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學說為指導思想的文化流派。儒家學說為春秋時期孔丘所創，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恕、忠、孝、悌、勇、仁、義、禮、智、信。儒家學說經歷代統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後學的傳承和發展，使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念中，無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目錄
產生背景
儒家文化的創始人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由於社會內部不可調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機搖撼了傳統文化的權威性，對傳統文化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與日俱增，就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當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並對傳統文化加以適當的改造，以便在社會實踐中建立一種新的和諧秩序和心理平衡，這種情況到了大變革的戰國時代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人們在崩塌的舊世界廢墟上已經依稀看到了衝破舊尊卑等級束縛的新時代的曙光。
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模式，就成了舉世關注的大問題，並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百家爭鳴式的大辯論。當時代表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諸子百家，紛紛提出各自的主張，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爭論焦點就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而進行的思想交鋒，儒、法兩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們旗鼓相當，針鋒相對，應者雲集，皆為顯學。另外還有墨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學派，可謂學派林立。
創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兄弟中排行第二，中國春秋後期魯國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曆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是五行造身，兩儀成性。其餘聖人得金氣多者則剛明果斷，得木氣多者則樸素質直，得火氣多者則發揚奮迅，得水氣多者則明徹圓融，得土氣多者則鎮靜渾厚，得陽氣多者則光明軒豁，得陰氣多者則沉默精細。氣質既有所限，雖造其極，終是一偏底聖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節目耳。
孔顏窮居，不害其為仁覆天下，何則？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
孔子年輕時做過魯國高官，治國極好，貪官紛紛逃往他國，他國領袖也變得很敬畏魯國。
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教育，相傳所收弟子多達三千人，賢人七十二人，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孔子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學學派的創始人，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魯，專心執教。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史記·孔子世家》載：「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儒家經典
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儒家本有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
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
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
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註疏》傳世。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韓愈、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顧炎武、戴震等。
主要派別
戰國時期儒家內部分化形成的八個學派。八派之說，始見於《韓非子·顯學》："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式之儒。"從《論語》看，孔子思想具有博大而多面性的特點，孔門弟子對孔子言論的理解難免各執一端，而儒家和墨家同是當世之顯學，所以，韓非認為："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據《荀子·非十二子》記載，在戰國百家爭鳴中，儒家一方面同其他學派激烈論爭，另一方面自己內部各派爭論也十分尖銳，"孫氏之儒"的荀子，甚至批評子思和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儒家八派正是儒家內、外論爭發展的結果。
思孟學派
思孟學派，又稱「孔孟學派」，指以子思與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二人確有一定的師承關係，但思想上如何一脈相承從而共同形成為一個學派，學術界意見不一。有的根據《荀子·非十二子》的說法，"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認為思孟學派的思想核心為五行說。有的根據宋儒的說法，認為《中庸》為子思所作，其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等觀點，為孟子所繼承，發展為一種以道德修養為中心的心性之學。此外，有些學者則根據史料考辨，認為荀子所說的五行難以確指，《中庸》與《孟子》書中並無五行思想，加上《中庸》是否為子思所作，疑難多而論據少，從而斷言先秦不存在有所謂思孟學派。
文化特徵
以孔子為先師，為思想領袖；
以《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等書為經典；
在思想上形成了仁與禮的一種張力結構；
由內聖而外王，通過內體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學；
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並將之運用到政治實踐中，成為指導性的原則。
儒家不尚武？
無知者往往無畏！謠言傳播於愚昧人中間，謠言止於智者。
我們看看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孔子提倡教授的「六藝」指的是「禮、樂、射、御、書、數」。其中「射」與「御」就是射箭和駕駛戰車這兩門武藝，孔子把學習射箭和駕駛戰車作為儒家弟子的必修課。
儒家重階級？
道家有道家的平等，叫「齊物」；儒家有儒家的平等，叫「天民」。中國人沒有生來就分貴賤的：人無生而貴者，因為都是天民，天生就是平等的：有教無類，人人皆可為堯舜。
儒家思想
來源於堯舜。清華簡《保訓》篇是周文王的臨終遺囑，其中主要講「中道」思想。李學勤先生從中得出結論：「堯舜禹的傳承都講中道」而文王是舜帝與孔子之間的橋樑，可見儒家中道思想是貫連的。
來源於《易經》。《童子問易》通過《保訓》篇講舜「測陰陽之物，咸順不逆」等新證，「將重卦之人鎖定舜帝」。孔子觀《《周易》之德義，把舜帝之中道思想發展為德道思想。
「西周的《尚書》《詩經》在孔子時代已經成為包括孔子在內的人們所依憑的文化經典。」
文化地位
