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田永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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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田永孚 元田 永孚（もとだ ながさね、文政元年10月1日（1818年10月30日） - 明治24年（1891年）1月22日）日本武士·熊本藩士、儒学家、汉学家、思想家、朱子学（实学）学者。从二位·勋二等·男爵。通称传之丞、八右卫门，字子中，雅号东野，别号东皋、猿岳樵翁、茶阳。
儒学者、宫内官僚。出身于肥后，父亲是熊本藩士。早入藩校时习馆师从横井小楠。明治3年（1870年）为藩知事细川护久的侍读。翌年出仕宫内省，为明治天皇的侍讲。明治10年在宫内省于天皇侧近设置侍补职，成为明治天皇的帝师和私人顾问。明治12年批判藩阀政治，展开天皇亲政运动失败，侍补职被废止。明治14年授一等侍讲。明治19年任宫中顾问官。明治21年任枢密顾问官。致力于明治天皇的君德辅导，在政治上反对立宪制，主张天皇之德治，在教育政策上反对开明派的知识启蒙，主张仁义忠孝之德育。参与《教学大旨》的起草、《幼学纲要》、《皇室典范》等的编纂以及《教育敕语》的起草。
目录
人物生平
藩士时代文政元年10月1日（1818年10月30日）生于肥后国熊本城（今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樱町3-22），是熊本藩藩士元田三左卫门（700石（本知550石））与津川平左卫门的女儿阿喜和所生之子。元田家在熊本藩内位列上士（上级藩士，藩士中的最高家格）阶层，父母双亲都是元田家从别家收养过来的养子，元田永孚自幼由祖父元田自泉照顾。
元田永孚幼年时，因父亲左三卫门在藩主细川齐树身边担任小姓（幕府·诸藩身边的侍臣，处理日常庶务和秘书工作），天保8年（1837年）在齐树之侄兼养嗣子细川齐护（第10代藩主）身边担任御侧取次而事务繁忙，在祖父身边长大。永孚幼承祖父元田自泉的严格教育，学习《唐诗选》和《论语》。文政11年（1828年）进入熊本藩藩校时习馆学习。天保3年（1832年）元服，天保8年（1837年）3月父亲陪同细川齐护参勤交代，元田永孚也随之赴江户，在游历京都、大阪、江户后归藩。同年8月与时习馆居寮长横井小楠相识，在学问上受到横井小楠、下津久马（休也）的指导。以后元田永孚深受横井小楠的思想影响，自以祖述者为己任。天保14年（1843年），元田永孚与长冈是容、横井小楠、下津久马、荻昌国结成“实学党”（以横井小楠为核心的藩政改革派），实学党始于他们研究会读朱子学的《近思录》的团体活动，仰慕大冢退野倡导的学风，以李退溪（退溪李滉，李朝儒学宗师）主张的治国安民、利用厚生、躬行实践的学术思想为宗旨，追求实学，要求改革藩政，与反对改革的主流派“学校党”（保守派）对立。
弘化4年（1847年），支持横井小楠的熊本藩次席家老长冈是容在同保守派的笔头家老松井佐渡的派阀斗争中失势，元田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退寮，虽然在野，但仍一边学习一边继续与实学党的交流。嘉永6年（1853年）黑船来航，长冈是容重新得势，但此时横井小楠与长冈是容在思想和政治方针上发生分歧和对立。横井小楠积极倡导“开国论”，长冈是容倾向于“攘夷论”。安政2年（1855年），实学党分裂为得到家老、藩士拥戴的长冈的“坪井派”（明德派）和乡士、豪农支持的横井的“沼山津派”（新民派），元田一度与实学派拉开了距离。
安政4年（1857年）12月2日，父亲去世后，元田永孚于安政5年（1858年）2月继任元田家第8代家督。文久元年（1861年）陪同第11代藩主细川庆顺（细川齐护次子，后改名韶邦）参勤交代，再度赴江户。在江户，与在幕府政事总裁职松平庆永（前越前福井藩藩主）之侧近推动江户幕府改革的横井小楠相逢并重拾旧谊。文久2年（1862年）9月因妻子突然病故，短暂辞职归藩。同年12月被任命为京都留守居，奉藩命上洛。在京都努力周旋于公武合体派诸藩中间，反对尊王攘夷。文久3年（1863年）7月归藩后任中小姓头。元治元年11月的第一次征伐长州，元田永孚随庆顺之弟长冈护美率领熊本藩兵驻守小仓阵地。庆应元年（1865年）辞职。庆应2年（1866年）幕府第二次征伐长州时反对出兵，反对武力讨伐萨摩藩和长州藩，主张公议政体论。庆应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王政复古宣言发布后，主张细川氏应乘势上洛。
