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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鎮憶舊 · 採煤(1-2)馬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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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鎮憶舊 · 採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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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鎮憶舊 · 採煤(1-2)》中國當代作家馬明高寫的散文。

目錄

作品欣賞

兌鎮憶舊 · 採煤(1-2)

01

兌鎮,過去一直叫兌九峪鎮。

煤,兌九峪的人叫它為炭。

炭,現在已經很少了,尤其是好炭。現在,儘管出炭是機械化作業,產量也很大,而且大的驚人。一個晚上,一個作業班,就可能把深藏在八千米以下的一座山挖走了。一座山,一座煤的山,一座經過幾千年幾萬年才能形成的煤山。現在,挖炭的煤礦越來越大,由古遠的「煤窯」,變為近代的「煤礦」,又變為「煤炭公司」,又變為「煤礦集團」。但是,村裡的人卻越來越燒不上炭了,更不用說好炭了。村裡的人也不知道老祖宗們留下的那麼多幾千年幾萬年才造化為「炭」的東西,都被轟隆轟隆的機械挖上來,火車似的大汽車一車接一車地拉到哪裡去了?幹什麼去了?反正老百姓是很少能燒上炭了。

前兩年,政府為了解決村里老百姓的過冬問題,就讓那些「煤礦集團」給村裡的人發「愛心煤」,並且由政府掏錢,但每年發下的「炭」,讓老百姓都意見很大,一是分量不足;二是都是面子,而且是一點光澤都沒有的發灰的面子,更不要說塊炭了。炭,好炭,真正的好炭是那種閃閃發光的清亮的黑漆般的塊炭。真正的好炭,那可真是一塊一塊閃閃發光的「黑色的金子」啊!現在,政府為了不惹麻煩事,也不掏錢採購炭了,而是按人口直接發老百姓錢了。但是,有了錢,也要有能買到炭的地方呀!嗚呼哉,哪裡有炭呀?不要說好炭了,就是再不好的炭也行!

兌九峪的人把經過火燒的煤,煉成的煤焦,叫「藍炭」,把那些不好的煤,不發光的煤,石頭般堅硬的煤叫「夾石」。把過去燒磚燒灰用剩的,也已經變得很輕的灰炭的結狀物,叫「硌涼」。夾石是不能燒的,而硌涼還能繼續燒,但發熱發光的力量,比起炭來要差得遠的遠。

其實,在很早以前,村裡的人已經燒不上炭了。炭都給「煤礦公司」和「煤礦集團」,洗了「夾石」後,又煉成焦炭賺錢去了。村裡的人只能燒那些他們在洗「夾石」過程中用過的廢水抽到土地里形成的「泥」,村裡的人叫它「煤泥」。煤泥看起來漆黑漆黑的,但燒過之後,看到的都是發紅的土,「泥」變成了「土」,「土」哪能是煤呢?所以發熱發光的力量也很差勁,有的煤泥就差得不能說了,因為它就是個「土」。

小時候,家裡日子緊巴,父親身體有病,不能多干體力活兒。家裡姊妹兄弟四個,我又是老大,所以很早就擔水擔炭了。我記得很清楚,我從十三歲就開始擔水擔炭了。擔水是每天除了上學以外要做的事情。我儘管年紀小,但很有計劃性,我的安排是:春秋季節,中午、下午下了學都能擔水。夏季則必須是下午下了學挑,早晨沒時間,中午又太炎熱。冬季則必須是中午下了學挑,因為中午陽光充足,暖和,下午太冷,井口又結了厚厚的發白的冰,每次挑水,在絞水的時候,老怕從冰上滑進井裡。一家六口人,做飯洗衣,餵豬洗菜,沒有三、四擔水是不行的。因為我年紀小,用的水桶也小,像大人一樣用的大水桶,我挑不動。所以,沒有六、七擔水是一天下不來的。等到我到十七歲了,才用上了像大人一樣用的大水桶,來回挑水跑的次數才少了,我的心裡才有些輕省了。挑炭也一樣,我一般是在星期天去煤窯上挑。不是叫「泥溝」的煤窯,就是叫「大井溝」的煤窯,距離都差不多,不過是一個在我家的北邊,一個在我家的西邊。一個星期,一家人燒火做飯,沒有三、四擔炭是下不來的。那個時候,我們學校每周的星期天,只歇一天半,星期六一下午,星期日一天。我一般的安排是星期六下午做老師布置下來的作業,星期日這一天去煤窯上擔炭,如果星期天下雨或下雪,擔不成炭,那也就慘了,只能是抽平時中午下了學的時間去挑了。中午的時間也就是兩個小時,那時候,一天三上學,早晨六點上學,八點下學;上午九點上學,中午十三點下學;下午十五點上學,十八點下學。中午從一點到三點,就兩小時,到煤窯上擔上一回炭,就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了。