當時儒道兩家學派有個明顯的共同趨勢就是道家往下層社會發展成民間道教；而儒家則在上層社會發展成了廟堂儒教。「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來。今天儒家所擁有的地位，是由於儒家在產生以後，在從古到今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獨占大一統思想地位後而形成的。儒家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倫常關係，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漢初，遭統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後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歷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於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以至於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儒家文化
墨家對於儒家學說非議頗多，批評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張「述而且作」，批評孔子和儒家的繁瑣禮儀。
道家以自然無為為宗旨，蔑視禮法，對於儒家的禮儀道德持否定態度。
先秦法家學說思想上與儒家對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認為孔子學說與法家農戰思想對立，致使國家「必貧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對孔子個人頗為尊重，但他認為孔子學說不合時宜。
當代一些非儒學者根據民間口頭評論將儒釋道三家對中國發展貢獻做出如下評論：「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入亂是儒家。」
歷代變遷
漢朝以後，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960 AD-1279 AD)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直到五四運動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化。
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並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占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於《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魏晉之際出現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後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慾」對立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明朝：李贄是明後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中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文化影響
對中國
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我們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影響
儒學在中國存在幾千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潛在影響。
2015年10月29日，全球首座儒家學派法脈傳人何子淵與孫中山先生銅像（孫中山何子淵銅像）在大陸落成。
對東亞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裡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
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韓國社會後，各種社會問題有所增加，但是韓國政府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作為維護社會的穩定的制約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鮮，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於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於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制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讚朝鮮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里「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李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李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李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着重要影響。李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於是儒家迅速發展。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詞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於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於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制定了改新藍圖。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日本開始祀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於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於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制，達到空前繁榮的極盛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於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藤原惺窩於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巨大作用。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廣西人士燮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薰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於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制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製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對歐洲
有學者認為，儒家學說推動了歐洲近代啟蒙運動，以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休謨、魁奈、霍爾巴赫、萊布尼茨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啟蒙先驅吸取孔孟學說，打破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髮展了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無神論觀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面學說的發展。
對現代教育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台灣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
核心內容
內聖外王
「內聖外王」是儒學全部學說的總的概括。《大學》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屬內聖範疇，內聖即通過修養成為聖賢的一門學問。「齊家」「治國」「平天下」屬外王範疇，外王即是在內心修養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活動推行王道，創造和諧社會大同社會的一門學問。「內聖外王」皆以「仁義禮智」為根本指針，其中「仁」「禮」在「內聖外王」兩個層面中的根本意義相同，但在兩個層面上有不同的具體解釋和具體效用。
