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
生平
倭仁是道光九年（1829年）的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曾歷中允、侍講、侍讀、庶子、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二十二年，擢'''粗體文字'''詹事。二十四年遷大理寺卿。同治十年，晉文華殿大學士，以疾再乞休。尋卒，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諡文端。
同治六年，同文館議考選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館肄習天文算學，聘西人為教習。在奏摺中倭仁強烈提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藝。」他對外籍教師是否真的會全心全意來培訓國人成才也表示懷疑：「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 在洋務運動的當口強烈反對中國儒生奉「夷人」為師。
倭仁亦為清末理學領袖，與曾國藩、李棠階、吳廷棟、何桂珍、竇垿講求宋儒之學。後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為清廷中興名臣之冠；倭仁作帝師，正色不阿；李棠階、吳廷棟亦卓然有以自見焉。
倭仁着有遺書十三卷。子福咸，江蘇鹽法道，署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咸豐十年，因為太平軍攻寧國為清廷殉，贈太僕寺卿，騎都尉世職；福裕，奉天府府尹。從子福潤，安徽巡撫。光緒二十六年，外國兵入京師，闔家死焉。
影響
倭仁雖被後世目為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為其階層利益說話，但倭仁之言亦不無道理，倭仁認為要解決培訓中國人才的問題，要從中國本身着手，深入了解中國的實況，而外國教習不清楚中國環境，盲目將歐洲所學移植到中國土壤上，事後亦證明成效不彰。
當時中國廣大的士人，亦不免有類似倭仁言論的顧慮，在馮桂芬看來，他們應該是從全國各地選拔的才氣煥發的學子，應該「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這種「重視西學，但絕不可忽視中學」的想法，慢慢形成了日後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學說。
人物評價
《清史稿》:"倭仁晚為兩宮所敬禮，際會中興，輔導沖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間，當時舉朝嚴憚，風氣賴以維持。惟未達世變，於自強要政，鄙夷不屑言，後轉為異論者所藉口。"
晚清理學大師唐鑒評價:"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或心有私慾不克，外有不及檢者皆記出。"
晚清名臣、理學家曾國藩評價:"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對之肅然。"
桐城派名家方宗誠評價:"公(倭仁)先與河內李文清公、內鄉王子涵觀察切劘心性之學，俱由陽明、夏峰之言以入，後與吳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時侍郎方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講習，始專宗程朱之學，久而彌精，老而愈篤，名益尊位益貴，而下學為己之功益勤懇而不已。"
時人評價說:"(倭仁的日記)質之天人而無愧怍，傳之後學可為典型。"
晚清學者吳廷棟評價:"艮峰先生乃躬行實踐之學，讀日記而學其省察克治，即是奉以為師。"
倭仁同年朱蘭(久香)評價:"但得先生一日在朝，必有一日之益。"
李棠階評價:"海內人士論中興功，僉外首曾、胡，內推倭、李。"
歷史地位
唐鑒京師講學期間，倭仁是以唐鑒為中心的京師理學群體中的重要成員。其後，倭仁不但自己潛修實功，而且以其學養和地位力圖將士林社會導向正學之途，並不斷地為純正程朱理學的道統和學統而努力。"肩正學於道統絕續之交"，倭仁以理學道統的傳承人而成為道咸同時期倡導程朱理學的重鎮。倭仁的理學地位與聲名在當時乃至後世的影響，是由各種原因與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師友的推崇。道光末年，在以唐鑒為中心的京師理學群體中，誠如曾國藩所言:"唐鏡海先生德望為京城第一"。無疑，論資歷學識，道德文章，唐鑒都堪稱當時第一理學家。德高望重的唐鑒很欣賞倭仁，他曾對曾國藩稱讚倭仁"用功最篤實"，尤其稱讚其堅持每天做"札記"的自省修養工夫。吳廷棟也曾對人自稱"心折"倭仁之"篤行"，甚至在咸豐皇帝面前聲稱"尤佩其篤實"。