編恐怕還有三四倍的字數，剛進行了一年；皇皇7億字的《中華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此項工作已進行了十年，剛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終記着我的老師熊十力先生的勉勵：『做學問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學者，要像上戰場一樣，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其心，艱難挫折不能亂其氣。』」大半個世紀以來，任繼愈正是如此身體力行。
作為一名傳統知識分子，他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20世紀，這種巨大的世紀動盪促使他探尋人的價值、社會發展的方向以及中國現代化的軌跡。他以驚人的興趣和精力廣泛研究哲學、神學、歷史、文學等等，並且在相關領域成就卓越，《漢唐佛教思想論集》（1963年）、《中國哲學史》（1979年）、《宗教大詞典》（1981年）、《中國道教史》（1990年）、《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等學術著作為他贏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廣泛的敬意。他同時創造了一個「奇蹟」：他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數的幸運者，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未被湮滅，他在學海中浮沉，為教育盡力，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
任的學生使用了「三個階段二層角色」來確認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後兩個階段他一方面做「學者」，從事着價值中立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擔任「行政領導」，他追求着與時俱進。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生於山東省平原縣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種像巴金筆下《家》的味道、北方傳統的封建主義大家庭」。任少小離家，進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讀書，並於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湯用彤、熊十力、賀麟、錢穆諸教授。「七七事變」後，北大南遷，任繼愈隨校輾轉至湖南衡山腳下的北大文學院，半年後又遷往設立在雲南蒙自縣的西南聯合大學。他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湘黔滇旅行團」，300學子耗時兩月，一路風餐露宿，行程達1300多公里。「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中國農村的貧困和敗落。」任繼愈後來寫道。正如哲學起源於驚訝一樣，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繼愈深深地思慮並嘆服於這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所具有的韌性——其時，抗戰的重擔全壓在了中國農民身上，而中國農民的狀況又如此堪憂，但我們卻最終勝利了，這是為什麼呢？任繼愈遂起了研究中國哲學之心。
1942～1964年，任繼愈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致力於哲學普及的工作。其間，於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着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毛詢問任，北大有沒有人研究宗教，任說除他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問，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有沒有人研究。任回答說，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毛又問，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說師生加起來有500人。於是毛說，500人一個系怎麼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任繼愈於1964年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後擔任該所所長達20餘年。文革期間，國家和個人都在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任繼愈也不能倖免。他於1970年去了河南信陽的幹校，由於勞累過度和所處環境光線太暗，一隻眼睛患了嚴重的眼疾……
回京之後，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復建制，任繼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說」，並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專門成立了一個儒教室。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維繫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為了從各個方面論證這一觀點，從1980年的《從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宗教》、《儒教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儒家個性與宗教共性》、《儒教是人倫日用的神學》，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攏》、1986年的《重視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學術專著，任繼愈撰寫出一篇篇重要文論自圓其說，學界則公認其思想觀點打破了「五四」以來「中國無宗教」這一流行觀點，觸及到了中國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問題，漸漸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
在寫作、授課同時，任繼愈以年邁之身辛勤致力於「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古籍資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坐擁書城，傳播知識和文明——他視之為一位嚴肅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
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任繼愈曾請人刻了一枚圖章，他刻的是「不敢從心所逾」。這是他的一個原則，他說，「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着亂嚷嚷，不要跟着瞎說，免得自己後悔。」
他窮其一生研究個體和群體。他喜歡使用「群體認識論」這個詞語。他說：「離開群體，個人在歷史的大趨勢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他喜歡斯賓諾莎的一句話：「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而活着就更難！」
他又說：「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和任繼愈這樣的國學大師促膝而談，請教知識、文明、人類、現代化以及宗教這些犀利明亮的問題，其言說令人如沐春風。然而，作為採訪者則內心充滿矛盾。想儘可能多問一些問題，但又不忍過多耗費老人精力；想儘可能獲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獨特經驗，但很難憑藉一面之緣走進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內心世界。漫長人生的歷練使得這位長輩確如一條河流，從來不在某一個細節上停留，其波瀾不驚的言說往往事後方讓人悟出玄機。他尊重每一個來訪者，穿西服，打領帶，親切握手，選擇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裡，他始終腰板挺直，雙腳合攏，雙手置膝，精氣神十足。他年輕時喜歡運動，初中打籃球，高中打網球，大學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讀書，多睡覺，多用腦」，從不擔心健康問題。他以耄耋之年關注新鮮事物，上網衝浪，並希望記者通過電子郵件和他保持聯繫。他喜歡散步和聽音樂。他思路清晰，言語溫和，做事認真，當談到《中華大藏經》時，堅持從高高的
學術宗師
在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無宗教」時，任繼愈先生提出：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認為：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為了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任繼愈先生撰寫出《從儒家到儒教》等多篇重要文章，論述儒教的性質和教義、發生和發展，闡明儒教的神靈系統和組織結構，完成了「儒教是教說」的理論創造。
這一理論的提出，是認識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大基礎性貢獻。在學術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為了民族的文化復興，任繼愈先生投入大量精力，領導了大規模的傳統文化資料整理工作。他認為，圖書不同於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閱讀的。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 先生領導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整理和編纂工作。 《中華大藏經》的編纂，以國家圖書館館藏的《趙城金藏》為基礎，又挑選了8種有代表性的佛經對比參照，集9種佛教典籍於一身，這在世界上是史無前例的。全書共107冊，1.02億字。
《中華大藏經》獲得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目前，《中華大藏經（續編）》的編纂工作也已經啟動，全書預計2.6億字。
任繼愈先生主編了規模達150卷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任繼愈先生不僅擔任《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還親自兼任《哲學典]]》和《宗教典]]》的主編。《中華大典]]》是一部7億多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其編纂工作已進行了20年。
任繼愈先生先後創辦了《宗教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科學與無神論]]》等雜誌，在提倡學術研究、宣傳科學世界觀、健全民族精神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