外王學說
劉周「大眾儒學倡議書」中關於儒學「外王」學說的表述：
大眾儒學是儒學的原教旨。
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
仁，就是愛人，就是以「愛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禮，就是社會的道德秩序。
仁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禮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意識。——人們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人們普遍認可社會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會地位的道德規範，造反作亂就沒有道德依據（即沒有意識形態基礎）。
人民既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又沒有造反作亂的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夠使國家達到太平的統治，事實上都沒有違背儒學的仁和禮兩大原則。
儒學的真諦是仁禮一體。不講仁只講禮，禮就不會被社會成員普遍認可，就會遭到反對；不講禮只講仁，社會成員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是一刻也不可以分開的，這就叫作仁禮一體。
人類社會是不斷地發展和進步的，古代人類受到自然界的威脅特別嚴重，每個人都必須依賴群體的力量才能生存。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每個人都習慣於遵守群體共同的道德規範，而認為群體共性對個性的約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後世，人類受到自然界的威脅不斷減弱。因此，反對共性約束追求個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發展起來。所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就跟着發生相應的變化。
所以，禮必須根據不同的時代而有不同的內容。拿着古代的「禮」來統治現代的社會，就會違背仁的原則。違背了仁的禮，一定會受到人民的反對和反抗。所以，禮貴在不違背仁的原則。不違背仁的原則，就必須根據不同的時代而改變禮的一些具體內容。只有根據時代變化而改變和調整禮的一些具體內容，才可以達到不違背仁的原則。這就是仁禮協調，一體不二的要點。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年來的舊的禮制，這是因為這個禮制中的許多內容，有違於時代發展的要求，已經違背了仁的原則。所以，辛亥革命推翻舊的禮制，本身正是體現了儒學的仁的原則。但是，新的社會形態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礎上，建立健全新的社會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後穩定並實現長治久安。
大學
《大學》原為《禮記》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顥、程頤兄弟把它從《禮記》中抽出，編次章句。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編注釋，稱為《四書》，從此《大學》成為儒家經典。至於《大學》的作者，程顥、程頤認為是「孔氏之遺言也」。朱熹把《大學》重新編排整理，分為「經」一章，「傳」十章。認為，「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就是說，「經」是孔子的話，曾子記錄下來；「傳」是曾子解釋「經」的話，由曾子的學生記錄下來。
《大學》的版本主要有兩個體系：一是經朱熹編排整理，劃分為經、傳的《大學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禮記》中的《大學》原文。以朱熹《大學章句》本，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本篇就是採用的《大學章句》本。
「大學」是對「小學」而言，是說它不是講「詳訓詁，明句讀」的「小學」，而是講治國安邦的「大學」。「大學」是大人之學。
《大學》為「初學入德之門也」。經一章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條綱領，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八個條目是實現三條綱領的途徑。在八個條目中，修身是根本的一條，「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十章分別解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明德是指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新民是指讓人們革舊圖新。止於至善是指要達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窮究事物的原理來獲得知識。誠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強自身修養，提高自身素質。齊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國、平天下是談治理國家的事。怎樣治理國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討厭的，不加給別人；要得眾、慎得、生財、舉賢。「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見賢能舉，舉而能先。
《大學》文辭簡約，內涵深刻，影響深遠。兩千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窺儒家之門。該文從實用主義角度，對現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業等等均有深刻啟迪意義。國父孫中山作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中第六講題提到；「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獨尊儒術
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加之漢字尚處於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漢初，當時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謂黃老道行無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的根本。鑑於秦朝苛政的覆滅，統治階層意識到仁政對於維持王朝穩定統治的必要性，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三百餘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於君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形成了新儒術，作為獨尊儒術的基礎學說。在漢朝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於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對此問題，一些學者也有不同看法。如歷史學家黃現璠說到：「……儒學獨尊之原因，在客觀條件上是由於漢至武帝，六十餘年間，社會經濟已呈繁榮；帝王集權亦經樹立；學術思想自然趨於統一。蓋諸家學說皆與帝王集權衝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於帝王集權。儒家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正合帝王專制之治。加之，儒家學說範圍極廣，言訓詁註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陰陽五行等，皆可附從，故得信仰者眾。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儒學遂取得獨尊地位。於是，五經博士(見前引《儒林傳·序》)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時即於此時開始。博士儒學參與實際政治，已非文景時具官待閒。當時儒家之政治哲學是大一統、尊王及絕對王權三大理論。三大理論之根據皆以春秋「春王正月」為出發點。關於大一統之思想，《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詳：「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門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態度。漢儒變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顧其所謂改制，系托古行己意，與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統之政治哲學，便是顯著之例。所謂大一統，依董仲舒解釋「一統乎天子」，即帝王集權之義。