曾國藩與倭仁更是相交於師友之間，倭仁根據自己多年來的修身經驗，教曾國藩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也真的當天即開始寫日課，"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曾國藩還把自己的日課冊送給倭仁批閱指教，倭仁毫不客氣地教曾國藩"掃除一切，須另換一個人"，曾國藩"讀之悚然汗下"，以此為"藥石之言"，曾國藩對倭仁的日課冊則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極感予心處著圈而已"。曾國藩在與弟書中稱:"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對之肅然。"可見，在當時的京師理學群體中，倭仁已有相當高的學養地位。道光二十六年，唐鑒告老離京南還，此後，倭仁成為京師理學重鎮。有人評論說:"道咸之間從宋儒之學身體力行者，必推公為首選。" 對倭仁的理學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
其次，弟子門生的宣揚。倭仁的理學地位既在師友中得到認可，同時，其理學聲名又在眾多的弟子門生中得以流播。倭仁多次充任鄉試、會試考官和讀卷、閱卷大臣之類的考職，據統計達十八次之多。科舉考試是傳統士人的進身之階，考官與考生之間的所謂"座主"與"門生"的關係是傳統社會中的一張厚重的人情關係網。"鄉會試中式者，對於主考、房官例稱師生，其風自唐、宋來相沿已久。……明代師生門戶之風尤盛，清代亦然。"舉人、進士不但於主考、房官有師生之誼，而且"與夫本科監試官知貢舉、監督等，推之複試、朝考、殿試，凡派為閱卷者，無不認為師生"。倭仁歷任多種考職為其名望地位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從科舉考試的名分上說，倭仁可謂門生遍天下，如葉名琛、何桂清、彭蘊章、朱琦、羅惇衍、袁甲三(以上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倭仁為同考官)，甚至胡林翼(道光十六年丙申恩科，倭仁為同考官)、張之洞(同治二年癸亥恩科，倭仁為殿試讀卷官、朝考閱卷大臣)都出自倭仁門下。雖然無法釐清他們之間的具體交誼關係，但是，這種師生名分當是客觀存在的。太平天國時期，倭仁為同考官的道光乙未科進士陶恩培、孫銘恩、呂賢基、羅遵殿"先後殉粵寇之難，世稱倭門四忠"。所謂"倭門四忠"之稱，其實正是對倭仁聲名的宣揚。
倭仁"誘掖後進不倦"。從所見的有限史料，也可以看到倭仁通過他的弟子門人影響社會的情況。這裡僅舉于蔭霖與沈源深為例。于蔭霖，字次棠，號樾亭，吉林伯都訥廳人。咸豐九年進士，官至河南巡撫。據記載，同治初年，于蔭霖官翰林時，"倭文端公為理學名臣，公相從問學"。"通籍後從倭文端公受省身克己之學"，"一以朱子為宗"。于蔭霖雖長年為官，然仍潛心理學，據史載:"蔭霖晚歲益潛心儒先性理書，雖已貴，服食不改儒素，朱子書不離案側，時皆稱之"。沈源深，字叔眉，咸豐十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沈源深嘗"從鄉先輩倭仁學"，後為福建學政，"以化民成俗為己任，頒行張伯行《正誼堂全書》、陳宏謀《豫章學約》，並自述《勸學淺語》，訓迪多士，奏請先儒游酢從祀文廟，位在楊時之次，閩中正學為之振興"。可見，倭仁獎掖後學，即使其理學聲名得以廣播，也使正學在社會上得以昌明。
另外，早年在京師曾從倭仁問學的後學塗宗瀛 與洪汝奎，晚年都致力於刻書，倭仁文集《倭文端公遺書》和倭仁、吳廷棟校訂的《理學宗傳辨正》兩書的初刻本都是由塗宗瀛的六安塗氏求我齋刻印刊行，後又都被洪汝奎輯入《洪氏唐石經館叢書》，這些工作無疑有助於促進倭仁對社會的影響。
再次，理學名臣地位的影響。道咸時期，倭仁即以理學名於世。同治年間，倭仁飛黃騰達，位極人臣，成為一代理學名臣，其時，倭仁任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兼同治帝師傅與翰林院掌院學士，所謂"首輔、師傅、翰林掌院、戶部總理，皆第一清要之席"。這種理學名臣的地位使倭仁成為當時士林社會的人倫表率，誠如曾國藩所說，乃"當世儀型，群流歸仰"。以至於倭仁逝世時，翁同龢禁不住感嘆:"嗚呼!哲人云亡，此國家之不幸，豈獨後學之失所仰哉! "可見，倭仁在當時士林社會中的泰山北斗地位，難怪《清儒學案》稱之為"道光以來一儒宗"。為倭仁在晚清儒學(理學)史上的地位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家族成員
兒子
長子:福咸，拔貢，歷任孟津縣知縣、江蘇鹽法道、署理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咸豐十年(1860年)，與周天受一起戰死於寧國，賞騎都尉世職，入《清史列傳》忠義傳。
次子:福綸，曾任廣東候補同知、郎中。
幼子:福裕，官至奉天府府尹。
侄子
福潤，官至安徽巡撫。
福曜，倭仁之侄。
孫
衡峻，福咸之子，曾任戶部員外郎。
衡瑞，福咸之子，欽賜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