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延芳

伍廷芳'（1842年～1922年），本名叙，字文爵，又名伍才，号秩庸，后改名廷芳 。汉族，广东新会西墩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出生于新加坡 ，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早年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 ，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

伍延芳
原图链接 图片来源搜狗 伍延芳
出生	1842年 新加坡
逝世	1922年
职业	外交家、法学家
知名作品	《伍延芳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美国视察记》、《伍秩庸先生公牍》等。

伍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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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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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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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开始后，1882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 ，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

辛亥革命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达成迫清室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时，因惊愤成疾，逝世于广州。

目录

简介

伍廷芳(1842～1922)，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后改名廷芳。汉族，广东新会西墩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1874年自费留学英

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洋务运动开始后，1882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主持修订法律，提出

了包括删除酷刑、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等一系列先进主张。

辛亥革命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达成迫清室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陈炯明叛变

时，因惊愤成疾，逝世于广州。广州越秀山上有伍廷芳墓园。

生平介绍

1842年7月30日生于新加坡，后随父回国居广州。 13岁时曾被绑票，逃脱后只身赴香港圣保罗学院求学，接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5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在求学期间，与黄胜—起创办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又协助陈蔼亭创办《香港华字报》。

1862年担任香港高等法院译员。

1864年，与何进善牧师的长女、何启之姐妙龄女士结婚。

1870年由高等法院调任巡理厅首席译员。

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斯满后取得大律师资格。

1877年2月返港，是获准在英国殖民地开业的第一位华人律师，同时又被港府选任为考试委员。 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深感到对外交涉人才的短缺，1877年10月6日，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将伍廷芳引荐给李鸿

章，经过虚衷询访，李鸿章发现伍廷芳正是“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当即决定将之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

港督轩尼诗对其服务精神极为赞许。

1878年12月16日，正式委派其为掌法绅士(后译太平绅士)，开华人任太平绅士之先河。

1879年律政司因事返英，港督委其署理。

1880年裁判司返英度假，伍亦奉委署职。同年2月19日，由于港督轩尼诗和香港华人领袖的推荐，伍廷芳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此后，积极支持轩尼诗的开明政策，反对歧视华人，废除公开

笞刑，遏制贩卖女童等。其对香港的商业发展，城市建设及社会福利诸方面亦贡献良多。1880年他与富商梁安等联名上书，请求成立华人商会。

1881年，他提议创建电车计划，并建议其妻弟何启进行九龙湾填海工程，他还多次捐款支持香港教育事业。

1882年正式进入李鸿章幕府，其后主持办理了因北洋水师军舰停泊日本发生的“崎案”。

1896年被清政府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

1897年2月25日返港省亲，受到港督罗便臣、驻港陆、海军司令、立法局全体议员及士绅们的热烈欢迎。 1899年奉命同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

1902年应召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拟订了民刑律草案，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

师制度、改良狱政等等一系列先进的主张，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1906年伍夫人何妙龄捐巨款建成何妙龄医院。伍廷芳居港20余年。

1907年再次出任驻美、墨国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两年后回国。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骞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

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达成袁世凯迫清室退位，赞成共和，即选袁为大总统的妥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

长。临时政府北迁，退居上海，先后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推为首领，并被共和党列为理事，未就职。伍廷芳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极力加以反对。

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次年代总理，旋因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解职出京。

1917年追随孙中山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

1921年任广州军政府外长兼财政总长。北伐战争时，曾代行总统职权。

1922年四月孙中山撤陈炯明广东省长职，由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陈炯明叛变时，伍廷芳坚持与孙中山合作，于17日与魏邦平登上永丰舰，与孙会晤。孙对伍廷芳说：“今日我必须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

后已。”孙中山指示他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要各国严守中立，勿助叛军。伍忠实执行孙的指示，各国领事都接到伍廷芳发出的通告。其时，伍的年事已高，在叛军枪声大作、火烧观音山时，伍廷芳正住在总统

府。火警和枪声，使得惊悸过度，住入医院。6月23日，不幸逝世。遗著有《伍秩庸先生公牍》。 在民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宣传方面，伍廷芳起到重要作用。

1902年伍廷芳被清政府委任为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一起，主持晚清修律活动。在修律过程中，他竭力主张全面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他的主张得到擅长于中国传统法律的沈家本的支持。辛亥革命后，伍

廷芳继续致力于中国法律的修改，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伍廷芳一方面主张仿效西方，建立全面新的法律体系，包括建立律师制度。另一方面利用司法总长

的身份，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率先推动律师辩护制度的实施。

1912年初，为对前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案的审理，在有关律师的立法尚未出台，民国律师制度尚未正式建立的情况下，伍廷芳就坚持改变传统的的审判方法，包括司法独立、陪审制，并要求律师到庭辩护。对律师