帝王集權的內涵
須抑制諸侯，依《春秋公羊傳》：1．諸侯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地，3．諸侯不得專討。實則周代諸侯，專封、專地、專討，比比皆是。
須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襲，2．大夫不得專執，大夫不得專廢置君。然觀周代大夫，正與此相反。尊王之說，為漢儒尊崇天子積極表示。亦與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與諸侯，不過國與國之關係，天子特為名分上之共主。而漢儒依託春秋，特立「王者無外」之最高原則。其實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傳·成公八年》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退於夷狄則夷狄之」之言，又何嘗有內諸夏而外夷狄之主張。如成公八年，鍾離之會，外吳而不外楚，鄖之戰，予楚而不予晉，即其例也。絕對王權之說，即天子只對天負責，不對民負責。例如災異之變，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雖則帝王對天負責，然引起災異之變之責任，乃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罰之罪，亦為宰相，無及帝王，此無異於十七世紀英王查理一世時代盛行之王權神授說。所謂王權神授，即帝王對於國家人民具有絕對權力。此類學說，與周末「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之思想完全相反。
總之，漢儒之政治哲學，即三大理論：大一統、尊王與絕對王權，完全為漢帝而立。漢儒擁護帝王集權，別出心裁，古未之有。
漢代儒者，在思想上，既口含天意，隨便造謠；在政治上，亦欲打倒一切，唯我獨尊。就「打倒一切」而言：第一，欲打倒法名之學，而行德教治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可知孔子之教顯然是：以刑法治國，畢竟不如德教治國盡美盡善。漢儒家之主張，未嘗不是。第二，直欲以禮代律，以春秋斷事。《鹽鐵論》卷十《刑德》對以春秋斷獄，批評如下：「《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誅心之論，即春秋之義也。春秋所謂心，全依宗法及身份等級之倫理觀而言，非依平等合理之法律而定。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官不能治，社會何由安寧。漢代以春秋治獄，頗不乏人。《漢書·食貨志下》：「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漢書·五行志上》：「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漢書·兄寬傳》：「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最著者為董仲舒，《漢書·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即為其例。然則武帝尊儒學，用儒生，果出於至誠，合於儒學精義乎，是又不然。彼好神仙，信巫蠱，已與「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合，其用張湯、杜周等為法家，直欲以刑法治國，非以德教治國，大背儒學宗旨。故宣帝即位，嘗謂其子元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卷九《元帝紀》)本人行動非儒，其政治施策，亦非儒。所謂尊儒，乃尊其所尊，非人所謂尊也。所以，余謂秦皇焚詩書，系禁私學，專任吏治；漢武帝黜百家，亦禁私學，雜行霸與王道，兩者雖有激烈和平之異，但目的皆為思想統一、帝王集權。為功為罪，互相伯仲。世人不察，每譽漢而毀秦，謬矣。（摘錄黃現璠撰《漢代學術思想之三變》，載《掃蕩報》（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文化鑒借
如儒家的剛健有為精神，來激勵自己發憤圖強；鑒借儒家的公忠為國精神，來培育自已的愛國情懷；鑒借儒家的"以義制利"精神，來啟示自已正確對待物質利益，鑒借儒家的仁愛精神，來培育自己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鑒借儒家的氣節觀念，來培育自己堅強的意志和堅定的志向等等等等。
近代研究
現存的儒家思想(不同於孔子的思想)作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將階級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鼓吹封建道德觀，強調通過個人的自我約束，而忽略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因此有儒家文化在，中國就難以建成法治社會。西方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亞洲國家難於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待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着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後的一切根源歸之於文化傳統，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
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
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捨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
對有些內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
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近現代發展
儒家學說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就是新儒學，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指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於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是新儒學的準備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者在西方文明衝擊之下被動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內容以求自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思想。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學的萌芽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日趨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會改良思想，即用儒學來解釋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書》等。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是新儒學的嬗變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孫文的籍古創製，孫文在學習西方民主經驗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礎上，仿慕儒家體制創立了政權與治權分立的民權學說和五權分立的政體學說。