每次,我都是挑着籠子,從家裡走到煤窯的煤堆上,煤堆旁已經停了好多好多的騾車馬車。他們都在緊張地等從井下上來的煤箱,兩個井上工人把那剛從井下吊上來的煤箱,推到煤堆旁,喳喳幾下打開煤箱,工人走到煤箱後面,身一低,腰一彎,用力一托,煤箱就在傾斜的軌道上翻到了,轟隆一聲就都倒在煤堆上了。那些騾馬車的趕車人就紛紛而上,嗷嗷地叫着去搶那些從煤箱裡出來的大塊大塊發亮的炭。剩下的面子煤就沒人搶了。那兩個井上工人邊收拾煤箱,邊朝那些搶塊炭的趕車人鬨笑着,很有自豪感。我總是看着這些黑臉黑衣服的工人笑。因為他們黑黑的人只有在笑的時候才露出潔白的牙齒,惹的我很好笑。笑過之後,我也放下挑擔和籠子,加入那些趕車人搶塊炭的隊伍中去了。由於我人小,一會從他們胳膊下鑽進去搶,一會兒又從他們兩腿間鑽進去搶了。有兩三箱,煤箱出來的時光,我就把兩隻籠子塞得滿滿的了。那些趕車人就嗤嗤嗤地朝我笑,罵道:「這小子,猴精!」

對於經過這麼努力,才撿到籠子裡的每一塊炭,我都很珍惜。等把他挑到出煤窯的磅房那兒,過磅賣炭的人出來看了一眼,說:「錢呢?」我扭扭捏捏地掏出貳角錢,遞了過去。賣炭的人很不高興,說:「就二毛錢?」我的臉紅紅的,我一個十三歲的毛孩子,能擔多少?賣炭的人就很生氣地說:「從籠子裡下些!」我很不情願地從籠子裡掏出了兩塊。賣炭的人還不高興,親自跑過去又掏出了兩三塊,說:「去吧!」我就只好臉紅紅的挑起這兩籠炭走了。走上一段路,就得放下擔子歇,實在是有些沉。但我再也捨不得從籠子裡掏出一塊扔了。因為這已經是經過出錢買的東西了,我更珍惜了。還沒走多遠,擔子壓得我的肩膀很疼,只好放下擔子又歇了。歇了一會兒,下了決心似的,挑起擔子再走,還沒走幾步,肩膀上又是直生生的疼,腿肚子都有些軟。但我心裡已經不敢歇了,因為離家裡還很遠,下午上學的時間估計快到了,心裡很急。可是,後面的籠子碰了一下鐵路上的電線杆,有一塊炭掉在路上了。為了這一塊炭,我才覺得有理由放下擔子歇一歇。放下了擔子,我的頭流水似的直冒汗,心裡想掉了就掉了,掉了不就籠子的重量輕了嗎?不返回去撿它了。可回過直冒熱氣的頭去望那靜靜地臥在不遠處的一塊黑,仿佛自己的孩子似的,是那樣的捨不得。那一塊黑,已經從煤窯上花錢買出來了,不去撿到籠子裡,不是可惜嗎?再說自己已經從煤窯上挑到這裡了,快到家裡了,扔下它不要了,不是可惜了自己的力氣嗎?可惜了那錢,又可惜了自己的力氣,這是多麼的殘忍而不道德呀!已經有這麼多孩子似的炭在籠子裡,快回家了,就多餘那塊丟在路上的那一塊炭嗎?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啊,我怎捨得嫌棄已經可憐得被碰在地上的這一塊炭啊?於是,我疲倦地站起來,轉身返回去,把那塊亮亮的炭拾起來,放進籠子裡,細細地把它放好放穩,生怕它再被從籠子裡掉下來。這樣,才放心地再看它一眼,拿起扁擔,挑起了兩隻重重的籠子,吭哧吭哧地朝家裡走了,滿頭大汗地挑着擔子走進村頭了,一抬眼,看見母親站在大槐樹下的土塄上,焦急地張望着遠方。我的心就仿佛放在肚子裡,朝媽媽喊道:「媽——」母親仿佛心疼似的朝我急急地跑來了……