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孙中山也给予大力支持。

个人作品

著作有《伍延芳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美国视察记》、《伍秩庸先生公牍》等。

伍廷芳：弱国无外交但有外交家

在我的记忆中，伍廷芳的名字只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出现过一次，也就是作为南方代表参与主持1911年的南北和谈。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并且对共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固然是伍廷芳生命中

最耀眼的一次亮相，但细细想来，当时的伍廷芳其实已经是年近70岁的老人，此前他是晚清重臣，在中国的政治、外交舞台上活跃了30年之久，这之后，他周旋在各派势力之中，并最终选择与孙中山坚定地站在

一起，也是当时政坛上的关键人物，由此看来，这次亮相就仅是历史的选择性记忆了。

一直以来，“弱国无外交”的想法将伍廷芳多姿多彩的内政外交生涯淡化了，事实上，正因为清末中国在国际外交中的弱势地位，才彰显出伍廷芳的个人作用。尽管是服务于封建王朝，但伍在外交中维护国家尊

严和华侨地位、通过开办铁路等实业增强国力，通过修订法律、设立学堂奠定近代法律基础，功不可投。

而70岁之后的伍廷芳更是为资产阶级共和执着追求，尤其是1920年孙中山第二次举起***大旗后，伍跟随左右，除了历任***军政府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广东省长外，还在孙中山北伐时代摄非常大总统，可见

地位之重。

伍廷劳的照片，头戴瓜皮帽，身穿长马褂，至少从外表上，看不出西学的痕迹，但他却是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大律师。伍年轻时接受完整的西方教育，做过报人和律师，这使他有一

种职业精神。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他的与时俱进更多地体现在制度层面，在政治观念、法制观念的层面，始终比较领先，这也使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过程相当契合。

如果以“革命者”的标准来评价伍廷芳，他曾经退缩或徘徊过，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始终恪尽职守。1922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逃出火海的80岁的伍坚持登上楚豫舰，对孙中山说：“恐怕我没有替你

出力的时间了。”几日后，伍在陈炯明的炮火声中因惊愤成疾，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在职业精神之外，更体现了个人的信念和操守。

在求学的经历中，伍廷芳从东方到西方，并且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而在文化的认同中，伍廷芳则是从西方到东方，始终希望能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实现自己西方政治的理想。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风口浪尖上，在新旧政治交替的历史时期，伍廷芳表现得相当从容。从东方到西方，又从西方到东方，和一样出生于华侨家庭并留学海外的辜鸿铭相比，伍有更为宽容的心态和沉稳的个性；

和同是广东人的留学生容闳相比，伍有更完整的知识结构和更好的机遇。——无论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作为知识分子，伍在历史上都独具一格。(张丹萍)

南下·北上

南方为接触西方文明的前沿，北方则为政治权力的中心，与近代文化史上诸多人物一样，伍廷芳一生的“南下”与“北上”轨迹，有着政治地理学的意味。

广东人下南洋有悠久的历史，1845年，伍廷芳的父亲伍社常在远赴南洋谋生多年后，携家眷返回广州定居。先南下，再北上，究其原因，除了有叶落归根之意外，对刚刚3岁的伍廷芳寄予厚望，希望他接受传统

教育并有所成就当是主要目的。

伍在少年时也有为科举读书的经历，而当时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的屡败，已经打击了“天朝上国”的尊严，尤其是当时的广州，口岸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富庶，西方文化不断渗透，中央***的影响微乎其微，科举

似乎已经不是惟一进入社会核心阶层的道路。少年时代异常聪明的伍廷芳喜读“子书、史鉴、小说”，对科举“兴趣索然”，1856年，伍到香港求学，放弃了科举，重走南下之路。

伍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接受的是全新的近代教育，1874年，对英国政治感兴趣的伍廷芳又赴英国留学，在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学，毕业后回香港做律师。他受到香港第八任总督轩尼诗的赏识，于1880年任香港定例

局非官方议员，成为第一个华人议员，在港为华人利益奔走，“俨然为华人之代言人”。在进入清政府做幕僚之前，伍已经在西方的政治体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广州到香港，从为科举读书到选择西学，伍廷芳的求学之路和严复、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粤人相似，伍在香港实现了部分理想，但对于伍来说，香港仍旧不是一个好的政治舞台，中国积弱，令香港