在《建國方略》中慕仿周禮制訂了非常詳細的「結會」「動議」等程序和儀規；在《民族主義》講稿中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儒家道德，作為復興民族的基礎；在《民權主義》講稿中以儒家「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觀念來講解真平等與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義》講稿中以儒家倡導的大同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同義語。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建立是新儒學的開宗明義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梁溯溟、張君勱、熊十力等人開始在「新儒學」旗幟下進行的儒學研究。新儒學開宗的政治基礎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中含有儒學的內容。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新儒學的活動主要體現于思想領域；新儒學的目標是在匯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釋和發展儒學。代表作有梁溯溟的《鄉村建設》、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繼承陸王心學構築的「新儒學思想體系」和馮友蘭的「新理學」。總的說來，新儒學基本上是以儒學的「內聖外王」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學遭到普遍責難的時候出現的。這一階段的新儒學在思想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沒有對社會發展產生有價值的影響。
從新中國建立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新儒學的沉寂階段，這一階段不僅中國大陸的新儒學研究歸於沉寂，海外新儒學亦甚少成績。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是新儒學的恢復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尚在進行之中。恢復階段的主要特徵是過去的一些新儒學著作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學術界開始反思和討論新儒學的功過利弊。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徵是在過去「新儒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儒學和新儒學進行徹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為今用。發展階段的新儒學是當代和諧文化的組成部分，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最高成果。
大眾儒學，是一種新的新儒學研究派別，是當代和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義是劉周在「全世界都來踐行大眾儒學，促進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建設（倡議書）」和「劉周倡議書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眾儒學的主要觀點是：
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仁就是以「愛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會成員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禮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會的道德秩序，使社會成員對自身的社會地位都有穩定的道德認可和道德定位。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社會成員普遍認可社會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體情況的道德規範，造反作亂就沒有道德依據（即沒有意識形態基礎）。社會成員既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又沒有造反作亂的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所以儒學是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和階級形態的社會統治方略和社會管理學說。儒學在歷史上曾經作為中國奴隸社會某些諸侯國在某些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又是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一史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仁和禮的關係是仁禮一體。不講仁只講禮，禮就不會被社會成員普遍認可，就會遭到反對；不講禮只講仁，社會成員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是不可分的。社會發展會使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變化，禮的一些具體內容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予以改變和調整，這種改變和調整是仁的體現。
儒學「仁禮一體」的體系中包含了法的內容，禮和法應該很好的結合。禮的作用主要是預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懲罰犯罪。對犯罪個體的懲罰不是法的全部意義，懲罰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即能不能從總體上減少全社會的犯罪）才是懲罰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層踐行的「以禮為體，以法為用」的禮法體系，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學「民貴君輕」的思想，表明儒學不是把「君」置於自己學說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眾）置於自己學說的中心。儒學對「舜娶而不告」和「湯武革命」的贊成，表明儒學不是片面維護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內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則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違背仁和禮的時候，居下位者是可以採取積極的或消極的手段來維護仁和禮的。所以，儒學的本質就是大眾儒學，其根本精神是維護國家社會的和諧運行。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統治和社會管理學說，而且與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學說，乃至民主革命學說和共產主義說都是兼容的。
儒學「禮之用和為貴」的思想，表明禮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標，就是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暨全社會的和諧。儒學認為，踐行仁禮和維護仁禮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湯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復禮」而不是作亂。所以，他們不是在破壞和諧，而是在恢復被破壞了的和諧的基礎。所以，「湯武革命」與「克己復禮」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創造和諧、促進和諧的行為。儒學承認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維護仁禮的責任和權利，可以使人們（尤其是居上位者）在違背仁禮方面，不致走得太遠。可以使人們在破壞和諧基礎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遠。因此，只會對維護社會和諧產生積極作用。它同時也表明禮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協調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學文化是一種和諧的文化。[1]