02

石像村的馮舉人在民國時期,寫了一本書,叫《山西鄉土志》,其中第二十一節「礦產」中說:「五金名礦,天地不有,而煤鐵之多且美,不獨冠全國,且為世界礦震驚,其他品質亦眾且多,惜乎無大資本家開此利源也。煤,從孝義西山所出為最佳,大同次之。鐵,從潞安所出為最佳,平、孟次之。絳州之銅,隰州之硫黃,交城之玻璃,皆其彰明較著者,英人李提摩太謂,晉人之窮,如因餓於床,而床下滿積金銀而不知取。」馮舉人文中所說最後一句,與孝義西山的人與煤一樣,如同餓於床,而床下滿積金銀而不知取。


其實,村裡的老百姓也知道「床下滿積金銀」但是「取不起」。取床下之「滿積金銀」需要錢,而且不是小錢,正如馮舉人所說需要「大資本家」。現在,「大資本家」多了,但「滿積金銀」也都取得差不多枯竭了。不僅「孝義西山」的取完了,而且把孝義東部平川更深之下的「金銀」也取完了。

可在清末民國初期那陣兒,孝義縣,尤其是兌九峪那一帶的富貴人家,有好多是靠僱人挖煤發起來的。

馮舉人濟川先生的馮氏家族就是如此。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東渡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學分校經緯學堂留學的費用,就是靠遠在中國山西孝義石像村馮家的兩個煤窯收入來供給。當時,馮家在兌九峪開煤窯兩座,每年出窯七八百萬籠。這個「籠」可不是我小時候擔炭的那「籠」,而是足足裝100公斤炭的大「籠」。馮舉人在日本研究東西各國學說,知道日本的近代工業很發達,與煤窯開採有密切的關係。但此時,他的心中所想不在煤炭,而在教育。他給在山西省最高長官的《張中丞再遊學書》中說:「方今海奸各國,日以瓜分中國為言,日俄之心尤為叵測,如不自振,印度安南之績殆不遠矣。」生等蒙培植之恩,派學師範,推原盛意,誠以欲振興庶務,非人才眾多不可;欲作育人才,非教育得法不可。教育得法,然後可統一人心,為富國強兵之計。」

可是,馮氏家族能有馮濟川先生在日本留學,正是靠他的祖宗們在孝義西山挖煤起家的。

馮舉人在《石像山人墓志銘》中交代:「馮氏之先為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高之後畢萬封魏,其支孫食采於馮,因以為氏。周末,馮亭守上黨死難,遂家焉。」又說:「明初,有諱齊者,自洪洞大槐樹遷孝義之石像村,乃定居焉,二十世至濟川。」還補充說:「初居南關鐵匠巷,後徙石像村,遂定居焉。」其中可見馮氏家族之發展脈絡。 民國十年,馮舉人又撰寫了一篇《清贈文林郎國子監太學生馮君賜五墓表》說:「君於治生無定業,常雲兢於天者上也,兢於人者下也,兢於人者奪彼以益此,兢於天者日出而不窮。以故生平致力如牧畜森林,如煤鐵礦皆於天然 ,而家以日興,鄉鄰依以生者亦自眾。君量才賦金前後致小康者無算,而君積券至萬金。」從中可見,馮家經營煤礦,始於馮濟川祖父馮秉福。孝義西山煤碳資源豐富,馮舉人祖父利用這一地理優勢,大搞煤炭採掘經營,很快獲得成功

民國初期,兌九峪一帶有這樣的順口溜:「只要緊緊跟上馮舉人,就能讀書出國去留洋。」還真的,就有不少人不僅跟上馮舉人去日本留學,還跟上馮舉人挖煤大發了家。郝家寨村的郝文燦就是如此。