华人更有抑郁之感，伍选择再次北上，经上海到达天津，向清政府的政治核心步步靠拢。

六千金·正二品

从未参加科举的伍廷芳能够官至“正二品”，除了有1905年科举废除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无人能及的外交、法律能力，使他成为处于中西方剧烈碰撞中的清政府最需要的人物，也使他在近代史上独放异彩。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伍虽“熟习西洋律例”，但“恂恂然有儒士风”，并根据伍在香港做大律师的收人水准，为他向朝廷申请“六千金”的高额年薪。除了李的知人善任，也可见出泱泱大国，在外交法律方面人才之匮乏。

伍从此开始了仕清之路，与江苏人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福建人罗丰禄被今天的研究者戏称为“李鸿章幕府中三个重要的‘海归派’”。在做李鸿章幕僚的14年间，他代表清政府参与了马关谈判等重要谈

判，签订了一系列重要条约，并先后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几乎所有中国的内政外交活动都有伍廷芳的身影。在法律上，他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

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拟订了民刑律草案，提出了包括删除酷刑、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狱政等等一系列先进的主张，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

蓄发·剪发

研究晚清的历史，自然了解头发与政治的关系。接受西学的伍正值壮年之时，以蓄发仕清，而历经30年重臣生涯，又以70高龄剪发“革命”。从蓄发到剪发，从仕清到反清，不单是伍个人思想的变化历程。

1877年，中国近代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到达伦敦，当时正在林肯法学院留学的36岁的伍廷芳登门拜访，郭有意留用不得，多次向朝廷举荐，使伍名噪一时。伍延芳踏入政坛，出任李鸿章幕僚，皆从此次拜访开始。

与郭的第一次会面，伍延芳将英国政体归纳为“君主之，实民主之”，并详加解释，这一点深得对英国政治相当推崇的郭的赏识，郭对这次会面作了记录，尤其提到伍氏蓄发的细节：“其人尚文雅，为西洋装，

而蓄发约长丈许，云为回家后尚可结辫也。”当时的伍延芳“发约长丈许”，又着西装，“易服”是留学生身份使然，蓄发则代表了伍想回国效力的想法。除了头发的政治意义，伍的蓄发也表现出他性格中传统

的一面，并没有因为西学而改变自己沉稳、节制的个性。

1910年，第二次出使美洲回来的伍称病请辞，“浩然归去”，寓居上海，当年向清廷上书《奏请剪发不易服折》，清廷当然不会准奏，但伍我行我素，在上海开剪发大会，“以身为率”，剪去辫子。

出世·入世

时人在伍廷芳去世后评价他“能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业”，这句话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中最为积极的一面，而身处权力核心的伍能得此评价，可能更为不易。

官至二品的伍坚定地退出清政府的政治圈，选择出世的生活方式，闲居上海，主要原因还是对清政府的失望，此时的伍虽然休闲度日，但“身***湖，心悬廓庙”。

武昌起义之后，历史再次选择了伍廷芳。肩负11省人民重托，伍出任南北和谈代表。从晚清的重臣到代表资产阶级的“谈判代表”，70岁的伍廷芳似乎并没有经历过多的思想转变，毕竟，即使是在仕清的30年

中，伍思想的核心仍旧是与封建社会不相融合的法制、平等观念，从这个角度看，这位老人的思想还是走在历史前面的。

和谈的意义在于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宣告封建帝制的终结，奠定了共和的基础。伍也就此开始了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合作期，出任***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参与民国初年的司法建设。

造成伍与革命党人关系疏远的直接事件是“姚案”与“宋案”，伍认为革命党人不能满足自己的法制理想，遂退居沪上，并写成《延寿新法》，探求延年益寿的秘诀，大有“退而独善其身”的态势。对于一个有

0年任职经历的职业外交家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姿态，但对于沉醉于灵学研究的伍来说，倒没有太多矫情的成分。

寓居上海5年之后，伍先后加盟黎元洪当政时期的北洋军阀政府，继而加入以“***”相号召的西南军阀政府。张勋复辟期间，伍拒绝签署解散国会令，携外交总长印信离开北京，南下上海，采取拒不合作态度。

1920年，在各路军阀垂涎伍为***军政府收取来的“关税余款”收入之时，作为财政部长的伍坚守职责，携关余180万元出走香港，拒以“国民之钱而资民贼”。

两次出走，一次携印，一次携款，伍都保证了自己的“合法性”，除了有对法律的精通之外，伍光明磊落的行事风格使他坚信“自有人格，自有名誉”，军阀不能够损自已名誉分毫。1920年11月，伍随孙中山重

回广州，将关税余款用于***事业。

从19l1年“出山”参加南北和谈开始，耄囊之年的伍就不断周旋在革命党人、北洋军阀、西南军阀之间，并最终选择和孙中山并肩战斗，建立司法独立的现代法制国家的愿望，应是促使伍入世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