現代意義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某些地區更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
自從中國人開始追求現代化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自明清時代，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就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參考儒家傳統提供的資源。尤其是華人和東亞人應該有這個機會。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屬於全人類，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獻應該儘量翻譯成各種語言，提供給大家。
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世界觀和人生觀。用今天的話語來講，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就被理解為人類文明的核心。結果，至少在中國，儒家思想被視為文明或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儒家思想給現代人提供了很豐富的資源。面對這些資源，現代人具有一個選擇的自由，可以吸收資源裡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拋棄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容。
依據《結構論》的系統綜合理論，曾邦哲提出公元前約幾百年幾乎同期發展的希臘（自然）文化、猶太（律法、波斯時期）文化、印度（佛教、精神）文化、華夏（儒家、倫理）文化奠基了人類至今以來的核心文化模式。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麼選擇，儒家思想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寶庫。保存和解釋儒家思想文獻，增進人們對它的理解是我們作為對儒家感興趣的學者的一個重要任務。不管你對儒家思想的評價如何，了解這個極其豐富多彩的傳統一定會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豐富。
詞彙釋義
義
「義」者宜也。是一個事物應有的樣子，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律。社會的每個成員必須做某些事情，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個人遵行某些道德，是為了不屬於道德的其他考慮，即便他所做的客觀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依然是不義。儒家強調「義利之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仁
「義」是一種觀念形式的規範，一個人在社會裡行事為人，有他應該遵行的義務和應該做的事情。而這些義務的本質便是「愛人」，即「仁」。一個人必須要有仁愛之心，才能完成其社會責任和義務。具體有如下幾點：
一種推廣程序：一個人一定要與父母兄弟有親情，在親情的基礎上發揚光大，輻射到他人身上。
一種政治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一步向外輻射。
一種心理原則：將人的感情心理消融在人與人的世間關係中，建立了一種現實的倫理，心理的模式。
一種人道主義精神：對個體提出了社會性的義務與要求，把人與人的關係和社會交往作為人的本質和仁的重要標準。
具有主觀能動性、實踐性和獨立性。
禮
原指古人祭祀的儀式，表現了對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體現了人間的等級和尊卑。孔子將「禮」從宗教範疇推廣到人間成為人文世界的行為規範。他不僅是等級社會的外在形式，而且與人的內在理性———仁結合在一起，使「禮」的實踐成為人的內發行為，達到自我控制的地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正
客觀存在的種種事物應當與他們名字的本來含義一致起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會關係中，每一個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會責任與義務。為了使事物做到與他們名字的含義，即其理想的本質相一致，就應當努力完成責任與義務。一個國君的本質就是一個理想國君應有的品質，「為君之道」。若一個君王按照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僅有君的「名」（名分），也有君的「實」（實質），成為名實一致。
知命
儒家從「義」的理論推導出「為而無所求」的理論。每個人做事情，並不是為了其他什麼目的，一個人做所當做的事情，其價值就在「做」之中，遵行了自己的義務，在道德上已經完成，而不在於達到外在的什麼結果。「命」乃「天命」或「天意」，我們從事各種活動，其外表成功，都有賴於各種外部條件的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因此，竭盡己力，成敗在所不計。這就是「知命」的人生態度。「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這樣，就能保持快樂。「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忠恕之道
仁的實踐包含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之所欲，亦施於人」盡己為人謂之忠。其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忠恕之道是把仁付諸實踐的途徑，即「仁之方」。以自己作為尺度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來衡量別人和自己。
當代傳播
隨着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文化和軟實力建設逐漸上升為中國的國家戰略。十七屆六中全會專門就我國的文化建設作出部署，明確提出要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建立強大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在整個傳承體系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自2006年以來，我國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幾百所孔子學院，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符號，已經為世界各國人民所認可。國內權威的儒家文化研究和傳播平台有國際儒聯、中國孔子基金會和各高校國學院等，其中中國孔子基金會作為國家設立的儒家文化當代傳播與應用的平台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電影、電視劇、動畫片、記錄片、電視節目（如《新杏壇》）、出版物（如《孔子研究》、《儒風大家》等）的策劃、投資方面，還有產業探索方面，設立了山東儒學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對儒家文化的當代應用進行了有效探索，與金融機構合作發行孔子卡、建立國學社區、公交《論語》、國學大講堂、與茶酒等文化的提升與融合等，通過不同形式的儒家文化滲透與普及，使大家對儒家文化有了一個全面、直觀的認識。
由於長期以來社會大眾對儒家文化的誤解，使儒家文化被插上了腐朽、保守、專制的標籤，是通過普及，讓大家認識真實的儒家、人性的儒家、當代的儒家、國際化的儒家的時候了。
現代價值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締造的儒學，自春秋起就開始書寫他源遠流長的歷史。從先秦時期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學，到漢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儒家正統地位，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學（程顥、程頤和朱熹），以及清末康有為等近現代新儒學，至今已有2500餘年的歷史了。在這漫長的歲月里，隨着社會的發展的歷史的演進，儒家學說從內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斷地豐富與發展，其社會功能也在與時俱進，並逐步形成了自己別具一格的文化內涵。面對全球化文化浪潮的衝擊與融匯，對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的探討與思索也越發激烈和深入。