明朝初年,郝氏定居郝家寨,祖上多人為官,郝文燦的祖父郝正誼,生於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為貢生;其父親郝麗田,生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郝文燦幼年失怙,四歲時父親就去世了。與母親張氏及哥哥郝文郁相依為命,家境貧困日子過得朝不保夕。饑寒交迫的日子造就了郝文燦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品格。他母親張氏,雖為女流之輩,卻也頗有見識。郝文燦六七歲時,到了該上學讀書時候了,卻因交不起學費不能入學。一日,得知知縣大人要去胡家窯的瓷窯上辦事,郝家寨離胡家窯不遠,下了寨子山就是。這個小腳女人踉踉蹌蹌地拉着文燦、文郁兩兄弟,跪在官道中央,將知縣大人的轎子攔下了。她將郝家幾代先人均有功名,家境貧寒,兩孤兒不能入學等等,娓娓道來。知縣大人聽後深受感動,大筆一揮,寫下字條,兩兄弟於是入本村私塾就讀。

郝文燦年齡稍大些後,迫於生計,與兄長課餘時間參加鄉村勞動。冬天私塾放假後,兄弟二人就到附近的小煤窯上打工。郝文燦聰明伶俐,把教師肚子裡的東西掏空了。此時,張氏又做出了一個偉大的決定:讓兒子郝文燦送至馮濟川舉人那兒學習。當然,馮舉人收學生不是什麼人都收的。馮舉人就是名氣很大的清朝甲午科舉人,石像村的石像山人。但好就好在馮舉人是郝文燦姑母的兒子,與郝文燦表兄弟相稱,長他二十餘歲。他在馮舉人家讀書讀到十六歲,馮舉人推薦他到黃文村擔任私塾先生,後又經馮舉人指導,他考入山西省農業學堂。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十九歲的郝文燦參加了山西省省級科考,取得了大清朝的科舉人學位。同年,他又參加了清政府招考公費赴日留學生的考試,在一千八百多名山西舉人的考試中,名列第二。馮舉人借他白銀四百兩,助其赴日留學於日本明治大學農林系。

光緒二十七年(1902年),二十四歲的郝文燦畢業回國,先後擔任陝西省苗鋪縣知事,山西省壺關縣及右玉縣知事。郝文燦早在日本留學時,加入了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同盟會。進入民國,他率右玉縣民政旗易幟,響應並擁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辛亥革命後,他任山西省政府實業司科長,山西省財政廳秘書長等職。先後任山西省農業專門學校總學監,商業專門學校校長,山西大學訓商主任等職。

郝文燦回國後,家道日隆,一來他俸祿可觀,而且他還四處講學,講學收入高於俸祿。二來他利用積累資金投資工商業。首先,他在兌九峪鎮南面的弓家原里,數家合股開辦了一個弓家原煤礦。煤礦獲利後,他又在此溝里獨資開辦了石門子、拐把子兩個煤礦,還在郝家寨村西南的家溝里開了個後家溝煤礦。這些煤礦獲利後,他又在兌九峪鎮沿街**了五六處商業鋪店,有聚源慶當鋪、益源慶商行、東日升糧行等。他又在孝義舊城和汾陽城開設了多處商號。同時,他在省城太原的幾家大型廠礦里及榆次晉華、經緯兩個紡織廠投入了股份。後來,他就用這些獲利資金,大量購置田產房屋,僅在郝家寨村就購置土地百餘畝,同時新建、購置不少房屋。村裡的好地和房屋,基本上被他買去了。他又在周圍的村里買地,圪卓頭村的葫蘆坪、令狐村的原上、於家莊的原上、偏店村的窪兒里、兌九峪的南河灘、水峪村的河槽里,都有他的大片土地。偏店村窪幾里的這一百五畝地,離村莊近,向陽背風,他不僅逐漸將其全部收購,而且在這塊地里建了一座占地十餘畝,房屋二十餘間的騾馬大店,既可以讓過路行人車輛住宿,又可以做為長工及短工們的食宿地,還可以作為儲放糧食、農具的庫房。郝家的財富與日俱進,很進就成為孝義境內西山的首富了。[1]

作者簡介

馬明高,山西省孝義市人。

參考資料