庆应3年（1867年）12月任高濑町奉行，庆应4年（明治元年、1868年）4月任侧用人兼奉行。由于以学校党为首的保守派与以实学党为代表革新派之间的对立使藩政府无法确定方针，元田永孚的从速出兵和藩主上洛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明治维新后，因厌倦藩内的无休止的意见对立，明治2年（1869年）2月隐退东大江村，开设私塾“五乐园”。明治3年（1870年）5月，知藩事（藩主）细川护久起用实学党推进藩政改革，实学党因此重新掌握了藩政的主导权，元田永孚被推举为藩主的侍读，回到权力中枢。 明治帝师明治4年（1871年）1月，元田永孚奉藩命上京，兼任宣教使、少参事。明治4年5月30日（1871年7月17日）在大久保利通的举荐下，出仕宫内省，此后20余年一直作为经筵讲官为明治天皇进讲（经筵日讲），为明治天皇的政治·文化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治4年9月5日（1871年10月18日）任宫内省七等出仕。明治5年2月13日（1872年3月21日）任宫内省六等出仕。明治6年（1873年）5月17日任宫内省五等出仕。明治8年（1875年）任宫内省四等侍读。同年7月22日兼任三等侍讲。明治10年（1877年）8月29日兼任宫内省二等侍补，明治10年（1877年）9月15日兼任二等侍讲。明治11年（1878年）6月20日——明治14年（1881年）5月14日任皇后宫大夫，执掌皇后宫中事务。明治11年（1878年）12月24日——明治12年（1879年）10月13日兼任侍补。明治14年（1881年）5月14日任一等侍讲，同年5月15日兼任皇后宫御用挂。
元田永孚十分重视对天皇的汉学教育，为天皇进讲《论语》、《日本外史》等典籍，教授帝王学，本着“敬天保民、致君尧舜”，以儒教的德治主义的理想努力培养君德。明治5年（1872年），元田永孚致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希望以儒教助力天皇的精神成长，批判了政府激进的文明开化政策。同时不满宫中和府中（政府）的分离，提出应整合宫府，使两者一体为辅导天皇而尽力的主张，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实至名归的以天皇为权力顶端的政治体制（绝对君主制）的开始。
力推亲政元田永孚联合吉井友实、土方久元、佐佐木高行、高崎正风等内臣在天皇侧近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宫中政治势力，极力推进“天皇亲政运动”。元田永孚和高崎正风曾向天皇规谏，主张天皇亲政，改组内阁，建立一个由天皇侧近的侍从辅佐天皇左右国事的政府。
西南战争后，元田永孚提出行政财政改革主张，其中一环就是在宫内省设置侍补职，一等侍补德大寺实则（宫内卿兼任）、吉井友实、土方久元，二等侍补元田永孚（侍讲兼任）、高崎正风，三等侍补米田虎雄、锅岛直彬、山口正定8人，11月补建野乡三为三等侍补，明治11年（1878年）3月追加佐佐木高行为一等侍补，至此，宫中侍补职共有10人组成。
荣典
明治8年（1875年）2月24日：正六位；
明治8年（1875年）9月20日：从五位；
明治12年（1879年）12月15日：正五位；
明治15年（1882年）6月17日：勋三等旭日中绶章；
明治19年（1886年）10月28日：从四位；
明治21年（1888年）5月29日：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明治21年（1888年）10月20日：正三位；
明治24年（1891年）1月21日：男爵；
明治24年（1891年）1月22日：从二位。
学术思想
元田永孚虽然重视实学，但又认为应以儒教道德为“本”，知识才艺为“末”，力求以国民教化之根源以皇室为中心的传统。将西洋文明开化的压力视为国体之危机，认为藩阀政治排忠义弄权道以轻视皇室。此外，元田将辅导明治天皇成为能够垂范国民的儒教中的“有德之君”（致君尧舜）视为忠臣之道并为此竭尽心力。
元田永孚对于森有礼作为教育行政首长（文部大臣）倡导西洋启蒙思想更是持强烈批判的立场。元田在致森的书简中写道：“孔子の教は吾（わが）国にありては君を爱し、吾父の子となりては吾父を爱して、孔子を爱せるを以て吾道と心得るを以て日本の今日にありては忠孝の大道を其时世々々に活用するを以て仆の学问とする（原文以片假名书写）”
明治17年（1884年），元田永孚撰写了《国教论》，主张把对皇室的崇敬转化为国教，对全体国民进行彻底的教育。试图以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在日本的现实社会的彻底化、修身与治国之一体化共同将尊崇皇室确立为一种“国教”，元田的“政教一致”路线，将通过《教育敕语》确立天皇制国家来实现。但是，倡导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学者井上哲次郎认为，元田的思想偏重于君臣之道德而轻忽国家之理性，提出了批判性见解和不同意见。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