道德價值
百善孝為先。「孝」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和特徵之一，同時也是儒家倫理思想中基本行為規範和重要道德範疇。在儒家道德體系中，孝敬是仁德的開始和基礎。也是家庭和諧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個人最基本的倫理道德準則。一個不「孝」的人，談何為人，談何做人，談何道德品質？因此，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當今社會更應該代代傳承，發揚光大。
孟子的性善論提出四種心，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信義」作為它的重要體現，是儒家文化的又一種重要價值。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取義者也」（出自《孟子·告子上》）。這裡生命與道義是合理存在的，但當二者發生衝突時，對道義的追求要高於對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犧牲生命才能堅持道義時，要捨生取義。「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在當今物慾橫流的社會中，「信」與「義」將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價值
孔子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他興辦私學，推動平民教育的發展，其「有教無類」的思想可以說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張。「學而時習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思想已影響無數教育活動的參與者。在孔子的一生中，從15歲「志於學」開始，到70歲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斷提升，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其終生「學而不厭」的結果。孔子通過其經歷以及理論為後世的教育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其後，宋代理學家朱熹對儒學文化的教育思想進行了繼承與發展，不僅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與終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如他所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不僅要認識，更應該去實踐。這種思想對於解決今天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相矛盾、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相脫節的問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政治價值
儒家的思想文化，不僅是道德的哲學，教育的哲學，生活的哲學，也是政治的哲學。重要的體現就是「仁政」主張和民本思想，主張「輕刑薄稅」「聽政於國人」「與民同樂」等。眾所周知，「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文化的精髓，「和」不僅是一種政治手段，還是一種政治目的。儒家理想中的社會至少是一個和諧、團結、和平的社會，這與時下建設和諧社會很有相似之處。對於當今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時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張可以起到抵製作用，這也正是儒家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
儒家文化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已經不是幾句話、幾段文字能夠說清表明的，其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我們要批判地繼承加以吸收，並與社會實踐相結合使其發揚光大，實現儒家文化應有的現代價值。
精髓
儒家文化的精髓，主要在仁、禮和中庸這三個方面，一直綿延至今。其具體意義如下：
「仁」
儒家文化中「仁」就是愛人。禮就是社會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對自身社會地位有穩定的道德認可和道德定位。仁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禮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意識。
「禮」
儒學的真諦是仁禮一體。不講究仁，只講究禮，人民就會反抗其統治。不講究禮，只講究仁，人民就會輕慢其統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
「中庸」
中庸開篇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遵循人的本性是自然的道理，對於處在社會中的人，我們需要依據人性來進行修養。所以才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見，儒家不是壓抑人性，而是承認人性、順應人性、以人性為根本的並要根據人性來進行修養，體現了儒學思想的社會性。
中華文化淵源流長，誕生了許多優秀的學派。儒家，儒字拆開，人和一個需字，人們需要的，人們想要的，這就是儒家。儒家學派以其特有的魅力綿延至今。
在我原先的觀點裡，認為儒家子弟就是滿口之乎者也的腐儒書生，可這大錯特錯了！儒家是崇尚「六藝」的，文能安天下，武能定乾坤。禮、樂、射、御、書、數缺一不可。孔子十九歲從政，成為了管理糧庫的官吏隨後又變成了司空，它公正，正直，誠實並且十分嚴謹，他當官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全人的生活水平。
孔子主張仁愛，提倡通過人自己的修為，人自己的修養成仁達到家國天下的和諧的道德準則，可惜當時沒有一位君王能採用它的主張治世，他創造理想政府的想法變成了一種奢求，可惜孔子沒有遇到懂他的那個人，他那深信教育改善人的才能的想法，教育的作用也一直沒有被人採納。包括後來的孟子荀子等也始終沒能將儒學發揚光大，雖不曾發揚光大，但確實墜入過低谷。
荀子優秀的門生，秦朝丞相李斯向始皇提出了焚書坑儒，雖說坑儒之事屬後人杜撰，但焚書確有其事，這也讓李斯成為許多儒者的敵人。儒學真正光復的時期當屬漢武帝時期，儒家大者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一種治國的新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時的儒學也早已不是孔子當初創立的學派，而是集各家優點於一身，提倡大一統的集權思想也就是要求人們有王權尊卑意識，至此儒學一躍成為古代中國文化的主流文化。可惜到了唐朝時期，因其連綿不斷的戰爭使得儒學又重新消失在大眾的眼中，直到宋王朝的建立，以周敦頤，張載，朱熹等大儒又重新將儒學以禮治國的思想帶到了宋王朝的統治當中，可惜到了明朝，儒學因其太過僵化也不被世人推崇直到另一位大家的出現，才使得儒學又重新煥發活力。
他就是王陽明，一位真正的儒學大者，「格物致知」就是他提出來的。「格」就是思考，對事物不斷的研究研究，還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念，構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一套陽明心學。此心學同樣集儒釋道優點於一身，還含有批判精神與自我反思的能力，這讓儒家思想重新站在一個新的高度。
儒家思想廣泛的影響人們的言談舉止，道德禮儀，也讓諸多的政權由衰變盛。孔子在儒學中強調社會人，這與西方人文主義強調的個人追求截然不同，這也使得儒學能成為治世經典的強大保證，家國天下本是一體，父子君臣本是一家，無父無子，無君無臣。雖儒學過度強調尊卑，但也正是這種有序的體制才能得到歷朝帝王的賞識。儒學從古老的傳統中汲取靈感，品德是抓住一切的關鍵，人本性既不善也不惡，人生的選擇取決於自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